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经济危机，都会考验到执政者真正的能力与信誉。20世纪20年代末期，时任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的口碑一度直上云霄，毕竟美国刚经历了十年的高速发展。巅峰时，胡佛面对媒体直抒胸臆：“感谢上帝的恩惠，在不久的将来，贫穷将在美国绝迹。”

然而，当大萧条到来时，胡佛吹过的海口都变成了民众的眼泪，选民们对其信心一落千丈，转而将希望寄托在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身上。罗斯福最吸引人的地方无疑是其旗帜鲜明的竞选主旨：“无论谁成为新一届总统，必须立刻解决人民的就业和吃饭问题。”

一直以来，杜邦家族都保持着对政坛的影响力，无论家族由谁主宰，在位者都坚信，让杜邦支持的人登上白宫宝座，家族就会获得更多的机会。正因如此，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科尔曼·杜邦不惜辞去在家族企业的一切职务，进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活跃于华盛顿，并亲自参加了29届总统竞选。虽然落败，但他还是在1924年11月进入了美国参议院，并写信给堂兄小阿尔弗莱德·杜邦，声称“如果我能在华盛顿为你或你们的利益做些什么的话，你可以毫不迟疑地来找我。”

进入20年代之后，杜邦的手在政坛里越深越长。家族代理人、美国橡胶公司董事戴维斯曾成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1928年，杜邦家族也负责捐献了胡佛竞选总统费用中的17%。秉承这一传统，当罗斯福入主白宫的可能性不断增长之际，杜邦也希望能够同其紧密联系。

1933年，罗斯福毫无疑问地击败所有对手，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当他宣誓入职之时，面对着巨大的烂摊子。全国金融机构的运行陷入停顿，证券交易所正式关闭，各州信托公司已经摇摇欲坠，银行成批倒闭，在剩下的银行中库存黄金不到60亿元，却要应付410亿元的存款，挤兑风潮遍及全国……

上任第二天，罗斯福就要求国会马上举行特别会议，并宣布所有银行休假4天，从而控制挤兑风潮，缓和紧张状态，腾出加急印钞的时间。

当银行重新开业之后，罗斯福坐在白宫壁炉旁，残疾的双腿上盖着毛毯，面容安详地发表了历史上著名的“炉边谈话”。他劝慰民众说道：“我要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你们将钱存进银行，银行并不是把它们锁入保险柜了事，而是通过各种不同的信贷方式进行投资，包括买公债、做抵押等。换而言之，银行让你们的钱产生价值，让整个机构运转……我向你们保证，将钱放在经过整顿再重新开业的银行里，要比放在褥子下面更加安全。”

罗斯福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挽回了形势。第二天，银行重新开业，民众开始排队将黄金和美元重新存回银行。一周之后，全国有13500家银行重新开业，纽约证券交易所也重新开张营业了。随后，国会通过大量法案，包括《全国产业复兴法》《失业救济法》《农业补助法》《铁路管理法》《公共动力法》《国内企业主贷款法》等，这些法案成为新一届政府重振美国经济的有力工具。

杜邦家族在此时积极地配合着罗斯福的新政。当国会通过《全国产业复兴法》之后，罗斯福总统根据法律成立了全国复兴总署，皮埃尔成为全国复兴总署工业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不久之后就被选为主席。同时，他还对新成立的全国劳工委员会很感兴趣，该组织是为了解决劳资矛盾而设立的。按照相关法律赋予该委员会的使命，如果工人们和企业产生矛盾，可以通过这个组织申请仲裁，从而平衡双方之间的利益。皮埃尔专门写信给这个新成立的组织表示夸赞之情，他说：“我认为，全国劳工委员会努力的结果，会消弭罢工事件。”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杜邦家族就体现出其身为资本家中的佼佼者而对劳工阶层利益的尊重与关心。拉斯科布率先提出了八小时工作计划。当时，并没有法律对员工的作息时间进行规定，一些工厂肆意增加员工的工作时间，甚至还没有加班费。拉斯科布提出，应该让员工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他的依据是，社会已经创造出了足够的财富，劳工们也应该有足够时间来享受这些财富。1919年11月，拉斯科布在《北美评论》中解释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的好处，他说：“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工作八小时是有道理的。这并非是从情感上，而是从企业经营的角度考虑的。应该给予工人额外的时间与机会，让他们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到1933年，全国劳工委员会的成立与运转，无疑能够更好地推动和保障他的建议。

