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工程政治风险处置对策效果评估SD模型，涉及政治风险对项目压力子系统、政治风险处置对策子系统以及承包商—东道国当局的博弈过程子系统。

1）政治风险对项目压力子系统

该模型中政治风险—项目系统子系统如图6－22所示。该子系统所包含的变量包括：政治风险类型（PR_Type）、东道国母国关系（Home_Host_Relationship）、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Governance_Level）、风险应力（σ）、项目风险应对能力（Capacity）、项目风险暴露（Exposure）、项目粘弹性（Viscoelasticity）、应变速率（Strain_Rate）、项目应变（ε）。

图6－22　政治风险对项目压力子系统

（1）风险应力方程

由于政治风险事件发生后，其发展和对外国投资的影响受到东道国政治社会因素的调节作用。因此，本研究假设风险事件发生会产生一个初始的风险应力，而这个风险应力的变化受到东道国政治社会因素的调节。根据第4章对国际工程政治风险形成路径的研究，对政治风险后果有影响的东道国社会政治因素为东道国母国关系和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且二者的权重比为（0.45∶0.48）。

式中，w1和w2为变量东道国母国关系和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的权重。变量东道国母国关系和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在标准化处理之后的取值范围为（－1，1）。

（2）政治风险类型

不同的政治风险类型带来的政治风险后果也不相同，由此产生的政治风险应力初始值也不相同。本研究通过对前文所收集案例的统计来确定不同政治风险类型的风险后果平均值。由于案例中存在若干政治风险事件同时发生的情况，本研究建立并训练出如图6－23所示的贝叶斯网络模型，用来分离不同种类政治风险的后果。

图6－23　政治风险类型对应政治风险后果的贝叶斯网络

该模型可以计算出当某一政治风险类型单独发生时，其风险后果影响水平的分布和均值，例如，当F1法规政策变动风险单独发生时，该模型结果如图6－24所示。F1发生时，其风险后果均值为2.24。

所有类型的政治风险单独发生时，风险应力初始值如表6－7所示。同时，由表6－7也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政治风险对项目的威胁从大到小排序为：F5政府违约风险、F3政治暴力风险、F2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F1法规政策变动风险、F6针对项目的抗议风险、F4贪污腐败风险。

图6－24　F1单独发生时的风险后果

表6－7　政治风险类型及其风险应力初始值

（3）项目粘弹性

项目粘弹性为一个二维变量，包括项目风险应对能力、项目风险暴露两个维度。

（4）应变速度和项目应变

Maxwell元件的应变满足式（6－7）：

式中，E为代表元件的弹性；η代表元件的粘性。

因此项目应变速率及项目应变满足式（6－8）和式（6－9）。

2）政治风险处置对策子系统(www.daowen.com)

该模型中政治风险—项目系统子系统如图6－25所示。该子系统所包含的变量包括：对策对东道国的政治补偿（Political_Compensation）、对策成本（Cost）、收益系数（Payoff_Coefficient）、对策收益初始值（Initial_Payoff）、对策收益（Payoff）、项目应变（ε）、贴现因子（Discount_Factor）。

图6－25　政治风险处置对策子模块

（1）对策成本

当某一对策给以东道国当局更多的政治补偿时，其所耗费的成本也必然更大。

（2）对策收益初始值

（3）对策收益

根据鲁宾斯坦的讨价还价理论，对策生效被拖延的每个时期，其收益都会有一个折扣，即被贴现，被贴现的速率用贴现因子来表示。再加上对策如果不能产生效果，政治风险事件将会对项目产生持续影响，实际上贴现因子也在随着时间不断变大。本研究根据以上理论假设：

3）承包商—东道国当局的博弈过程子系统

该模型中承包商—东道国当局的博弈过程子系统如图6－26所示。该子系统所包含的变量包括：共识积累速率（Consensus_Accumulation_Rate）、共识积累量（Consensus_Accumulation）、承包商谈判力系数（Bargaining_Power）、对策与东道国需求一致性（Demand_Fit）、对策生效概率（Effective_Probability）、对策效果（Measure_Effect），等等。

（1）共识积累量

根据前文分析，国际工程政治风险处置对策生效的过程就是承包商和东道国当局在新的政治环境下，不断积累共识，并最终达成一致的过程。

图6－26　承包商—东道国当局的博弈过程子模块

承包商或其背后的母国政府为了使对策生效而让渡给东道国当局政治补偿。这种政治补偿包括社会贡献、政治捐献、政治游说、来自母国的协议沟通，也包括反向的威胁，如以集体撤资为威胁、来自母国的压力等（Keillor，et al.，2009；王旋子，2013）。而不同类型的政府具有不同的行为偏好，例如权力型政府更加偏好获得政治租金（Political Contributions），而保护型政府更加倾向于提高社会总体福利（王旋子，2013；Grossman ＆Helpman，1996）。因此，处置措施提供的政治补偿与东道国当局需求的一致性非常重要，决定了政治补偿转化为共识的速率。承包商谈判力（Bargaining Power）代表承包商独特的竞争优势和其在东道国的生产经营促进东道国政府目标的程度（Lohrke，et al.，2013）。拥有较高谈判力的承包商，意味着在与东道国政府的博弈中有更大的议价能力，这种议价能力对政治补偿转化为共识的过程具有调节作用。对策收益水平代表承包商从该对策中获得的收益。从承包商角度而言，对策收益的降低同样会降低共识积累的速率，降低承包商方面与东道国当局达成一致的意愿。因此，共识积累速率和共识积累量的方程满足式（6－14）和式（6－15）。

（2）对策生效概率

对策的生效除了共识不断积累的必然因素之外，还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一般可以把导致对策生效因素的发生近似看做服从强度为λ的泊松分布（穆素，2005），λ的大小与共识的积累量成正比。因此，对策生效的概率服从参数为λ的指数分布。

（3）对策效果

对策效果受到对策收益、对策成本和对策生效概率三个变量的控制。对策效果的含义是对策收益的期望与对策成本的比值。

三个模块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如图6－27所示的国际工程政治风险处置对策效果SD模型。

图6－27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处置对策效果SD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