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城乡关系的思想经历了刘易斯理论、增长极理论、城市偏向理论、乡村城市战略理论、Rondinelli^[7]自上而下“次级城市”战略和波特（Porter）的“城乡联系与流”思想理论等。20世纪50年代，城乡关系理论成果主要是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该模型产生于有关城镇对乡村的寄生性（parasitic）或者生产性（generative）的研究，拉尼斯和费景汉结合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结构”的概念和分两部门经济发展模型，建立了“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20世纪50年代末，学者们认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过于强调城市工业的重要作用从而导致农村发展缓慢，从而逐渐产生城乡发展的两个理论派系，一类是乔根森模型和托达罗模型；认为应该保持工业与农业的平衡发展。另一类是以增长极和核心——边缘关系为代表的城乡空间极化发展理论模型。托达罗（Todaromp）^[8]认为中国的农业发展落后是对城市工业发展过于重视造成的，他认为应该综合开发农村农业发展。虽然上述理论提出了加强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仍然没有摆脱城乡分割的范畴，这两种理论是带有明显城市偏向性的城乡发展理论。

20世纪6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cois Perroux）^[9]提出区域发展理论——增长极理论，该理论经过布德维尔（Boudville）、瑞典经济学家谬尔达尔（Myrdal）^[10]、赫希曼（Hirschman）和费里德曼（Friedman）^[11]等学者的深化逐步完善。增长极理论支持城市工业的发展和中心城区的投资，通过上述措施的扩散效应发展乡村地区。但是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实践证明这一理论并不易取得成功，所期望的“扩散效应”被强化集中的“回流效应”所取代，不但没有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反而使其进一步强化扩大。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2]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核心—边缘理论，弗里德曼认为：工业化和城乡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并非均衡分布，而是集中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地区，它的空间组织表现为二元结构。该理论在增长极理论上进一步深化，通过政府的投资和人口因素的扩散淡化城乡之间的边界。在这一阶段，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发展源于某个地方或者区域，通过扩散和发展，消除乡村地区的不平衡。这些理论都带有明显的城市偏向性，最终都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进入20世纪70年代，传统的自上而下（top—down）的城乡发展理论被认为不再适合城乡关系的长远发展，学者们开始认识到城乡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两者的统筹发展才是城乡关系发展的最终目标。这一观点以Lipton的“城市偏向（Urban Bias）”理论、弗里德曼&道格拉斯（Douglass）提出的乡村城市（Agro-politan）战略、Rondinelli^[13]提出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为代表。日本学者岸根卓郎^[14]从系统论角度出发，强调城乡融合发展。道格拉斯从城乡相互依赖的角度提出了区域网络发展模型。(www.daowen.com)

城乡融合理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进一步深化，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经济不断融合以及网络社会飞速发展使得大都市区（Megalopolitan）、大都市伸展区（EMRs）和巨型城市（Mega-city）的理念开始出现。上述理念的出现催生城乡关系理论向区域城乡发展观（regional network strategy）和城乡相互作用理论（rural-urban interaction）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末期，麦吉（Mc Gee）^[15]发现城市与乡村界限日渐模糊，农业活动与非农业活动紧密联系。

进入21世纪，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发展使得城乡关系有了新的变化，与城乡分割不同，城乡相互作用开始被学者们接受。以昂温（Angwen）^[16]（1989）提出的城乡间的相互联系的分析框架和道格拉斯^[17]（1998）在构建了城乡联系图表将城乡相互作用研究引向深入。近些年来，城乡间相互作用的发展逐渐兴盛，塞西莉亚·塔科里（Cecilia Tacoli）^[18]和大卫·塞特思威特（David Satterthwaite）^[19]构建了积极的和消极的“城乡相互作用与区域发展”的关联模式。肯尼斯·林奇（Kenneth Lynch）^[20]提出了“城乡动力学（rural-urban dynamics）”的概念，并从资源分配角度揭示城乡联系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