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东道国母国联系（Relationship Between Home－host Country，RS）

Ghamawat（2001）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衡量两国之间距离的CAGE（Cultural，Administrative，Geographical，Economic）模型，即可以从文化、行政、地理、经济四个方面评估两国的距离和联系，而这种距离和联系对两国间的投资和贸易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随着世界的发展，两国间的地理距离被各种方便的交通工具不断缩小，地理距离对于两国联系已经显得不再重要。因此，本书主要从文化、政治和经贸三个方面衡量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联系。

（1）文化距离（RS1）

两国间的文化距离主要反映了两国人民在价值观、行为和交往规范等方面的差别，这些差异最终会导致法律法规、风俗习惯、经商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并最终增加两国间贸易和投资的交易成本和风险（Johanson ＆Vahlne，2009；Buckley，et al.，2012）。

（2）政治联系（RS2）

两国之间紧密的政治联系可增加一国跨国公司相对于其他国家公司在另一国投资的竞争力和意愿，并降低风险（Dunning，2006）。这些政治联系主要包括两国间的双边条约、两国是否加入同一国际组织或区域性组织等。两国间较紧密的政治联系会降低东道国对该国公司直接采取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并使东道国政府和社会更加乐于给予该国公司公民待遇或更加优惠的待遇，从而降低其所面临的政治风险（Hadjikhani，2006）。

（3）经贸联系（RS3）

两国间经贸联系的紧密程度对于两国间的国际商业具有很大影响。紧密的经贸联系意味着母国是东道国重要的商业贸易伙伴，这使得跨国公司对于东道国市场以及社会政治环境更加了解，也使得东道国政府和社会组织对来自于该母国的跨国公司更加尊重，从而使其所面对的政治风险有所降低（Zhang，et al.，2011）。

2）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Governance Quality of Host Country，GQ）

政治风险的一个形成原因是政权以及政策的不利变化为跨国企业经营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Henisz，2000）。这种不确定性来源于东道国政府的治理水平（Slangen ＆Tulder，2009）。政府治理水平涵盖了东道国政府建立的各种公共机构和制度，以及法律、社会、经济结构。包括政府被选举、监督和更迭的程序，政府有效的制度和执行政策的能力，以及东道国政府与公民对其社会经济制度的尊重程度（Kaufmann ＆Mastruzzi，2004）。

（1）民主程度（GQ1）

反映东道国公民参与政府选举的程度，以及政府收到监督和问责的程度。

（2）行政效能（CQ2）

反映政府制定和实施良好的政策和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官僚系统的质量，公务员的能力以及政府履行政策的程度。

（3）监管质量（CQ3）

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法律法规促进私营部门发展的程度。

（4）法治程度（CQ4）

东道国公民信任和遵守法律法规的程度，以及司法系统的质量和公正程度。

（5）腐败控制度（CQ5）

对公权力被用于谋取私利的限制和打击（Slangen ＆Tulder，2009）。

3）东道国社会政治稳定度（Sociopolitical Stability of Host Country，SS）

很多研究表明，社会政治稳定度较低国家的政府更倾向于采取低效的政策，包括低效的税收系统、高政府开支，以及高外债（Cukierman，et al.，1992）。社会政治的不稳定还会带来政治社会经济系统的不确定性，从而使投资人的财产权利面临巨大风险（Alesina ＆Perotti，1995）。东道国社会政治稳定度可从两个方面来考量，即东道国政府的稳定度和东道国社会稳定度。前者侧重于评价东道国政府主导的或针对东道国政府的不稳定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而后者主要指东道国非政府层面的紧张程度和不稳定程度。

（1）政治稳定性（SS1）

违宪行为或暴力行为导致的东道国政府失衡或政府被推翻的可能性，主要包括战争、冲突、暴动、革命等政治暴力行动，以及恐怖主义行动（Escaleras ＆Thomakos，2008）。

（2）宗教、民族关系（SS2）(www.daowen.com)

对于多民族和多宗教国家而言，反映国家社会内部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间关系的紧张程度，这种紧张会导致东道国经济运行效率的低下，其不断积累甚至会导致东道国社会秩序的崩溃（Deng ＆Low，2015）。

（3）种族主义（SS3）

种族主义反映了东道国主流社会针对少数族裔或外国人的仇视、排挤、优越感等消极的态度或行为，是政治风险的来源之一（Alon ＆Herbert，2009）。种族主义主要通过影响政府和社会组织态度、影响社区居民态度，以及直接针对外国人的威胁和暴力等途径增加国际工程项目的政治风险（Deng ＆Low，2013）。

4）东道国经济环境（Economic Environment of Host Country，EE）

东道国经济环境反映东道国经济金融制度、贸易制度、对私有权利的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是否为商业投资和经营提供良好的环境。糟糕的经济环境显著增加外商在该国投资经营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东道国经济环境的质量与东道国政府或权利组织侵犯私有财产权利的可能性呈现反相关的联系（Block，1998）。

（1）东道国经济自由度（EE1）

一个由华尔街日报和传统基金委创立的用来评价一个国家经济自由程度的指标，反映了在一个国家中，公民和企业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工作、生产、消费、投资等经济活动的自由程度，以及劳动力、资本、商品等自由流动的程度。该指标被很多学者用来作为东道国政治风险的一个影响因子（Jiménez，2011）。

（2）贸易促进指数（EE2）

一个由达沃斯论坛创立的用于评价一个国家对商品贸易的促进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市场准入情况、出入境管理情况、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国内商业环境等是否有利于贸易进行和商业的经营。对于国际工程而言，该指标反映了承包商在该国承揽工程时出入境的便利程度，以及原材料和劳动力获取的便利程度。同时，该指标还反映一国政府对待外国投资的态度和做法。

（3）东道国信用（EE3）

表示东道国各级政府履行其合同和债务的意愿，东道国信用评级的高低与在该国投资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有直接联系（Deng ＆Low，2013）。

5）东道国经济表现（Economic Performance of Host Country）

东道国的经济表现的不佳不仅导致经济上的风险，同时是东道国政治环境和政府政策较大不确定性的反应。一国不佳的经济表现会导致该国的社会动荡，从而成为政治风险的来源（Butkiewicz ＆Yanikkaya，2005）。

不佳的经济表现主要体现在：

（1）GDP增长；

（2）通货膨胀；

（3）汇率波动。

这些因素导致东道国失业率增加、生活成本增加、政府支付能力降低、货币贬值等情况发生，从而增加社会动荡，直接或间接影响国际工程项目在该国的生产经营。

6）东道国建筑产业地位（Construction Industry Condition of Host Country）

东道国建筑产业的总体情况决定了建筑产业在该国受到政治干预的大小。东道国建筑产业的地位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产业成熟度

高的产业成熟度意味着更高的透明度和规范度，而透明和规范可显著降低该产业的政治风险（Rios－Morales，et al.，2009）。

（2）与东道国国民经济目标的一致性

如果一个产业与东道国经济发展战略相一致，则表示该产业在东道国能够获得更多的优惠政策、较少的政府干预和违约，从而面对更低的政治风险（Oetzel，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