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敏感性分析:探究对结果的影响

敏感性分析:探究对结果的影响

时间:2023-05-3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对贝叶斯网络中的基本事件进行敏感性分析是安全风险概率分析的基本方法之一。将以上结果RS1取值为横坐标,F1的发生概率为纵坐标,可绘制为如图6-2所示的RS1文化距离对F1法规政策变更风险的敏感性分析图。6)SS1政治稳定性东道国政治稳定性对F1法规政策变更风险、F2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F3政治暴力风险、F4贪污腐败风险、F5政府违约风险风险存在影响,其影响的敏感性如图6-7所示。

敏感性分析:探究对结果的影响

对贝叶斯网络中的基本事件进行敏感性分析是安全风险概率分析的基本方法之一。根据敏感性分析的结果,可以确定出对后果事件发生概率贡献较大的基本事件,以便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减小这些基本事件的发生概率,从而减小后果事件发生的概率(陆莹,等,2010)。

本节首先分析各个因素对不同类型政治风险发生概率的敏感性。将敏感性定义为:

式中,αij代表第i个变量对第j种政治风险的敏感性因子;代表当变量vi取值1,2,3时得到的Fj的最大发生概率;代表当变量vi取值1,2,3时得到的Fj的最小发生概率;代表当P(Fj|vi=k)取到最大值时vi的取值;代表当P(Fj|vi=k)取到最小值时vi的取值。

1)RS1文化距离

根据图5-6国际工程政治风险预测的贝叶斯网络结构,文化距离仅对F1法规政策变更风险具有影响。为了探究RS1文化距离对F1法规政策变更风险影响的敏感性,利用本书5.3节所建立的国际工程政治风险智能预测模型,在其他变量取值按照案例样本数据平均分布时,RS1分别为小、中、大时,即按照表5-8中的变量离散化结果,RS1文化距离取值1、2、3时,分别观测F1法规政策变更风险的发生概率。当RS1取值为1时,预测模型结果如图6-1(a)所示,F1发生的概率为47.1%;当RS1取值为2时,预测模型结果如图6-1(b)所示,F1发生的概率为48.7%;当RS1取值为3时,预测模型结果如图6-1(c)所示,F1发生的概率为49.1%。将以上结果RS1取值为横坐标,F1的发生概率为纵坐标,可绘制为如图6-2所示的RS1文化距离对F1法规政策变更风险的敏感性分析图。

由图6-2可以看出,RS1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越大,F1法规政策变更风险越大,根据式(6-1),RS1对F1的敏感性因子

图6-1 RS1分别取1、2、3时的政治风险预测结果

图6-2 RS1对政治风险发生概率的影响

2)RS2政治联系

政治联系对F5政府违约风险和F6针对项目的抗议风险存在影响,参照上文研究RS1的敏感性的方法,可得到RS2对F5和F6的敏感性如图6-3所示。

图6-3 RS2对政治风险发生概率的敏感性

RS2越大,代表东道国与中国的政治联系越紧密,越紧密的政治联系会降低F6针对项目的抗议风险发生概率,其敏感性因子αRS2 F6=0.020 0。

政治联系对F5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的关系,较低的政治联系程度会显著增加F5政府违约风险的发生概率,而较高的政治联系相对于居中的政治联系也会轻微增加F5政府违约风险的发生概率。也就是说与东道国适中的政治联系更能有效降低F5政府违约风险的发生概率。相对于居中的政治联系,较高的政治联系会轻微增加F5政府违约风险的发生概率的可能原因是,与中国具有较紧密政治联系的东道国政府针对中资企业的行为更加有恃无恐,并且其在政策上和合同谈判上可能会给予中资承包商更多优惠,而这些优惠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或许不是那么容易实现。其敏感性因子αRS2 F5=0.060 0。

