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风险定义

政治风险是一种非常主观和具有业务特异性的风险（Ashley ＆Bonner，1987）。由于风险和风险源的多样性（Simon，1982），虽然政治风险在相关研究和国际商业活动中经常被提及，但是还没有一个广为接受的确切定义（Fitzpatrick，1983；Mortanges ＆Allers，1996）。

根据文献，政治风险的定义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是将政治风险定义为由于政治事件（Root，1972）或政府行为（Aliber，1975）导致不利后果的风险，这种定义重点强调政治介入行为（Zhuang，et al.，1998）所带来的不利后果。第二种政治风险的定义着重强调经营环境的变化和不连续性，Robock（1983）给出了一个政治风险的详细定义：政治风险是指由于政治变化的原因，经营环境发生难以预料的不连续性。Robock（1983）进一步说明不能导致经营环境变化的政治环境的波动不能被视为政治风险。Shawtah（2013）认为，政治风险是将商业目标和战略代入不利方向的政治事件。Gabor和Kudrna等学者（2013）将政治风险定义为由于当局的政策行动使投资遭受损失的风险。世界银行将政治风险定义为公司的运营因受到政治力量或政治事件影响而中断的可能性，在东道国内部，政治风险往往由政府、政治组织、少数团体、分离主义组织等的行为的不确定性所引起。可以看出，以上对于政治风险的定义包含三个基本方面：①由东道国政治当局的行为所引起；②使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发生不利变化；③对跨国公司的经营目标带来不利影响。

“国家风险”（Country Risk）和“主权风险”（Sovereign Risk）在文献中也经常出现，用来表示国际贸易中在国外经营中的风险。“国家风险”是指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层面发生的威胁到跨国公司的盈利能力的经济政治事件，而这种事件一般是由公司或行业的外部力量所导致的（Robock，1983）。“主权风险”通常发生于东道国的国家层面（Oetzel，2005），是由于中央政府的行为或不作为所导致的（Henisz ＆Zelner，2003）。

2）政治风险影响因素研究

政治风险的成因复杂、影响因素众多，既可能来自于东道国国内，也可能源于跨国企业的母国、第三国及全球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东道国政府与跨国企业双方的相对议价能力（Haner，1979；Ramamurti，2001）。从国家层面来看，政治风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东道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权稳定性、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文化差异和宗教信仰、语言的多样性，以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等许多因素的影响（Khattab，et al.，2007；Jose ＆Neckar，1988；Howell ＆Chaddick，1994），López和Vidal（2013）的研究显示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与投资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政治风险也受到外部国际环境的影响，如贸易争端、禁运及制裁、东道国与母国、周边国家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等（Quer，et al.，2012；Ring，et al.，2005；Alon ＆Martin，1998；Agarwal ＆Feils，2007）。从行业层面来看，不同行业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也不尽相同，行业的竞争度、成熟度、集中度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都影响到其政治风险水平的高低（Kennedy，1988）。从微观层面而言，企业及项目的特性也都会影响到其所承受的政治风险水平，如企业的国籍、背景和文化、企业及其子公司的区位规模和技术水平、子公司在东道国所处的区位、企业的资本结构、国际化程度和本地化程度，以及企业与东道国政府、社会组织及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等都是影响企业的政治风险水平的因素（Ashley ＆Bonner，1987；Jose ＆Neckar，1988；Kesternich ＆Schnitzer，2010；Benesova ＆Anchor，2013）。国际工程项目本身的一些内在特性，如项目的规模大小、工期长短、资金来源、合同条件、技术和管理的复杂性等也是影响其政治风险水平的重要因素（Quer，et al.，2012；Ashley ＆Bonner，1987；Baloi ＆Price，2003；Ozorhon et al.，2010）。

3）政治风险评估

现有的对于政治风险的评估多集中于国家宏观环境层面。一些国际权威机构发布了相关的评估报告，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国际国家风险指数（ICRG）、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公司（BERI）、经济学人杂志智库（EIU）和欧洲货币论坛（Euromoney），以及一些其他主要评级机构，包括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这些评级机构的评价都基于相关变量的权重设置。虽然这些评级机构将其评价内容命名为国家风险，但他们都把政治风险作为其中的关键因素。如表1－1所示。(www.daowen.com)

