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美国政府开始了以美元资本为前导的进军，各大财团都希望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去主导对外投资，从而让美国领导全世界。但是，在这样的进军中，有时也会面临重重困难——许多“受援国”并不欢迎美国资本，更不用说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战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地区性军事冲突是朝鲜战争。为了保卫美国及其垄断企业在亚洲的经济利益，美军纠结“联合国军”，入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威胁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任，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迫使美国政府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中，杜邦再次成为直接受益者，美国政府的全部军火订单及其他部分军用物资的订单，都交给了杜邦公司。这使得杜邦公司在1950年的年利润达到13.3%，成为历史上效益最好的年份，而杜邦控股的通用汽车公司利润则更高，在1950年到1952年之间，通用汽车公司平均每年的税前利率相当于1929年的6倍，总计在军火合同上赚了55亿美元。对此，人们都很清楚原因，朝鲜战争时期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戴·艾奇逊曾是杜邦公司的法律顾问，司法部长是杜邦家族的密友汤姆·克拉克，而国防部长路易·詹森也曾是杜邦公司的高管，谁又不会为杜邦着想呢？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加紧军备竞赛的政策并未结束，这个国家需要依靠军事震慑力来确保美元资本的顺利输出，并保障更多利润的顺利回流。因此，即便没有战争，杜邦也能继续在军火业务上赚得盆满钵满。

此时，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查理斯·威尔逊本人就是杜邦掌控下通用汽车公司的常务董事。为了自身的利益，他自然对杜邦给予特别关照。在军备竞赛中，政府的直接军火订单大部分都分配给了杜邦，非军火订单，无论是油漆还是尼龙领域，杜邦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另一个有力的数字，证明了杜邦此时在政府采购体系所占有的地位：虽然该公司化学工业产品中只有5.3%用于军事，但直到1960年，其化工发展和研究所需要的全部成本的20%以上，都是由美国国防部提供的。

不仅是杜邦本部，其控股企业也收益颇丰。小伊雷内·杜邦的女婿达登，作为纽波特纽斯造船和干船坞公司的董事，监护杜邦家族在该公司的股权，这家企业收入的80%均来自军事合同。同样由杜邦家族所控股的北美航空公司和波音飞机公司，其利润率也始终保持在惊人的20%左右。可以说，在冷战期间，虽然杜邦面临着司法部的调查，但只要其手中掌握有大量股权的企业，都因为军备竞赛而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收益。

在核武器项目上，杜邦也从1美元利润的曼哈顿工程中收获了巨大的后续利益。作为四家大承包商之一，他们与美国政府签订了研制和生产氢弹的合同，并可以每年得到原子弹委员会25亿美元的“补偿费”。

到60年代，军备竞赛已经大大增强了杜邦的实力，并使之有能力扩大了资本输出的规模。到60年代，杜邦公司在众多发展中国家投下了相当数量的资本。然而，一些国家政治和经济局势的不稳定，以及全世界冷战局面的发展，导致了包括杜邦在内的美国大企业资本安全受到威胁。于是，美国政府直接出面导演了一幕幕保护“海外利益”的剧本，其中包括支持古巴政变、镇压多米尼加共和国人民起义等，毫无疑问，这两个中北美岛国都和杜邦家族有着密切联系，是杜邦家族掌握巨大股权的美国炼糖公司制糖原料的重要来源。

不过，在复杂的冷战局势中，美国政府不可能总是面面俱到顾及所有企业和家族的利益。在基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很容易由于具体政策而导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矛盾。1963年，肯尼迪政府在和西欧各国的关税谈判中，为了给美国的农产品、烟草和铝开辟出口市场，而未经过杜邦同意，就砍掉了曾经用于保护美国化学工业的关税壁垒。这一政策直接导致欧洲化学产品大量进入美国市场，损害了杜邦的利益。科普兰在演讲中不悦地说道：“必须让负责谈判的官员指出，这样的损失对企业界人士而言，绝不是简单而无关痛痒的事情，也不是能够用所谓国家利益等高调就能轻易敷衍的！”三天后，即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虽然肯尼迪的死不能证明与杜邦公司有任何关系，但毫无疑问的是，肯尼迪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美国众多财阀的利益，并由此触怒了他们。(www.daowen.com)

接替肯尼迪的约翰逊总统，采取了不同的强硬对外措施，并由此得到了企业家们的赏识。在1964年总统竞选运动中，竞选人巴里·戈德华特主张立即对越南北方进行轰炸，杜邦家族立即向其捐款7.1万美元予以支持。这一态度明显体现出杜邦家族赞成并急切希望美国投入到越南战争中。

1965年2月，美国空军开始定期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目标进行袭击；6月，第一批陆军战斗部队抵达越南。至此，杜邦公司全力投入了越南战争。在公司1966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国防部军事集结的结果，增加了使用杜邦公司产品的数量”，除了军火之外，美国国防部订购的杜邦产品还包括纺织纤维、包装薄膜、摄影胶片、塑料、燃料、甲醇、甲醛、人造橡胶、氟利昂荧光产品和涂料、石油化工产品等。

1967年，杜邦公司接受美国国防部委托，帮助堪萨斯州帕森斯市的美国陆军兵工厂生产，并赚取服务费。在这项合同中，杜邦获利2300万美元，其附属的雷明顿武器公司则获利1.56亿美元。同时，杜邦公司还为美军研制了神经毒气、小型防步兵地雷在内的种种新式武器。

数年中，由于越战带来的各种订单，杜邦公司产品销售总额创造了31.9亿美元的新纪录，其中军火爆炸品和各式武器的政府订单增加更多，从1964年的6900万美元，上升到1966年的1.61亿美元。根据杜邦的老传统，战时订货的价格，要高于平时的价格，对此，杜邦公司解释说：“国家安全不应拍卖给出价最低的人。”

杜邦在越战中的收益，能够直接从资本市场的反应中获得体现。1965年和1966年的越南战争升级期间，杜邦公司的股票价格直线上升，其每股股息已超过了6.75美元。根据战后的统计，1964年到1972年的越南战争期间，杜邦再次成了大赢家。与五角大楼订立合同最多的40家公司中，有20%是杜邦家族的企业，仅杜邦公司一家就从军火合同中赚了10亿美元。在战争期间，杜邦家族各公司的直接收入在150亿～170亿美元之间。

1973年，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最不得人民支持的这场战争，终于在越南人民的反抗和美国民众的抗议声中结束了。美军总共伤亡高达35万人以上，花费了1500亿美元，越南则共有100多万士兵战死，上百万无辜平民死于战争。然而，杜邦家族却通过这场战争找到了在亚洲立足与发展的途径，当越战炮声犹然隆隆在耳，杜邦已经全面进入了亚洲地区：在日本，他们买下了三井化学公司两家子公司的50%股权，并买下了日本昭和尼奥普林橡胶株式会社和东京物产公司50%的股权；在马来西亚，杜邦拥有了一块大约3万英亩的天然橡胶种植园；在印度，杜邦也有了自己的工厂。

冷战并不冷。杜邦家族所经历的冷战，更多的是热浪滚滚的金钱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