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初几年的收购浪潮，为杜邦公司带来了诸多改变。在企业内部，最直观的变化是员工团队越来越庞大。

1903年，杜邦公司办公室成员只有12人，一年后，这个数字增到200多个人。技术力量上，当三兄弟买下公司控股权时，这里没有任何一个全职的科研人员，而此时，公司总共雇了16位科学家，组成两个科研团队进行工作，到1911年，科研人员数量上升到36位。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科研人员的管理，公司有着两套衡量标准，体现出参差不齐的专业化进程：有些人来自美国最顶尖的知名大学，持有专业文凭，而另一些化学家例如阿瑟·拉摩特、芬·斯巴尔只是大学肄业，甚至有像 J·N·温格特那样依靠自学成才的学者。

在销售部门，严密的组织管理和强大的团队协作，代替了原先的各行其是。销售员手中的权限受到了限制，他们无法像以前那样，自行制订与客户签署的条款，给客户提供的折扣空间也被大大压缩。在不断的并购之后，他们被要求严格按照新的规章去洽谈生意，并且不断接受先进的营销技术培训，提交标准的日程安排报告，遵循公司统一的定价政策等等。类似的改变，让一些销售员变得更为适应企业需要，创造了新的业绩高峰，也让有些人感到厌烦而离开了公司，选择了自由创业。

数量增长最高的员工群体，自然是一线操作工人。从1902年的800多人，到1910年的5000多人，如此大规模的员工数量激增，对杜邦工厂传统的管理和约束机制都形成了压力。更重要的是，杜邦公司之前从未有过工会组织存在，因为现代劳资关系影响下的工会，与家族企业所特有的利益分享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在过去，即便有过马厩失火等事件，但杜邦公司内的劳资关系大体是正常的。但当杜邦兼并了那些有工会的公司之后，美国“火药和炸药工人联合会”的影响力很快覆盖到白兰地河两岸。

杜邦的厂房也越来越多，收购了108家企业的同时，他们不断兴建新工厂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1906年，在丹佛南部，新建了卢维埃工厂，满足了科罗拉多州不断扩大的采矿业需求。随后，在皮杰特海湾，成立了杜邦华盛顿州公司，致力于西北部太平洋地区的市场开拓。1912年，杜邦还在西弗吉尼亚州的詹姆士河畔建造了霍普威尔工厂，这让公司能够更好地对欧洲开展出口。这些工厂的所在地很快发展起来，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城镇。

1905年，在一系列收购、挤垮和兼并同行的行动之后，杜邦公司获得了3595.5万美元的新资产，而原有公司的资产也增值了2400万美元，换言之，从三巨头掌管杜邦公司之后，仅仅花费3年的时间，杜邦公司总资产达到将近6000万美元，总资产翻了将近5倍。

从市场占有率来看，杜邦公司在三巨头的管理下成就惊人。他们当之无愧地在美国火药业内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杜邦生产的黑色火药，占全美总生产量的80%，高爆火药占全美72.5%的，体育无烟火药占有率为70%，而军用无烟火药占据了100%。

正当三巨头掌舵的杜邦公司劈波斩浪，朝向独霸美国乃至世界市场的远大目标飞速前进时，国内司法和舆论环境发生了变化。美国国会为了保护中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维护商业竞争和公平贸易，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之后，又先后出台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法律文件，其目的是限制大企业的垄断行为，减少无情的竞争和吞并，为中小企业保留必要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媒体舆论也将“托拉斯”看作恐怖的怪兽，无论是烟草业、石油业、糖业或者是钢铁业，只要是积极扩大规模的大型企业，都成为报纸记者热衷选择的新闻调查对象。

由此，联邦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反托拉斯诉讼”，这将成为阻挡在杜邦公司航线上难以逾越的礁石，并持续将近大半个世纪。

