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案例来源分布

本次调研共收集301个有效案例，这些案例分别来自于全世界79个国家，其中案例较多（大于10个）的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19个）、巴基斯坦（17个）、沙特阿拉伯（16）、安哥拉（15个）、埃塞俄比亚（13个）、苏丹（13个）、越南（12个）、阿联酋（12个）。其中涉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31个（全球共65个“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分别来自东盟、南亚、西亚、中亚、独联体、中东欧），“一带一路”倡议国家中独联体国家和中东欧国家案例来源涉及较少；东盟、南亚、西亚和中亚国家案例来源涉及较多。来自“一带一路”倡议国家的案例共计149个，几乎占到全部案例的50%。

这些国家可以大体分为两类，第一，中东地区经济良好、政治稳定的国家；第二，与中国政治联系紧密的第三世界国家。具有这些特点的国家是中国近年来国际工程承包的主要目的地。中国在这些国家拥有大量国际工程项目，除了经济目的之外，还包括寻求资源和保持政治联系等目的。案例来源分布如图4－1（a）所示。这些国家按照地区的分布情况如图4－1（b）所示。

图4－1　案例来源分布图

将本研究所收集的301个案例的来源分布与ENR统计的中国国际承包项目分布相比较，得到的柱状图如图4－2所示。从图4－2中可以看出，本调研所收集的案例分布（按项目个数）与ENR统计的中国国际承包项目营业额分布（按营业额）基本一致，这说明本调研所获得的案例抽样合理，可以反映出中国国际承包项目的基本情况，具有代表性，可以用于后续研究。

图4－2　案例分布与ENR统计比较图

2）项目所属行业

根据ENR的分类，国际工程承包项目按照行业可分为房屋建筑（Building）、交通运输（Transportation）、石油化工（Petroleum）、电力（Power）、工业（Industrial）、水利（Water）、排水排污（Sewer/Waste）、制造业（Manufacturing）、电信（Telecom）、有害废物处理（Hazardous Waste）和其他（Others）共11个类别。本调研所收集的案例按照行业分布情况统计如图4－3所示。

由图4－3可以看出，中国的国际工程承包业务主要以房屋建设以及交通、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而工业、石油、排水排污、有害废弃物处理等行业的项目较为匮乏。

图4－3　案例按行业分布情况统计图

3）项目承包商性质

在本调研所收集的301个项目案例中，有274个项目的承包商为国有企业，占比91.03%；仅有27个项目的承包商是民营企业，占比8.97%。此外，27个民营企业为承包商的国际工程项目都为规模较小的房屋建筑项目。这说明中国的国际承包商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的力量还相对弱小。(www.daowen.com)

4）项目资金来源

在本调研所收集的301个项目案例中，有119个项目的资金来源涉及中国直接投资、中国贷款、中国援助等，占比达到39.53%。说明以中国资金为主导的项目仍然是中国国际承包商的主要项目来源。

5）政治风险发生频次

在本调研所收集的301个项目案例中，不同类型政治风险的发生频次统计如图4－4所示。

图4－4　不同类型政治风险的发生频次统计图

从柱状图中可以看出，发生频次比较高的政治风险分别是法规政策变动（96次）、贪污腐败（75次）、难以审批（67次）、合同违约（66次）。而恐怖主义和犯罪活动、战争、行业限制、工会反对、种族宗教关系紧张、歧视待遇、环保组织反对、反华活动、公众反对、征收或没收等发生频次较低。其中政府直接征收或没收这一较为直接和剧烈的政治风险发生频次最低，仅为3次。由此可见，有些较为温和的政治风险影响有限，但发生的频次很高；较为剧烈的政治风险发生频次则较为有限。这说明任何形式的政治风险都应当引起足够重视，也为政治风险的评估和预测带来了一定的复杂性。

统计不同类型政治风险在各个地区的发生频数及频率，得到表4－5。

表4－5　不同类型政治风险在各个地区的发生频数及频率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中国承包商遭遇的①法规政策变动、②贪污腐败、③难以审批、④合同违约等类型的政治风险频率较高（≥15%），说明在该地区这四种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较多，应引起重视；中国承包商所遭遇的①法规政策变动、②贪污腐败、⑨工会反对、公众反对等类型的政治风险频率高于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总体频率，说明在该地区，这四种类型的政治风险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

在西亚和北非地区，中国承包商遭遇的①法规政策变动、③难以审批、④合同违约、⑤内乱等类型的政治风险频率较高（≥15%），说明在该地区这四种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较多，应引起重视；中国承包商所遭遇的①法规政策变动、③难以审批、④合同违约、⑤内乱、⑦战争、⑧行业限制、征收或没收等类型的政治风险频率高于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总体频率，说明在该地区，这四种类型的政治风险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

在东南亚地区，中国承包商遭遇的②贪污腐败、③难以审批、⑧行业限制、反华活动等类型的政治风险频率较高（≥15%），说明在该地区这四种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较多，应引起重视；中国承包商所遭遇的⑧行业限制、歧视待遇、环保组织反对、反华活动、公众反对、征收或没收等类型的政治风险频率高于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总体频率，说明在该地区，这四种类型的政治风险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尤其是反华活动的发生频率大大高出该类型政治风险的平均发生频率。

在南亚地区，中国承包商遭遇的①法规政策变动、②贪污腐败、③难以审批、④合同违约、⑤内乱、⑥恐怖主义、⑦战争、⑩种族宗教关系紧张等类型的政治风险频率较高（≥15%），说明在该地区这四种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较多，应引起重视；中国承包商所遭遇的②贪污腐败、③难以审批、④合同违约、⑤内乱、⑥恐怖主义、⑦战争、⑩种族宗教关系紧张、公众反对等类型的政治风险频率高于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总体频率，说明在该地区，这四种类型的政治风险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尤其是⑩种族宗教关系紧张的发生频率大大高出该类型政治风险的平均发生频率。

在拉美地区，中国承包商遭遇的①法规政策变动、②贪污腐败、③难以审批、④合同违约、⑨工会反对等类型的政治风险频率较高（≥15%），说明在该地区这四种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较多，应引起重视；①法规政策变动、③难以审批、④合同违约、⑥恐怖主义、⑨工会反对等类型的政治风险频率高于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总体频率，说明在该地区，这四种类型的政治风险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尤其是⑨工会反对的发生频率大大高出该类型政治风险的平均发生频率。

在东亚、中亚、欧洲、大洋洲、北美地区的案例数量较少，其结果不一定能够反映普遍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