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模型拟合

本研究主要讨论的Logistic回归的模型拟合指标包括：

（1）回归系数（Bata值）

即模型中的βi，代表其对应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方向和程度，负值代表该自变量取值的增加会降低对应政治风险发生的概率，正值代表该自变量取值的增加会增加对应政治风险发生的概率。

（2）Wald统计量

Wald统计量表示在模型中每个解释变量的相对权重，用来评价每个解释变量对事件预测的贡献度。其取值越高，代表对应的自变量对回归模型越重要。

（3）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p值）

本研究取p＜0.1，代表回归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即考虑90%的置信区间。

（4）方差膨胀因子（VIF）

用来验证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方差膨胀因子测量的是回归系数的方差由于共线性的原因所增大的程度，其值大于10表示对应的自变量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Hair，et al.，2006）。

（5）Hosmer－Lemeshow检验的p值

Hosmer－Lemeshow检验要比较的是实际观察频数与预测期望频数之间的差异是否有显著性，其p值越大表示模型拟合越好，其p值最好大于0.1。

（6）模型整体拟合显著性水平（Sig.值）

要求该值小于0.05，模型拟合过程如图5－4所示。

图5－4　模型拟合过程

2）模型拟合结果

（1）法规政策变动

法规政策变动风险的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结果见表5－1。

表5－1　法规政策变动风险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结果

续表

由表5－1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最终选入模型的变量包括：RS1文化距离、RS3经贸联系、GQ5腐败控制度、EE1经济自由度、EE2贸易促进指数、RE4有利合同条件、RC6承包商项目管理水平。这7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即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由拟合结果可以看出，与法规政策变动风险直接相关的变量为RS1文化距离、RS3经贸联系、GQ5腐败控制度、EE1经济自由度、EE2贸易促进指数、RE4有利合同条件、RC6承包商项目管理水平这7个变量。

根据Wald统计量，对于模型拟合来讲，最重要的变量是RC6承包商项目管理水平。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来看，对于法规政策变动风险影响最大的变量是RS3经贸联系。

RS1文化距离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也就是说文化距离越大越容易发生法规政策变动风险。较大的文化差异使得两国在法律法规、风俗习惯、经商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增加双方相互理解的难度，从而使项目更容易面临法规政策变动风险。

RS3经贸联系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也就是说中国与东道国的经贸联系越紧密，该东道国越不容易发生法规政策变动风险。两国间的经贸联系越紧密，意味着中国是该东道国更加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承包商与该国交流更多，了解更深；同时该国政府对中国承包商也更加尊重，因此发生针对中国承包商的法规政策变动风险也更低。

GQ5腐败控制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即该东道国对腐败的控制程度越高，在该国的中国承包商面临法规政策变动风险的可能性也就越低。更高的腐败程度意味着政府各项制度的不健全以及监督的缺乏，这种政治环境更加不稳定，也更容易导致法规政策变动。

EE1经济自由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即该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度越高，在该国的中国承包商面临法规政策变动风险的可能性也就越低。经济自由度指的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较高的政府干预意味着较为善变的政策。

EE2贸易促进指数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即该东道国的贸易促进指数越高，在该国的中国承包商面临法规政策变动风险的可能性也就越低。贸易促进指数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待外国投资的态度和做法，越高的贸易促进指数意味着该国政府对外国投资更加重视，其针对国际承包商的不利法规政策变更也会越少。

RE4有利的合同条件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即该承包商在承揽国际工程时争取到的有利合同条件越多，其面临的法规政策变更风险也就越低。有利的合同条件主要包括政治风险担保、政治风险分担、国际仲裁等条款，这些条款可以将承包商难以控制的法规政策变更风险转移或分担。

RC6承包商的项目管理水平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即该承包商的项目管理水平越高，其面临的法规政策变更风险也就越低。承包商较高的项目管理水平意味着承包商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发生与当地法规政策、道德规范、宗教民族习惯相违背的事件。因此，东道国政府针对该项目的法规政策变更风险也会降低。

（2）行政限制与歧视

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的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结果见表5－2。

表5－2　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结果

由表5－2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最终选入模型的变量包括：EE2贸易促进指数、RE3项目的技术管理复杂度、RE4有利的合同条件、RE5项目大小、RC6承包商的项目管理水平。这5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即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由拟合结果可以看出，与法规政策变动风险直接相关的变量为EE2贸易促进指数、RE3项目的技术管理复杂度、RE4有利的合同条件、RE5项目大小、RC6承包商的项目管理水平这5个变量。

根据Wald统计量，对于模型拟合来讲，最重要的变量是RE3项目的技术管理复杂度和RC6承包商项目管理水平两个变量。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来看，对于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影响最大的变量是RE3项目的技术管理复杂度。

EE2贸易促进指数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即该东道国的贸易促进指数越高，在该国的中国承包商面临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的可能性反而越高。其原因可能是贸易促进指数较高的国家多为传统的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对中国这一新兴经济体施加种种限制与歧视待遇。

