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杜邦公司的主要产品由火药转为化工产品。虽然其过程绝非毫无困难，但总体而言，这是真正让杜邦获得新生的顺利路程。

1919年，尽管杜邦公司开始从事化工产品和汽车等大规模多种经营，但他们依然在火药制造能力上保有数百万美元的投资。由于战后的和平缩减了军用炸药的需求，这些产品需要开发新的市场。为此，皮埃尔和小伊雷内将眼光投向了海外。当凡尔赛和平协议尚未完全签署，杜邦公司已经拥有了第一家军火出口公司。

1922年，关于德国即将开始重整军备的谣言在欧洲大陆不胫而走，为此，协约国举行了第一次战后裁军会议。皮埃尔和小伊雷内曾为此揪心不已，但他们是幸运的，因为其想要保护公司现有利益的私心，与美国政府希望本国影响力更加强大的态度不谋而合，后者的代表人物包括亨利·卡博特·洛奇参议员、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和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他们一致认为，裁军会议必将限制美国军火制造企业扩大海外市场。因此，如果裁军会议必须举行，那么就要邀请大企业代表来和政府进行商谈，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皮埃尔很快接到了政府代表团的来信：

“兹邀请贵公司派出一名代表，出席非正式的预备会议，以讨论即将举行的旨在控制武器、军火等军事产品方面国际贸易的会议中的经济问题。”

1925年4月，小伊雷内派出代表，前往华盛顿参加这次预备会议。会议由胡佛部长主持，他开宗明义地邀请到会代表各抒己见，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提供建议。在明显的鼓励之下，以杜邦公司代表为首，军火工业代表们一致表示，强烈反对可能签署的裁军国际协定。

得到了军火商们的支持，胡佛极力主张出席日内瓦协议的美国代表提案修改“激烈而无法切实可行”的规章。天遂人愿，由于美国秉持的坚定态度，裁军会议无疾而终，各国政府对军火生产和贸易的控制问题依旧如常。

1929年，小伊雷内在欧洲和拉脱维亚的销售代理商签订了合同，他还和美国炸药股份公司围绕墨西哥的生意而展开了秘密价格战并取得了最终胜利。实际上，进入20世纪之后，杜邦在军火销售上的注意力就开始向发展中的南美转移。1904年，公司为开挖巴拿马运河提供了炸药。1908年，根据巴西政府的请求，杜邦在这个国家建立了爆炸品厂。1910年，杜邦又在智利购买了一家濒临破产的硝石矿，并将其改名为奥菲齐纳·特拉华矿。杜邦之所以如此重视拉美市场，是为了削弱德国军工企业意图复兴而争夺市场的势头。随后，杜邦乘胜追击，购买了炸药股份公司和科隆·洛特怀勒火药制造股份公司股本的7.9%，并和英国诺贝尔集团合伙，同巴登苯胺公司结成联盟，生产并销售最新的四乙基铅汽油产品。

当小伊雷内在海外广泛开拓军火市场的同时，杜邦在美国国内产业多元化改革已经初见成效。从1917年到战争结束，杜邦拥有了六家染料、油漆和化工产品制造厂，日后最“知名”的一家合成靛蓝染料工厂，开设在威尔明顿对岸新泽西州的迪普沃特，这家工厂后来犹如死亡的深渊，吞噬了数十名不幸工人的生命，上演了一出被美国人所周知的丑闻。但在刚开设时，它颇受重视，小伊雷内在这里设立了杜邦公司的第一个有机化学品部，并委派给弟弟小拉蒙特负责。十余年来，通过类似的建设、兼并、购买行为，杜邦所获得的技术底蕴和生产资源越来越丰厚，即将共同焕发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市场价值。

在化学家眼中，从战场上的爆炸品，到生活中的化工品，技术的转变或许并不算最困难。但在市场营销团队看来，想要让普通消费者能够将杜邦这个品牌与生活实际相关联，就必须进行持续的广告宣传活动。杜邦很快发现，新产品面对的众多消费者中，家庭主妇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比例。例如杜克漆、针织品、塑料用品等，其采购的决策权总是在主妇手中。于是，杜邦开始破天荒地将广告宣传的目标群体设定为中产阶级女性。(www.daowen.com)

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杜邦公司开始聘用室内装修设计师进行代言，其中包括《好主妇》之类女性杂志的专栏作者、家庭经济学者和家庭生活顾问等等。这些人的生花妙笔，帮助渴望追求生活知识的新女性了解到截然不同的杜邦公司。

