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春天，即便远离欧洲，但令人震惊的消息还是沿着打字机、电报线和公路，传遍了特拉华河的两岸：奥匈帝国古老的哈布斯堡王位继承人弗朗兹·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身亡。很快，全美国人都了解到，战火在大西洋那边的大地上熊熊燃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了。

此时，皮埃尔·杜邦正在伦敦，同德、英两国的军火商讨论代理销售事宜。由于时局发生变化，他立刻通知两国军火商，原有的协定意向暂时失效。背地里，他告诉别人，这场战争将非同小可，由于此时各国开始广泛使用坚固的防御工事、深挖的战壕和锋利的铁丝网，因此战争中会使用数量更多的烈性炸药用于攻坚。这些炸药是参战各国都无法充分供应的，对此他的家族非常愿意“提供帮助”。

一直以来，皮埃尔和他所掌管的家族企业，都在为世界战争爆发做准备，尤其倾向于支持英法两国为首的协约国。精心布局的皮埃尔知道，战争的到来一定能让杜邦公司规模扩大、蒸蒸日上，但他必须冷静面对同时存在的不利因素。

此时，美国人面对战争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认为，协约国是正义的，美国应该充分支持他们；另一部分认为，欧洲的战争只是那些腐朽国家之间的内斗，美国没有必要涉足其中。尽管皮埃尔一直试图让整个家族远离政治，但此时却难以置身事外——那些支持和平和同情德国的人，纷纷指责杜邦打算借战争机会大发横财。

从美国政府角度来看，由于美国距离欧洲战场较远，并不适宜马上陷入大陆事务的泥潭。尤其是当时美国3000多万人口中，一部分拥有德国和奥匈帝国的血统，另一部分则有英法和爱尔兰的血统，如果贸然参战，很可能引起族群对立和社会分裂，这会对原本就异常低迷的经济态势雪上加霜，因此，美国政府果断宣布保持中立。

正因如此，皮埃尔可以假装听不到舆论的批评。但他非常肯定的是，与协约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必须对秉持中立态度的美国政府保密。早在1908年政府提出反托拉斯诉讼之后，杜邦就不允许任何没有签署保密协议的政府代表进入工厂，而公司雇员也不得非经总部允许向任何人泄露公司情况。这为此时企业的保密能力做足了准备。后来，即便到1917年美国参战之后两个月，联邦政府和陆军部要求杜邦家族提供贸易详情时，也遭到了坚定的拒绝。

皮埃尔很清楚，美国政府并没有其表面上的那样“中立”。联邦政府不是慈善家，明白如果美国企业从世界战争中获益，也就意味着美国能从硝烟中坐收渔利。对此，在1913年，刚担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就不慎对民众说出了实情：“如果你们到华盛顿，去同政府联系，尽管那里的官员彬彬有礼同你们对话。但你们必然会发现，他们实际上的顾问是那些有着最大利益联系的人——大银行家、大制造商、企业巨头……他们是美国政府的主宰者。”

毫无疑问，美国的中立更多是表面的冠冕堂皇。实际上，欧战的爆发能够尽快帮助美国走出经济低谷，通过与欧洲参战各国进行贸易往来，美国的经济将能够得到迅速复苏。

对于政府的矛盾态度，皮埃尔拿捏得非常精准，并提前开始行动。1914年12月22日，英国及其盟国在杜邦公司订购了210.66万磅（约956吨）炸药。从大战爆发之后的5个多月内，杜邦公司又陆续向协约国出售了2100多万磅（约9525吨）的炸药，赚取了高额利润。而仅仅是在战争爆发前一年的1914年，杜邦公司年产量也只有840多万磅（约3810吨）。

战争进行半年后，皮埃尔从篇幅越来越长的新闻中嗅到更多金钱的味道。他了解美国政府，知道随着情势的明朗化，白宫迟早要摘下中立的面具，加入战争中。那样，火药的需求量将会更大幅度地增加，而企业的生产能力则必然要为此做出提前准备。通过半年来的“市场试水”，皮埃尔发现，由于战争手段的更新换代，欧洲最紧缺的是TNT炸药和苦味酸炸药，这些并不是杜邦公司原有的强项，也没有大规模生产的能力。此时，为了满足新的需求，公司必须要投入巨资扩大生产规模，更换必要的新设备并改进工艺流程。这些虽然从技术上完全能够办到，但当战争结束、市场需求减少时，新增的生产能力岂不成了冗余？(www.daowen.com)