3)RS3经贸联系

经贸联系对F1法规政策变更风险、F5政府违约风险和F6针对项目的抗议风险存在影响,其影响的敏感性如图6-4所示。

图6-4 RS3对政治风险发生概率的敏感性

RS3越大,代表东道国与中国的经贸联系越紧密,经贸联系对F1法规政策变更风险和F6针对项目的抗议风险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随着两国间经贸联系更加紧密,F1法规政策变更风险的发生概率呈现出轻微的下降趋势,其敏感性因子αRS3 F1=0.017 0;随着两国间经贸联系更加紧密,F6针对项目的抗议风险的发生概率呈现出轻微的上升趋势,其敏感性因子αRS3 F6=0.013 0。

随着两国间经贸联系更加紧密,F5政府违约风险的发生概率降低较为明显,其敏感性因子αRS3 F5=0.042 0。

4)GQ1民主程度

东道国民主程度仅对F6针对项目的抗议风险存在影响,其影响的敏感性如图6-5所示。

图6-5 GQ1对政治风险发生概率的敏感性

GQ1越大代表东道国民主程度越高,从上图可以看出,随着东道国民主程度的提高,F6针对项目的抗议风险的发生概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敏感性因子αGQ1 F6=0.019 5。其原因是随着东道国民主程度的提高,其国民和社会组织表达自己诉求的难度降低,当项目危害到其利益时,也更容易发生针对项目的抗议活动。

5)GQ5腐败控制度

东道国腐败控制度对F1法规政策变更风险、F2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F3政治暴力风险、F4贪污腐败风险、F5政府违约风险存在影响,其影响的敏感性如图6-6所示。

图6-6 GQ5对政治风险发生概率的敏感性

GQ5越大,代表东道国的腐败控制程度越高。由上图可以看出,随着东道国腐败控制程度的提高,其对F1法规政策变更风险和F2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的影响并不明显,二者的敏感性因子均为,αGQ5 F1=0.009 0,αGQ5 F2=0.009 0。

随着东道国腐败控制程度的提高,F3政治暴力风险和F4贪污腐败风险的发生概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二者的敏感性因子分别为,αGQ5 F3=0.050 0,αGQ5 F4=0.016 5。

随着东道国腐败控制程度的提高,F5政府违约风险呈现出先下降再轻微上升的趋势,但总体趋势还是下降的。腐败控制度适中的国家,政府违约风险最低。究其原因,可能是腐败控制度较低的国家,其政府本身更容易发生违约;而中国承包商由于其固有习惯,并不能很好地适应腐败控制度较高的政府。腐败控制度对F5政府违约风险的敏感性因子为,αGQ5 F5=0.022 0。

6)SS1政治稳定性

东道国政治稳定性对F1法规政策变更风险、F2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F3政治暴力风险、F4贪污腐败风险、F5政府违约风险风险存在影响,其影响的敏感性如图6-7所示。

图6-7 SS1对政治风险发生概率的敏感性

SS1越大,代表东道国政治稳定性越高,由上图可以看出,随着东道国政治稳定性的提高,其对F1法规政策变更风险、F2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F4贪污腐败风险和F5政府违约风险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其敏感性因子分别为,αSS1 F1=0.006 0,αSS1 F2=0.001 0,αSS1 F4=0.005 5,αSS1 F5=0.004 0。

随着东道国政治稳定性的提高,F3政治暴力风险的发生概率下降趋势十分明显,其敏感性因子αSS1 F3=0.051 5。

7)SS3种族主义

东道国种族主义程度对F3政治暴力风险、F4贪污腐败风险、F6针对项目的抗议风险存在影响,其影响的敏感性如图6-8所示。

图6-8 SS3对政治风险发生概率的敏感性

SS3越大,代表东道国民众对外国人或非主要种族人群的欢迎程度越高,宗族主义程度越低。由上图可以看出,当种族主义程度降低时,F3政治暴力风险、F4贪污腐败风险、F6针对项目的抗议风险的发生概率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其中F3和F6的发生概率下降较为明显。三者的敏感性因子分别为,αSS3 F3=0.036 5,αSS3 F4=0.016 0,αSS3 F6=0.030 0。