RE3项目的技术管理复杂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即该承包商在承揽国际工程项目的技术和管理复杂程度越高，其面临的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也就越低。这些技术、管理复杂程度高的项目主要集中在电力、水利、通信等领域。技术、管理复杂度较高的国际工程项目主要涉及中国的技术输出，是东道国所需要引进和学习的，东道国对中国承包商的依赖度较强。因此，其针对中国承包商的行政限制与歧视待遇的可能性也就越低。

RE4有利的合同条件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即该承包商在承揽国际工程时争取到的有利合同条件越多，其面临的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也就越低。

RE5项目大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即该承包商在承揽国际工程项目的规模越大，其面临的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也就越高。规模越大的项目其风险暴露程度越高，面临的各项审查与限制也就更加严格，承包商所面临的行政限制也就越大。

RC6承包商的项目管理水平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即该承包商的项目管理水平越高，其面临的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也就越低。承包商项目管理水平越高，就越不容易与当地政府和民众发生冲突，从而容易被当地政府所接受，建立稳定的关系，减少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

（3）政治暴力

政治暴力风险的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结果见表5－3。

表5－3　政治暴力风险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结果

(www.daowen.com)

由表5－3、表5－2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最终选入模型的变量包括：GQ5腐败控制度、SS1政治稳定性、SS3种族主义、EP1GDP增长、RC5承包商的国际工程与政治风险经验这5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即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由拟合结果可以看出，与政治暴力风险直接相关的变量为GQ5腐败控制度、SS1政治稳定性、SS3种族主义、EP1 GDP增长、RC5承包商的国际工程与政治风险经验这5个变量。

根据Wald统计量，对于模型拟合来讲，最重要的变量是SS1政治稳定性、SS3种族主义两个变量。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来看，对于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影响最大的变量是SS1政治稳定性。

GQ5腐败控制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即该东道国对腐败的控制程度越高，在该国的中国承包商面临政治暴力风险的可能性也就越低。腐败程度是一国政府治理水平的集中体现。较高的腐败程度导致社会矛盾的加深，增加政治暴力风险。

SS1政治稳定性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SS1的得分越高代表越差的政治稳定性，因此该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越高，在该国的中国承包商面临政治暴力风险的可能性也就越低。政治稳定性指违宪行为或暴力行为导致的东道国政府失衡或政府被推翻的可能性，主要包括战争、冲突、暴动、革命等政治暴力行动，以及恐怖主义行动。该变量与政治暴力风险紧密相关。

SS3种族主义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SS3的得分越低代表该国种族主义越严重，因此该东道国种族主义程度越高，在该国的中国承包商面临政治暴力风险的可能性也就越高。种族主义反映了东道国主流社会针对少数族裔或外国人的仇视、排挤、优越感等消极的态度或行为。严重的种族主义问题会增加恐怖袭击，以及针对外国人的暴力活动等政治暴力风险。

EP1GDP增长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即该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越快，在该国的中国承包商面临政治暴力风险的可能性也就越低。较差的经济增长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导致该国社会动荡。

RC5承包商的国际工程与政治风险经验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即该承包商的国际工程与政治风险经验越高，其面临的政治暴力风险也就越低。拥有较高国际工程与政治风险经验的承包商拥有更多的经验和措施来规避和应对政治暴力风险。

（4）贪污腐败

贪污腐败风险的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结果见表5－4。

表5－4　贪污腐败风险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结果

由表5－4、表5－3、表5－2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最终选入模型的变量包括：GQ5腐败控制度、SS1政治稳定性、SS3种族主义、EP1GDP增长、CC1建筑业产业成熟度、RE5项目大小、RC6承包商的项目管理水平这7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即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由拟合结果可以看出，与贪污腐败风险直接相关的变量为GQ5腐败控制度、SS1政治稳定性、SS3种族主义、EP1GDP增长、CC1建筑业产业成熟度、RE5项目大小、RC6承包商的项目管理水平这7个变量。

根据Wald统计量，对于模型拟合来讲，最重要的变量是RC6承包商的项目管理水平、GQ5腐败控制度两个变量。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来看，对于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影响最大的变量是GQ5腐败控制度、SS1政治稳定性两个变量。

GQ5腐败控制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即该东道国对腐败的控制程度越高，在该国的中国承包商面临贪污腐败风险的可能性也就越低。

SS1政治稳定性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SS1的得分越高代表越差的政治稳定性，因此该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越高，在该国的中国承包商面临贪污腐败风险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在中国国际承包商的主要市场——亚洲、中东和非洲，很多集权政治的政治稳定性大于成熟度较低的民主政治，同样前者的腐败程度也大于后者（Nur－Tegin ＆Czap，2012）。