罗斯福总统的另一项决策，让皮埃尔更为兴奋，那就是对《反托拉斯法》的废止。这项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法令，限制了大型企业肆无忌惮的扩张吞并，罗斯福出于解决失业率的需要，权衡再三，做出了将其废除的决定。毫无疑问，这对杜邦、通用以及其他企业巨头有着非凡意义。同时，皮埃尔也高兴地看到，新总统为了造就更多的工作机会，投入巨资花费在兴建道路、水利、公园、机场等有利于美国未来发展的基础建设工程项目上，这些项目不但能够直接雇佣大量失业的劳动力，解决他们的生计，还能间接拉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复兴与发展。

在杜邦家族中，绝非只有皮埃尔认可罗斯福的新政措施。在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要求人们将私人贮藏的黄金存入银行之后，小伊雷内·杜邦立即响应，将自己20多年所储备的大量金条存入了威尔明顿信托公司，他说：“杜邦夫人要我将这些黄金存入你们的机构，她感到，自己有责任将之存入政府黄金储备中，而我认为这是在尽我们的责任。”随后，E·保罗·杜邦参与赞助了田纳西河流域公共工程计划，他高兴地告诉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说，自己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复兴规划了。阿尔弗莱德·杜邦则在佛罗里达州投资修建工程，为自己的新“故乡”恢复经济作出重要贡献。

然而，短暂的蜜月期终究是要结束的。随着罗斯福新政的深入，总统开始以坚毅的姿态去挑战根深蒂固的资本阶层，在庞大的既得利益被触动的风险面前，杜邦家族终于与新政产生了矛盾。

例如，罗斯福颁布的《航空邮政法》，终止了由北美通用航空公司与另外两家航空公司包揽空邮业务并获得政府补贴的合同，决定采用公开招标、平等竞争的方式选择新的合作企业。与此同时，政府又将相应补贴从1940万美元降低到700多万美元。这样，作为北美通用航空公司主要合伙人的小亨利·杜邦已经无利可图，不得不解散了公司。不仅如此，《铁路工人退休法》对铁路工人退休后的养老金做出规定，触犯了长期身为铁路公司董事的皮埃尔·杜邦和小伊雷内·杜邦，《交通管制法》要求政府建立联邦交通委员会，这显然是政府将要进一步加强对经济的管理与干预的信号，和杜邦等企业打算垄断交通的意愿完全抵触……

这些法令的出台，让杜邦家族中出现了越来越响的反对声音，一些人甚至在不同场合打出了否定与抵制新政的旗号。

罗斯福政府当然看见了这样的变化。1934年2月，新政支持者、国会参议员杰拉尔德·奈突然发难，他在国会内指控美国军火制造商在一战中的所作所为，指责是他们制造了罪恶的战争，是他们用成千上万美国人的无辜鲜血，换来了肮脏的巨额财富。虽然杰拉尔德没有指名道姓，但每个人都知道杜邦是首当其冲的被批评者。不久之后，《幸福》月刊出现了足够分量的文章，提供了大量事实和具体数字，抨击杜邦公司所作所为，支持杰拉尔德的观点。杰拉尔德乘势在美国参议院的支持下，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对一战中美国军火商的种种劣迹进行调查。(www.daowen.com)

似乎嫌这些还不够，社会上随后出现了一本名为《死亡贩子》的畅销书。与那些捕风捉影的小书不同，此书有理有据、事实清楚，将杜邦在战争前后的所作所为揭露无疑。

面对这些，皮埃尔感到疑惑。罗斯福执政初期，他全力支持其政策，是因为他坚信那些政策会将美国从经济危机中挽救出来。但当金融业和工商业已然恢复元气，经济形势好转时，罗斯福的改革政策力度却继续在深入，这让他不由得怀疑其目标究竟有多远。

同样的疑惑感也弥漫在杜邦家族相关人士的心头。鲁尼·卡朋特是杜邦公司技术部门的高管，也是典型的保守派代表人物。1934年3月，他写信给拉斯科布抱怨，说周围许多朋友都对于罗斯福究竟想要做什么感到不安。人们无法了解罗斯福打算达到什么目标，只能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放弃工作，改为到政府机关单位中谋求较高的薪金。卡朋友举例说，在南卡罗来纳州，其公司里的五名黑人开始拒绝工作，他们说自己在政府机关获得了新工作。而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迈尔斯堡的游艇上，也有一个厨师辞职了，政府雇佣他做油漆工，每小时能挣1美元！

今天读起来，这封信似乎有些可笑。堂堂百万富翁们，居然因为这些小事就会敌视美国总统的治国政策，但在保守派的眼中，这些苗头仿佛都有着可怕的阴谋，代表着国家对其财富和地位的威胁。

