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杜邦，有着火红的胡须、强壮的体格和顽强的个性。1812年8月8日，他出生在伊雷内·杜邦创建的火药工厂中。1833年，亨利从西点军校毕业，在西部边防服役一年后，父亲去世，他返回了白兰地河并加入火药工厂事业中。

随后的40年里，亨利始终领导着杜邦。他热情而持久地投入工作，以至于靴子在简朴的办公椅下的木地板上，留下了浅浅的椭圆形印迹，但亨利却从来不感到疲倦。在他的办公室里，总是有几只最得宠的灰色猎犬，平时懒洋洋地卧在火炉旁，当亨利驾着马车对工厂进行巡视时，猎犬就会跑动起来，宣告他的到来。

由于是军人出身，亨利非常看重员工的忠诚与勤勉，同时也事事亲力亲为，连火药被运上帆船的装货单，也经常由他亲自开具。这种性格，难免让手下感到压抑，但也多次帮助企业躲过了灾难。

随着年岁渐长，亨利对企业严密如网的管控，引起了拉蒙的焦虑与不安。当他即将成婚之时，这种想法变得更为明显。

那是战后的一天，拉蒙清晨走进了亨利的办公室。

“叔叔，我决定了，和梅丽结婚！”

亨利听到拉蒙斩钉截铁的声音，愣了一会。但他知道外甥的脾气，如果他做出决定，任何人都不能改变。于是他少见地慈祥微笑，问道：“是已经决定了？那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呢？”

叔侄两人很快就开始商议起即将举办的婚礼。

拉蒙的妻子梅丽·贝琳是一位倔强而爽朗的女性。与杜邦家相似，她的祖父从法国迁移到海地，后来又因为海地发生革命而辗转迁到威尔明顿。梅丽的父亲则是伊雷内创业时的得力助手，主管公司的账务。

由于父辈的交情，亨利对梅丽的家世和人品自然无可指摘。他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梅丽身上犹太人的血统。众所周知，杜邦家族始终重视纯正的血统，为了维护这一点，他们甚至经常在表亲之间缔结婚姻，现在，这种状况亨利自然是难以接受的。但面对拉蒙，他既不愿意阻止，也不忍心破坏。

1869年10月13日，拉蒙·杜邦和梅丽·贝琳举行了婚礼。结婚后，他们很快有了两个男孩，大儿子取名叫皮埃尔·S·杜邦，他的名字和拉蒙的曾祖父一样，小儿子则取名为小伊雷内·杜邦，与拉蒙的祖父相同。这两个孩子将分别成为杜邦公司第六任和第七任高级合伙人。(www.daowen.com)

成为父亲之后，拉蒙越来越倾向于考虑家族的发展和传承。他逐渐发现，叔叔亨利的个性中有着骄傲与固执的一面，总是希望凭借“正大光明”的实力和质量来击败对手。但与此同时，拉蒙注意到在1870年美国政府公布的工业普查数据中，杜邦企业的生产效率在全美所有火药生产厂家中是最低的，整个家族企业如同体型庞大的巨兽，虽然看上去强大凶猛，但灵敏度却在逐步降低。

拉蒙认为，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但主要应该归结到亨利领导作风的负面影响上。由于亨利掌管企业的时间越来越长，整个杜邦工厂已经被完全按照其个人的理念和习惯改造，成为超级稳定的体系，没有任何人敢于对其提出挑战，绝大多数人只能选择因循守旧。

例如，为了按照规矩做事，工人们在生产中不得不绕远路运送原料和产品。又如，在动力方面，亨利始终不太愿意接受蒸汽机，而是坚持使用父亲遗留下来的水力机器。在1870年到1874年之前，拉蒙努力劝说之下，亨利才同意增加了七台蒸汽机，此前，整个公司只有三台。

同样，拉蒙对亨利的管理思想也持有批评态度。1877年12月，他向亨利提出了几项改革建议，其初衷是为了减少亨利对企业的独裁，转而能够让家族生意的其他合伙人——包括亨利的两个儿子阿尔杰农和威廉、拉蒙的堂兄尤金和弗兰克、 以及拉蒙自己，都获得更多的管理权。同时，拉蒙还建议，即便不是家族中人，只要是企业的合作伙伴，也应该获得高薪。

对于这些中肯的建议，亨利从没有明确拒绝过，但更没有表现出同意。他采用了“鸵鸟式”的态度，打算将矛盾隐藏起来，避免影响表面的团结与稳定。然而，对于生产技术革新理念的冲突，亨利却始终无从妥善应对。

早在内战末期，杜邦公司就被北军的海军兵工厂委托制造破坏力更大的棉火药，拉蒙对此很有兴趣。但亨利却坚决反对，他说：“17年前，我哥哥阿尔弗莱德留下的实验记录，证明了棉火药的高危险性。我必须要遵从他的遗愿，坚守黑火药。”

棉火药的诞生历史，要远溯到1830年。当时，一位法国化学家将硝酸放入棉花中，发现具有强大的爆炸力。1845年，瑞士巴塞尔大学化学家弗里德里克·休因拜尔，将硝酸渗透到棉花内，制作成了高爆炸药。此后，英法俄等欧洲强国，竞相进行类似研究。

在白兰地河畔的阿尔蒂尔工厂，拉蒙的父亲阿尔弗莱德·杜邦也进行过棉火药的试验研究，但他很快宣布了该产品的危险性，并停止了生产。因此，当内战爆发时，南北双方都没有使用这种新型火药。

亨利原本以为，禁止了棉火药的生产，拉蒙或者其他年轻人，就不会被各种各样的新技术所“迷惑”。但他没有想到，在大洋的那边，另一种更强烈、更崭新的火药技术，正悄然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