当然，反托拉斯诉讼并不只是针对一两家企业而开展的。最先受到冲击的是美国铁路行业领域最重要的哈里曼财团和摩根财团。哈里曼财团控制南方太平洋公司和联合太平洋公司，摩根财团控制北方铁路公司集团，为了控制新成立的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两家大企业竞争激烈，最终双双受到政府的起诉。经过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哈里曼财团和摩根财团以控股铁路公司的方式，试图兼并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这一做法违反了相关法律，应立即停止。

这一判决，虽然与杜邦公司并无直接的关系，但他们显然清楚这不是什么好兆头。杜邦公司的首席律师詹姆士·汤森顺势向三巨头提出建议说，火药贸易协会内部的协议，不仅会威胁到公司扩展收购行动的正当化，甚至还会给杜邦带来法律上的风险。因为火药贸易协会很可能被政府或法院看作限制贸易的共谋，并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而受到调查。(www.daowen.com)

科尔曼认真地分析了汤森的建议，感觉到美国火药贸易协会的存在，成为对杜邦自由发展的障碍。他越来越盼望公司能够摆脱这个组织，避免在贸易范围和价格竞争方面受到限制，并减少被联邦政府盯上的风险。这样，杜邦公司就能够凭借自身实力和发展需要，进行更加肆意而低调的吞并。科尔曼期待着，到那一天，公司既能够不断扩大业务领域范围，又可以用价格优势，击垮任何敢挑战竞争的对手。

1904年，杜邦公司花费了24万美元，退出了一手缔造的火药贸易协会。随着最大成员的转身离场，火药贸易协会就此曲终人散。科尔曼本以为能就此走出反托拉斯诉讼的阴影，但他没有想到，麻烦才刚刚开始。

带来麻烦的，是巴凯火药公司，这是一家从杜邦分化出去的企业。公司创始人沃德尔曾经是杜邦公司的代理商，由于业绩突出，被杜邦公司提拔为销售主任。在尤金领导公司时，双方之间合作关系良好，但科尔曼执掌大权后，双方关系破裂，沃德尔迅速辞职，并在诺丹城开办了巴凯火药公司。

这种“分裂”公司的行为，自然不能为科尔曼所容。很快，他将兼并的矛头对准了巴凯火药公司。当他初次试探被拒绝之后，科尔曼开始动用各种手段对之进行并吞，包括派遣间谍刺探情报、指使律师不断上门说服，同时以针对性的低价手段冲击其市场，试图击垮巴凯公司。

在这样的轮番攻击下，巴凯公司自然无法抵挡。1906年，坚持不愿意出售企业的沃德尔，迎来了公司的破产。

虽然在商战中无法抵挡杜邦，但沃德尔并不会逆来顺受，他开始动用舆论，到处抨击杜邦公司在竞争中的非法手段。为了扩大影响，他甚至还发表了一封致美国总统和全体国会议员的公开信，揭露杜邦公司在经营、销售等方面的种种欺诈行为，尤其是杜邦公司向政府出售火药过程中的价格欺诈手段。在公开信的最末尾，沃德尔愤怒而一针见血地表示：“杜邦公司，是一个绝对排外的垄断企业。”

和那些普通的媒体记者不同，沃德尔原先是杜邦公司销售体系的重要成员，他对公司内部情况的熟悉程度，超过了堡垒之外的任何人。他的每篇文字，都如同射向杜邦公司要害的锋利箭镞，揭露出公司运作过程中的种种阴暗面。

公开信不过是吹响了攻击杜邦的冲锋号，随后，沃德尔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发动对杜邦的攻击。他指出杜邦公司在火药贸易协会中的种种表演，吞并中小企业时的不择手段……为了佐证这些行为，他还向联邦政府秘密提交了很多能够说明问题的相关文件材料，以及杜邦公司在1904年大选时向西奥多·罗斯福违规捐款7万美元的线索等等。

如果沃尔德只是单纯地以舆论抨击，或许联邦政府还能在其中有所转圜、但当司法部收到一份又一份真材实料之后，尽管杜邦公司拥有美国政界和军界的深厚人脉，也难逃被起诉的命运。在这场诉讼之后，无论是科尔曼、阿尔弗莱德还是皮埃尔，都将改变各自未来的事业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