表1－1　权威政治风险评级机构及评级内容

国内则从2005年之后，有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编制的“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指数”，该指数对100多个国家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政策风险和支付风险四个方面分析国际贸易投资风险状况；以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该报告对全球190多个主权国家的风险水平进行评估。从行业层面来看，对政治风险的评估则主要有金融行业的CAMEL模型（Belcsak，1987）、美国银行模型（Howell，1998）、石油行业的IHS模型等（Prasad，et al.，2012）。此外，一些大型的跨国企业建立了自己的评价指标和体系，如荷兰的壳牌集团、英国石油公司、美国的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公司。Mortanges和Allers（1996），Agarwal和Feils（2007）以及Khattab等（2008）分别对加拿大、荷兰、约旦的一些跨国公司所面临的政治风险进行了分析和评价。Tsai和Su（2005）则对东亚五大港口经营的政治风险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Bjelland（2012）对利比亚石油行业的关键政治风险因素进行了识别和评估。Agliardi等（2012）对新兴国家投资市场的政治风险指数进行了研究。Sottilotta（2015）对比和分析了经合组织、EIU、BERI等多个机构的政治风险评级系统对“阿拉伯之春”（2010年开始发生在阿拉伯世界，波及多个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的预测能力，指出这些机构的政治风险评级系统的预测能力有限，并提出对政治风险的评估应具有更多的前瞻性，体现出更多的地域特点。

4）政治风险管理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政治风险的管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Mohamed（2012）对埃及的PPP项目的政治风险分担进行了研究。Hainz和Kleimeier（2012）指出在政治风险较高的环境下，使用开发银行贷款以及无追索的项目融资方式可以缓和政治风险。Moen（2012）从企业的社会责任角度研究了政治风险的转移。Bharathy和Silverman（2012）应用社会系统模型对政治风险管理进行了研究。Braga－Alves和Morey（2012）的研究显示，较高的政治风险对企业提高其治理水平具有驱动力，且企业较高的治理水平可以有效降低政治风险。Jiménez和Delgado－García（2012）指出，对政治风险的主动的、前瞻性的管理可以有效提高公司业绩。Luthans和Doh（2003）则建议可以从提高企业相对议价能力（Relative Bargaining Power），以及保护和防御的两种途径来控制政治风险。Lai（2002）将政治风险的30个管理措施归为被动的、温和的和主动的三类。Hillman和Hitt（1999）构建了基于途径、参与水平和战略的三维选择模型。Alon和Martin（1998）分析了在较高政治风险水平的国家和地区，跨国企业宜采取低风险进入模式，如可以采用移动进入模式而不是永久进入模式。Kennedy（1988）针对政治风险管理提出了包括适应、游说、分享、服务和回避五种政治风险策略。Conway（2013）研究了跨国公司关注东道国政府行为以及管理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关系对降低政治风险的重要意义。Putte等（2012）指出石油和天然气投资由于大多在非经合组织成员国且属于资金密集型，面临了巨大的政治风险，以及如何通过政治风险投保来规避和缓和政治风险。Iftinchi和Hurduzeu（2016）探讨了政治风险保险在跨国公司政治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并指出政治风险保险的局限性表现在市场波动性、高溢价率和低收益三个方面。还有其他学者对政治风险的担保、联营体方式和本地化策略等进行了探讨。

上述这些对于政治风险的研究多立足于一般国际业务，其研究对象为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FDI）、跨国企业（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MNEs）和国际联营体（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IJVs），其研究层次多为国家和行业层面。

5）建筑行业政治风险研究

相比国际贸易中对政治风险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针对建筑行业或工程项目的政治风险的研究显得极为匮乏。Ashley和Bonner（1987）分析了政治风险的来源及其对于项目实施的现金流的影响。Wang等（2000）探讨了中国的PPP项目实施中涉及政治风险的相关合同条款。Khattab等（2008）分析了约旦的国际工程项目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并指出东道国社会及国际关系是影响政治风险水平的重要因素。Ling和Hoang（2010）分析了国际承包商在越南所面临的政治、法律和经济风险。Smith和Gannon（2008）及Voelker等（2013）则分别对英国的PPP项目和印度尼西亚的电力项目的政治风险状况进行了分析。对于工程项目政治风险评价模型方面，则有神经网络模型和QQIR模型。Goedert和Sekpe（2013）给出了一个考虑政治风险因素的工程项目的实施计划制定方法的基本框架。Deng和Low（2013）对政治风险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从国际环境、东道国、产业、项目和承包企业五个方面共计识别了85个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而对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了识别，并以中国承包商为例进行了案例分析。Deng等学者（2014）通过因子分析识别出三个阶段共六个步骤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管理措施，包括项目开始前的政治风险评估、战略选择，风险事件发生前的环境适应、对政治风险的监控和防范，以及风险事件发生后的政治风险处置和后评估。Olukemi等学者（2014）通过对58个国际承包商的调研分析得出，东道国为非洲国家的国际工程项目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主要有繁文缛节、政府不稳定、腐败、行政效率低下、政策不确定性、极端政治势力、政府过度干预等。Shan等学者（2015）则重点研究中国大型公共建筑项目中所面临的腐败问题。Liu等学者（2016）通过对中国国际承包商的案例分析得出，与东道国政府相关的风险对国际工程项目成本质量和进度目标的实现具有最为显著的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