SS3种族主义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SS3的得分越低代表该国种族主义越严重，因此该东道国种族主义程度越高，在该国的中国承包商面临贪污腐败风险的可能性也就越低。贪污腐败风险相对于其他政治风险而言，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政治风险，是一种在潜规则下的合作方式。在种族主义严重的国家，外国承包商可能会面临更加激烈的政治风险而非贪污腐败风险。

CC1建筑产业成熟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即东道国建筑产业成熟度越高，国际承包商在该国面临的贪污腐败风险越低。建筑产业成熟度越高的国家，其建筑更加规范和有据可依，其政府雇员在建筑产业进行贪污腐败的空间较小。

EP1经济增长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即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越快，在该国的中国承包商面临贪污腐败风险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RE5项目大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即该承包商在承揽国际工程项目的规模越大，其面临的贪污腐败风险也就越高。规模越大的国际工程项目与东道国政府的接触越多，对于东道国政府而言也更加有利可图，因此，其面临的贪污腐败风险也就越大。

RC6承包商的项目管理水平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即该承包商的项目管理水平越高，其面临的贪污腐败风险也就越低。

（5）政府违约

政府违约风险的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结果见表5－5。

表5－5　政府违约风险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结果

由表5－5、表5－3、表5－2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最终选入模型的变量包括：RS2政治联系、RS3经贸联系、EE1经济自由度、RC1承包商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RC6承包商的项目管理水平这5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即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由拟合结果可以看出，与政府违约风险直接相关的变量为RS2政治联系、RS3经贸联系、EE1经济自由度、RC1承包商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RC6承包商的项目管理水平这5个变量。

根据Wald统计量，对于模型拟合来讲，最重要的变量是RS2政治联系。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来看，对于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影响最大的变量是RS3经贸联系。

RS2政治联系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即与中国政治联系越紧密的国家，越不容易发生针对中国承包商的政府违约风险。

RS3经贸联系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即与中国经贸联系越紧密的国家，越不容易发生针对中国承包商的政府违约风险。RS2政治联系和RS3经贸联系越紧密，意味着对于该东道国而言，中国是更加重要的合作伙伴，该国政府也更不容易对中国承包商发生违约行为。

EE1经济自由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即该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度越高，在该国的中国承包商面临政府违约风险的可能性也就越低。

RC1承包商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即承包商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越好，其面临的政府违约风险越低。

RC6承包商项目管理水平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即承包商项目管理水平越高，其面临的政府违约风险越低。

（6）针对项目的抗议

针对项目的抗议风险的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结果见表5－6。

表5－6　针对项目的抗议风险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结果

由表5－6、表5－3、表5－2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最终选入模型的变量包括：RS2政治联系、RS3经贸联系、GQ1民主程度、SS3种族主义、RC1承包商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RC2承包商与东道国社会组织的关系、RC6承包商的项目管理水平7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即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由拟合结果可以看出，与针对项目的抗议风险直接相关的变量为RS2政治联系、RS3经贸联系、GQ1民主程度、SS3种族主义、RC1承包商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RC2承包商与东道国社会组织的关系、RC6承包商的项目管理水平这7个变量。

根据Wald统计量，对于模型拟合来讲，最重要的变量是RC2承包商与东道国社会组织的关系。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来看，对于行政限制与歧视风险影响最大的变量是RS3经贸联系。

RS2政治联系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即中国与东道国政治联系越紧密，承包商越容易面临针对项目的抗议风险。

RS3经贸联系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即中国与东道国经贸联系越紧密，承包商越容易面临针对项目的抗议风险。针对项目的抗议主要来自于东道国民间或社会组织。在与中国联系越紧密的东道国，中国跨国公司受到该东道国民间和社会组织的关注也就越大，从而越容易发生针对项目的抗议活动。

GQ1民主程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即东道国民主程度越高，中国承包商在该国越有可能面临针对项目的抗议。民主程度越高的国家，其民众和社会组织的活动受限越小，表达自己的诉求时也更加积极。因此，中国承包商在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所面临的针对项目的抗议风险越大。

SS3种族主义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即东道国种族主义问题越严重，中国承包商在该国面临的针对项目抗议风险越大。种族主义问题越严重的国家，其民众对外国公司越反感，因此，越容易发生针对项目的抗议活动。

RC1承包商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即承包商与东道国政府关系越好，其越容易面临来自民众和社会组织的抗议。承包商与东道国政府关系越好，越容易招致东道国民众和社会组织的反感。此外，对于东道国民众和社会组织而言，选择针对与东道国关系较好的承包商进行抗议，其诉求也更加容易被满足。

RC2承包商与东道国社会组织的关系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即承包商与东道国社会组织关系越好，越不容易招致针对项目的抗议活动。

RC6承包商的项目管理水平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即承包商项目管理水平越高，其面临的针对项目抗议风险就越低。承包商项目管理水平越高，越不容易与当地民众和社会组织发生冲突，也就不容易招致针对项目的抗议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