8)EE1经济自由度

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对F1法规政策变更风险、F2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F3政治暴力风险、F4贪污腐败风险、F5政府违约风险存在影响,其影响的敏感性如图6-9所示。

图6-9 EE1对政治风险发生概率的敏感性

EE1越高代表东道国经济自由度越高。当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增高时,F1法规政策变更风险、F2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F5政府违约风险的发生概率都表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即在东道国经济自由度比较适中的情况下,F1、F2和F5的发生概率最低。经济自由度较低的国家其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容易发生F1法规政策变更风险、F2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F5政府违约风险。经济自由度较高的国家,其市场多已经被来自传统发达国家的承包商所占有,其政府对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承包商多有限制与歧视,激烈的竞争加上针对中国承包商的限制与歧视可能会诱发F1法规政策变更风险、F2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F5政府违约风险。EE1对F1、F2和F5的敏感性因子分别为,αEE1 F1=0.019 0,αEE1 F2=0.010 0,αEE1 F5=0.153 0。(www.daowen.com)

随着东道国经济自由度的提高,F3政治暴力风险、F4贪污腐败风险的发生概率呈现下降趋势,其敏感性因子分别为,αEE1 F3=0.012 0,αEE1 F4=0.006 0。

9)EE2贸易促进指数

东道国贸易促进指数对F1法规政策变更风险、F2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F3政治暴力风险、F4贪污腐败风险、F5政府违约风险存在影响,其影响的敏感性如图6-10所示。

EE2越大,代表东道国贸易促进指数越高,其各项基础设施和入境政策更加适宜外国投资。当东道国贸易促进指数增高时,F1法规政策变更风险、F2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F5政府违约风险的发生概率都表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其原因与EE1对这三种风险的影响原因大致相同。但是相比EE1,EE2对F2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的敏感性更大。EE2对F1、F2和F5的敏感性因子分别为,αEE2 F1=0.010 0,αEE2 F2=0.124 0,αEE1 F5=0.005 0。

图6-10 EE2对政治风险发生概率的敏感性

随着东道国贸易促进指数的提高,F3政治暴力风险、F4贪污腐败风险的发生概率呈现下降趋势,其敏感性因子分别为,αEE2 F3=0.008 5,αEE2 F4=0.003 5。

10)CC1建筑产业成熟度

东道国建筑产业成熟度对F1法规政策变更风险、F2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F3政治暴力风险、F4贪污腐败风险、F5政府违约风险存在影响,其影响的敏感性如图6-11所示。

图6-11 CC1对政治风险发生概率的敏感性

CC1越大,代表东道国建筑产业成熟度越高。随着东道国建筑产业成熟度的提高,F1法规政策变更风险、F2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F3政治暴力风险、F4贪污腐败风险、F5政府违约风险的发生概率基本上都表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其中F4贪污腐败风险发生概率的降低比较明显。东道国建筑产业成熟度的提高意味着各项法规和管理体制更加健全,发展更加成熟,贪污腐败和权利寻租的空间也就逐步降低。CC1对F1、F2、F3、F4、F5的敏感性因子分别为,αCC1 F1=0.003 0,αCC1 F2=0.002 0,αCC1 F3=0.020 0,αCC1 F4=0.018 0,αCC1 F5=0.013 0。

11)EP1经济增长

东道国经济增长对F3政治暴力风险、F4贪污腐败风险存在影响,其影响的敏感性如图6-12所示。

图6-12 EP1对政治风险发生概率的敏感性

EP1越大代表东道国经济增长速度越快。随着东道国经济增速的提高,F3政治暴力风险的发生概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其敏感性因子为,αEP1 F3=0.041 5。

随着东道国经济增速的提高,F4贪污腐败风险的发生概率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EP1=1意味着东道国经济增长为负,当一个东道国经济增速为负时,其经济面临衰退,政府雇员收入降低,其贪腐的驱动力增加。当东道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时,其政府雇员权利寻租的空间会增大,同样增加贪污腐败风险。EP1对F4的敏感性因子为,αEP1 F4=0.019 0。

