能以自己的力量消灭对方，那当然是很好的，但任何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这就需要能够利用种种矛盾，特别是对方营垒内部的矛盾。而可以利用的矛盾总是存在的，就是一时不存在，也可以制造出矛盾来，削弱对方，为我所用。

古代封建统治者对待农民起义军，在军事镇压同时，还在起义军内部制造混乱，谋取内讧，在政治上采取“剿抚并用”的手段，打进来，拉出去，千方百计地制造起义军内部分裂，达到镇压起义的目的。

爆发于184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波澜壮阔，很短的时间内，便席卷大半个中国，大有破竹之势。太平天国运动，不仅直接打击了满清封建统治，同时也损害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于是，镇压太平天国，成为满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的共同目标。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国内外反动派，不单对太平天国采用军事镇压，同时也从政治上来瓦解太平天国。所以，帝国主义向满清政府献计：“照现在的形势来看，没有什么可以阻碍它们的胜利。有之，唯内讧而已。”

这条计策，深得清政府的赞赏。曾国藩就曾不止一次地叫嚣，主张以知贼为急务。也就是说要急于了解和掌握太平军的内部情况，然后对症下药，采取措施，打击太平军。于是，他们派遣训练有素的间谋，打人太平军，刺探情报，安插奸细，窥探太平军中有无“吞并之事”，企图制造分裂。(www.daowen.com)

比如，潜伏于天京城内部的清朝官吏张继庚，即为内奸。他曾7次写密信给反动头子向荣。向他报告不少有关太平军的军事设施、兵力配备、人员调动以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使得清军能及时了解太平军的动向，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为使太平军“相互涂炭”，他利用机会散布流言，说什么“东王待广西人厚湖南人薄”，其目的在于挑拨太平军水营与东王府官兵之间的关系，破坏他们的团结，并极力煽动湖南官兵自行“结盟”，拉山头，搞宗派，甚至策划他们投降清军，从太平军内部进行颠覆活动。

清军还将太平军将领“分别等次新旧”，分门别类，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对付措施，妄图从中寻找缺口。比如，对太平军内部的异己分子，他们的原则是“求善间者多方以误之，使其自相鱼肉”，坐收渔人之利；对加入太平军的少数所谓“读书明理之人”，他们的原则是收买，使其充当内奸，“谋内讧”，“通消息”，搞策反；对少数投敌叛变分子，他们的原则是利用他们去拉关系，给太平军内部写诱降信，采取挑拨离间、封官许愿等手段，引诱、腐蚀起义军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培植效忠清王朝的分裂投降势力。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清军使用谋取内讧的战略战术，并取得了一定的战略效果。除他们自身的势力外，还在于太平军内部发生了动荡，出现了混乱，客观上为清军的潜入提供了契机，使得清军有了喘息的机会，卷土重来。石达开的率部出走，韦昌辉的屠杀事件，竟使得太平军大伤元气，人心涣散。在这危急之时，清朝咸丰帝一再要求“乘其内乱，次第削平”，“乘其人心涣散之际，设法散其党羽”。再加上太平军攻克南京后，放松了警惕，也没有乘势出击，而是在南京建都，改南京为天京，不思上进，贪图享受，以致太平军内部的危机日益加深。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清军重整力量，四面反攻，围困天京。在江西战场上，曾国藩部队顺江而下，剿灭太平军，进逼天京，直接威胁着天朝政权。清军还用重兵尾随石达开，前堵后追，逼得石达开走投无路，全军覆没于大渡河。石达开出走太平军总部，标新立异，但结果却无一生还。这其中，就有着清军谋取内讧的重要因素。再如天地会虽然参加太平军，但仍保留自己的称号与旗帜，内部纪律松驰，军械不整，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地域之见，心胸狭窄，经常与太平军发生矛盾。在天京被困的极端困难之时，矛盾更加突出，甚至相互猜疑，相互攻杀，给清军以可乘之机，以致被清军各个击破。最后，持续了十几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由于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攻击，由于其内部的混乱与分裂，终以失败而停止了战斗。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终因其内部分裂而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