1929年，室内装修设计师阿尼格斯·莱特在一则杜邦的广告软文中指出：“对于如何知道使用杜克漆而能创造出美丽室内环境的富于创新意识的女性而言，厨房将会是能够带来多种乐趣的场所。”同时，著名的家庭经济学者克里斯汀·弗雷德里克也推荐人们在浴室使用这一品牌的油漆，他现身说法地写道：“为什么镜框、药品柜、杯架、毛巾架必须是白色而不能是彩色的？我就用刷子将每一样东西都刷上了彩色漆，浴室里顿时充满了个性化的明快色彩。随后，我立刻开始处理我的水龙头，还有香皂盒和搁放海绵的篮子。也许你会笑话我，但是我那间以前暗淡无光甚至冰冷乏味的浴室，现在变得欢快明朗了。想要看到这种改变，其实只需要大约半升的清漆。”在类似广告宣传文案的不断渗透下，市场上生活用品的消费者群体终于逐步接纳了杜邦的新品牌定位。到30年代后，杜邦在家用产品方面的宣传依然继续，其中最出名的是人造丝部门聘用个性家居专家艾米丽·波斯特主持了关于玻璃纸使用方法的电台专栏节目，向全美国1300多万听众提供室内装饰的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产业多元化进程中，来自德国的技术力量，让杜邦如虎添翼。战前，德国的相关公司就已经在美国取得了多项染料和油漆方面的专利。美国参战时，国会通过了《对敌贸易法案》，允许政府没收德国专利并置于监管之下。即便在战争结束后，政府也并不愿意将专利归还给那些德国公司，导致削弱本国的生产企业。

多方面权衡考虑下，1919年1月，杜邦法律总顾问约翰·拉斐，和其他国内染料生产商共同会晤了负责监管国外专利的米切尔·帕莫，商讨如何处置被没收的德国专利。这次会议后，相关企业共同建立了非营利性组织即化学基金会，以271000美元的价格，从外国财产监管局买下了5700多项专利。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专利并没有马上转化成为企业竞争的优势，杜邦家族依然缺乏染料制造的实用技术。这是因为很大程度上，如果没有德国的工作人员，大多数到手的德国专利是无法被直接使用到生产中的。为此，小伊雷内与执行委员会最终在1920年7月达成一致看法：聘用德国技术专家，进入杜邦的实验室工作。

今天的杜邦可能并不愿意承认，当年吸引德国技术人员的主要手段是贿赂。他们以丰厚的物质条件，将专家们从经济衰败的德国本土，引诱到遥远的美国，最终来到威尔明顿。除此之外，杜邦公司可能还利用了一些其他非常规的手段。

1921年2月，德国科隆地方政府发出了对四位本国科学家的逮捕令，他们是约瑟夫·哈斯兰德博士、海因里希·乔登、奥托·朗格和马克斯·恩格尔曼。表面上，他们都是拜耳公司多年的忠诚雇员，但暗中却都接受了杜邦公司的指令行事。根据逮捕令描述，这几个科学家同苏黎世一位名叫孔泽尔的博士合作，非法盗窃贵重配方和材料。据说，他们当时用一辆卡车将文件和图纸偷偷运送通过德国和荷兰边境，而这辆卡车恰巧被荷兰边境检查员发现并扣押，并连车带人送回科隆。

此后，两名科学家神秘失踪了，而朗格和哈斯兰德，则在一年后出现于威尔明顿杜邦公司的实验室中，以努力投入的工作，领取每年25000美元的优渥薪酬，这样的薪酬水平，是他们在德国做梦也无法企及的高收入。对此，小伊雷内理直气壮地宣布：“杜邦公司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或商业原则，而德国卡特尔提出的这些指控，不过是它们所策划的活动，目的是阻止在美国发展一项工业……”

有了德国科学家的协助，杜邦公司对专利的应用开始变得得心应手。1924年，杜邦购买了将空气中氮气加以固定的克劳德制作法使用权。这种专利方法改良了杜邦公司于1919年通过瑞士购买的德国制作法。利用新加盟的技术力量，杜邦家族将这一方法作为制造氨的基础进行运用，并在西弗吉尼亚州的贝尔创办了一家高压合成工厂。从这家工厂里，生产出了供冷藏工艺使用的氨，供飞机和其他民用用途的无污轻质塑料，供肥料和药品生产使用的尿素，以及用于防冻溶液制造的酒精溶剂等。

所有的新产品，都和杜邦公司制造火药的本行密切相关。但在市场营销角度来看，这些新产品需要一个平台，将它们组合起来，推向更为精准的市场。正是在寻找平台的过程中，杜邦家族赢得其努力的最佳奖励：通用汽车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