皮埃尔不会冒这种险，而是打算让羊毛出在羊身上。通过老朋友摩根财团，他和英国政府方面取得了联系。皮埃尔表示，只要英国政府能够出资给杜邦公司扩大生产量，杜邦就会在战争中首先满足英国的火药需求。换而言之，这意味着订单价格不仅要包括产品的价格，还会将部分生产成本都划归到协约国名下。同时，他还要求，合同一旦签约确认，协约国就必须立即支付50%的货款，等所需火药产品一旦投产，他们就必须再支付30%的货款，产品出厂装运时，就必须立即付清全款。

这些条件如果是在平时提出的，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皮埃尔疯了。但现在，杀疯了的是欧洲各国，几千万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广袤的欧洲平原、河流、山川、城市和农村之间残酷厮杀，从班排连这样的战术单位，到具有战略力量的军团，任何一支强大的军队只要短缺了火药，就会转眼成为被屠宰的羔羊。而这，是任何一位国家领导者所无法接受的事实。

谈判在很短时间就完成了，毕竟，谁都无法预料战争的下一步走向，欧洲的诺贝尔集团因为战火延伸无法保证正常生产。为了避免在战场上捉襟见肘，英国答应了杜邦公司的条件。在得到充裕的财政支持后，皮埃尔立刻开始扩建工厂，他一口气新建了五家工厂：弗吉尼亚州的佩里曼炮厂、西门炮厂，威斯康星州的兰辛高能火药厂，宾州的塔利城火药厂以及田纳西州拉斯韦尔的老山胡桃无烟火药厂。

对于杜邦公司这种一本万利的建设，美国和当地政府自然相当欢迎。所有新建工厂与其相关的附属机构，包括生产设备制造企业、物流公司、办公建筑、员工宿舍等等，总共有3867幢建筑物。这些建筑工程项目对于当时的美国社会而言，几乎是一剂强有力的就业兴奋剂。杜邦公司从遍布全美的失业大军中，雇用了3万多名男女工人，他们以每小时1美元的工资和每小时0.1美元的加班奖金，埋头苦干在轰鸣的生产线旁。

为了确保对工人的管控，避免发生消极怠工，杜邦公司以战时名义颁布特别规章制度。他们要求工人必须能加班到一定时间，如果拒绝加班，就会被立即开除，并在个人档案中记下“反美”的污点。这样，即便离开公司，也很难有其他企业敢雇佣他们。

坐拥天时地利人和，杜邦公司在一战中攫取到史上从未获得过的利润数额。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杜邦公司在开战的第一年，收入总额就达到1.3亿美元，相比之前增长了4倍。1916年又比前一年增长了1倍，纯利润为8210万美元。1917年到1918年，收入总额为5.99亿美元，纯利润9240万美元。家族中的大股东们因此获得了可观的财富，皮埃尔每年的税后净收入高达100多万美元。即便是远离了公司核心权力圈的阿尔弗莱德，也凭借手中的股票获利丰厚，1915年，他收入高达300多万美元，1916年上半年，赚了380多万美元。在当时，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巨额财富。

水涨船高，随着公司经营的不断红火，股票价格也开始不断飙升。1914年12月时，杜邦股票不过每股120美元，一年多之后，股票上升到775美元。为了避免价格过高，杜邦公司进行了股票分割，将股票一分为二，仅仅一个月之后，新股又上升到430美元一股。

由于皮埃尔过人的预见眼光和硬朗的铁腕管理，一个奇特的现象终于在此时全然浮现：当欧洲大战正酣、美国衰退阴影笼罩之时，当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倒毙在壕沟的泥泞中，毫无尊严地死去，当一群群因为工厂破产而失业露宿街头的人忍饥挨饿，杜邦公司依然保持着自祖先传承而来的荣光，将之变得更加熠熠生辉，俨然茁壮成长于血泊之中的巨人。在这无法撼动的现实面前，甚至是杜邦家族的成员们，也开始意识到，从伊雷内建立火药厂的那天开始，世界上每一场能与“杜邦”联系起来的战争，都注定献出无数人类鲜血所浸染出的祭品，为他们带去幸福与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