在类似的情绪感染下，皮埃尔·杜邦不能不有所行动，他宣布辞去在复兴总署和全国劳工委员会的一切职务。小伊雷内·杜邦则公开指责罗斯福是在掏他人的腰包来发放救济金。这些行动和言论，表示着双方的矛盾公开走向白热化，更表明杜邦家族将会彻底转变对新政的态度，从支持赞同而走向反对否定。

1934年8月，已经被免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拉斯科布，与杜邦集团成员、摩根家族和洛克菲勒财团的保守人士，组成了“美国自由联盟”，公开反对罗斯福。拉斯科布宣称，罗斯福总统对复兴经济的下一步做法，至今尚无明确计划，这是政府陷入困境不攻自破的证据。小伊雷内·杜邦则批评罗斯福的政策，说他不是进行公平的论功行赏，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以无功受禄的政策在收养寄生虫。其他人则纷纷攻击政府的经济政策，要求政府平衡预算、削减紧急救济开支，指责政府的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违宪。

为了让“自由联盟”的宣传势头更猛，杜邦家族多次组织捐款，向其提供活动经费。这些经费大多使用在建立分支机构和外围组织上，在全美26所高等院校中建立了“自由联盟”分会，编印抨击新政的小册子。为了显示出自由联盟代表所代表的广泛民意，还专门成立了“美国公用事业投资者联合会”“美国纳税者联盟”“国民经济联盟”“工业权利争取联盟”等组织摇旗呐喊。

然而，新政在民众中的口碑是无法动摇的。拉斯科布费心尽力地包装“美国自由联盟”，在各种场合下进行宣传表演，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反感。罗斯福执政三年后，政绩已经被全世界目睹，美国经济正在复苏，城市工人失业率迅速下降，收入不断稳定，他每到一处，都被成千上万的平民自发组成的欢迎队伍而簇拥。正是在这样的力量支持下，罗斯福慷慨陈词进行反击：“我们在34个月内，已建立了新的民众权力机构。在一个人民的政府手中，这样的权力是有益而正当的；但是，在经济寡头和政治傀儡手中，这样的权力就会为人民的自由制造镣铐。”

1936年，新一届总统选举开始了。杜邦家族推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弗莱德·兰登，时任堪萨斯州州长。小拉蒙、小伊雷内、皮埃尔等人慷慨解囊，为兰登的选举行动添砖加瓦，期待他能够在总统大选中一举击败罗斯福。然而，罗斯福的威望是难以推翻的，11月2日，大选揭晓，在美国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罗斯福在104个城市中获胜，兰登仅占4个。罗斯福以压倒性的优势，继任美国总统。

就在人们认为杜邦家族难以实现阻挠新政的想法之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1937年6月，罗斯福总统的儿子和杜邦家族的“公主”埃舍尔·杜邦，在白兰地河畔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双方出其不意地就此握手言和。

四年来，在不断的斗争中，杜邦家族意识到罗斯福的地位难以撼动。而经历了种种非难和攻击，尤其是目睹了1936年通用汽车工人大罢工之后，罗斯福也多少意识到之前的政策太过激进，有可能对美国社会造成分裂。因此，罗斯福开始回调激进的政策，给予大企业家更多的宽容。同样，杜邦家族也认识到，反对新政的行动需要适可而止，作为军火界的领军企业，没有理由和联邦政府长期僵持。

双方和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此时以纳粹德国为代表的法西斯势力对国际和平的威胁越来越严重，新的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如果没有联邦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很可能会错过战争带给企业的新发展机遇。而如果没有杜邦的支持，联邦政府也难以有底气去面对大战的阴影。于是，和解的默契就此转化为了婚庆的喜宴。

婚礼上，伴随着轻快优雅的弦乐四重奏，新郎新娘的家人们欢声笑语，丝毫看不出半年前的剑拔弩张。罗斯福总统和夫人风度雍容地向光临宴会的亲朋好友微笑举杯。皮埃尔、小伊雷内和小拉蒙这三位家族巨头，纷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福语。之前热衷于报道双方对立争吵新闻的报刊媒体全数到场，镁光灯不停响起，记者们四下穿梭，将热闹非凡的场面、华贵奢靡的酒席，一一如实记录。很快，这场婚礼被冠以“本世纪最盛大婚礼”的标题，出现在各大报刊头版头条，随后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

到此为止，杜邦家族与罗斯福新政曾经发生过的那些恩怨是非，伴随清脆的酒杯撞击声，消散在白兰地河畔庄园的上空。很快，杜邦家族的不少“合理建议”，得到了罗斯福政府的接受，例如对大企业税制进行改革，对劳资关系处理方式的新政策等。为了表示和解，美国政府和法院还专门向杜邦家族退回了十余万美元税款，虽然数量相比这个家族的财富只是九牛一毛，但在当时也开创了美国政府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