12)RE3项目的技术、管理复杂度

项目的技术、管理复杂度仅对F2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具有影响,其影响的敏感性如图6-13所示。

图6-13 RE3对政治风险发生概率的敏感性

RE3越大,代表项目的技术、管理复杂度越高。当国际工程项目的技术、管理复杂度提高时,F2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的发生概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越复杂的项目,能够胜任的承包商越少,东道国政府对于能够胜任复杂项目的高水平承包商需求越高,因此发生行政限制与歧视的风险也就越低。其敏感性因子为:αRE3 F2=0.056 5。

13)RE4有利的合同条件

有利的合同条件对F1法规政策变更风险、F2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存在影响,其影响的敏感性如图6-14所示。

图6-14 RE4对政治风险发生概率的敏感性

RE4越大,代表承包商在承揽项目时获得的有利合同条件越充分。随着承包商获得的有利合同条件增加,F1法规政策变更风险、F2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其敏感性因子分别为,αRE4 F1=0.014 0,αRE4 F2=0.038 5。

14)RE5项目大小

项目大小对F2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和F4贪污腐败风险存在影响,其影响的敏感性如图6-15所示。

图6-15 RE5对政治风险发生概率的敏感性

RE5越大,代表项目的规模越大。可以看出,随着项目规模的增大,F2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和F4贪污腐败风险的发生概率均呈现出增长的趋势。项目规模越大,其面临的各项审批和检查也更加繁琐和严格,因此其受到行政限制与歧视或者贪污腐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RE5对F2和F4的敏感性因子分别为,αRE5 F2=0.026 0,αRE5 F4=0.009 5。

15)RC1承包商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

承包商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对F5政府违约风险和F6针对项目的抗议风险存在影响,其影响的敏感性如图6-16所示。

RC1越大,代表承包商与东道国政府关系越好。从图6-16可以看出,承包商与东道国政府关系越好,F5政府违约风险和F6针对项目的抗议风险的发生概率越低。其敏感性因子为αRC1 F5=0.081 0,αRC1 F6=0.035 0。

16)RC2承包商与东道国社会组织的关系

承包商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仅对F6针对项目的抗议风险存在影响,其影响的敏感性如图6-17所示。

图6-16 RC1对政治风险发生概率的敏感性

图6-17 RC2对政治风险发生概率的敏感性

RC2越大,代表承包商和当地社会组织关系越好。由上图可以看出,承包商和当地社会组织关系越好,F6针对项目的抗议风险的发生概率就越低。其敏感性因子为αRC2 F6=0.041 5。

17)RC5承包商的国际工程与政治风险经验

承包商的国际工程与政治风险经验主要对F3政治暴力风险产生影响,其影响的敏感性如图6-18所示。

图6-18 RC5对政治风险发生概率的敏感性

RC5越高,代表承包商的国际工程与政治风险经验越丰富。可以看出,随着承包商国际工程经验的增加,其面临的政治暴力风险呈现下降趋势。其敏感性因子为,αRC5 F3=0.033 0。

18)RC6承包商的项目管理水平

承包商的项目管理水平对F1法规政策变更风险、F2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F4贪污腐败风险、F5政府违约风险、F6针对项目的抗议风险存在影响,其影响的敏感性如图6-19所示。

图6-19 RC6对政治风险发生概率的敏感性

RC6越大,代表承包商项目管理水平越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差错越少。随着承包商项目管理水平的提高,F1法规政策变更风险、F2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F4贪污腐败风险、F5政府违约风险、F6针对项目的抗议风险的发生概率均表现出下降趋势。其中F2、F5、F6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RC6对F1、F2、F4、F5、F6的敏感性因子为,αRC6 F1=0.010 0,αRC6 F2=0.059 0,αRC6 F4=0.012 0,αRC6 F5=0.055 5,αRC6 F6=0.02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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