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11月中旬的一天，伦敦码头被苍茫雾色所笼罩。一个美国人混杂在人群中，从刚刚抵达的“非洲号”轮船上走到岸边，随后很快消失在街道拐角的尽头。

他就是拉蒙·杜邦。

为了不引起特别的关注，拉蒙尽量让自己的行踪看起来和普通旅行者没有什么不同。同时也努力不让自己看起来同如火如荼的美国内战有任何关系。实际上，在他的手提箱中，有着林肯总统亲自下达的秘密指令：利用美国联邦经济情报局所提供的300万美金，加上杜邦家族的信誉，在英国采购尽可能多的硝酸钾。

拉蒙行走在伦敦狭窄的街道上，身边不时驰过马车，高官们在白宫的话语却犹响耳畔：“拉蒙先生，你这一次是否能够努力成功，对美利坚合众国意义非凡！”

拉蒙知道，英国政府和美国南部同盟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政治关联，这决定了自己的任务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完成。

让拉蒙未曾想到的是，由于他身材瘦削、颧骨高耸，加上蓄着络腮胡子，又操着美国口音，他的行踪还是被伦敦无处不在的小报记者所注意到。一时间，谣言四起，甚至有人说是亚伯拉罕·林肯本人前来秘密会晤首相，结果引发了整个伦敦政商界的骚动。

趁着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拉蒙走遍了伦敦、利物浦和格里诺克，迅速收购了英国所有的硝酸钾。一夜之间，从罗斯柴尔德银行大厦，到英格兰银行，谣言被描绘得更加有声有色。市场上的硝酸钾价格也迅速上涨，货主们给拉蒙开出苛刻的条件，要求他必须一次性付清款项，否则就无法保证顺利履约。

拉蒙付清货款，调度到了四艘货轮，将已经购买到的将近2000吨硝酸钾陆续装箱，打算尽快运往美国。然而，他很快在《泰晤士报》上读到一篇充满陈词滥调的报道，报道的内容可以用一句话进行概括“英国不应同意美国政府的硝酸钾采购计划”。

拉蒙非常清楚，这篇报道的背后，必然有着政府的授意。因此，他立刻赶往港口，希望催促货物的装载进度。果不其然，英国海关的执法人员很快来到码头，要求立刻检查货主的证件。

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采取的办法当然是尽快配合履行手续，然后尽快找机会带上货物开溜。然而，作为皮埃尔·杜邦的重孙，拉蒙尽管年轻，但却有着一套祖传的政治手腕，那就是千方百计地找到错综复杂关系背后的关键点。正是这套手腕，让杜邦家族从凡尔赛宫廷，到拿破仑帝国，再到新生的美利坚，都能获得游刃有余的发展空间。

在一番攀谈之后，拉蒙很快与为首的执法官熟悉起来，他极力邀请这位官场老油条共进午餐。酒过三巡，两人谈笑风生，执法官很快就透露出真相。原来，要求阻拦货船出港的指示来自唐宁街的首相官邸，首相帕莫斯顿勋爵亲自下达了这一命令，作为英国对美国最新采取的禁运手段。

拉蒙毕竟年轻，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他接下来的整晚都懊恼地在旅馆中踱来踱去。他依然不清楚美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英国做出了禁运决定。

带来如此困难的，正是拉蒙的叔叔——海军准将塞缪尔·杜邦。

11月9日，塞缪尔的部下约翰·维克船长，指挥一艘战舰在南方水域拦截了英国邮轮特伦特号，并在船上捕获了两名来自南方的情报人员。北军对这一举动感到欢欣鼓舞，但英国人却认为这是对其中立立场的侵犯，并直接导致了对硝酸钾的禁运令。

面对突然而来的困境，拉蒙不得不选择暂时返回美国，同他到来时一样，他一个人悄悄登上客船，返回了华盛顿。在那里，他以谦逊的口气，私下向林肯建议，可以用拖入战争的手段来威胁英国。林肯表示了同意，并命令国务卿西沃德亲自为他草拟了一封国书。当然，这一切都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为的是能够从不可能中寻找到可能。

1862年1月，重新得到指令的拉蒙再次回到伦敦，继续他未完成的使命。这一次，他直接来到唐宁街10号通名求见，但却遭到了果断的拒绝。这让拉蒙感到气愤而羞愧，因为杜邦家人上百年来都未曾受到过如此冷遇。

最终，拉蒙决定孤注一掷。

第五次求见时，当侍从们像往常那样，要求拉蒙在大厅的椅子上端坐等待后。他突然一跃而起，直奔帕莫斯顿勋爵的私人办公室。当他推开办公室沉重的房门，身后跟来一群大呼小叫的侍卫时，正在埋头批阅文件的首相也愣住了。拉蒙自作主张地发出了简短有力的最后通牒：“首相先生，林肯总统让我转告您，如果禁运，就准备打仗吧。”

首相根本没有想到这位毛头小伙子会发出代表美国政府的通牒、他摘下眼镜，要求给一点时间进行决定。但拉蒙并不满意，他说，如果准备打仗，自己明天就会回美国。说完便扬长而去，留下一群面面相觑的侍从。

当天晚上，始终没有得到消息的拉蒙，在居住的莫里饭店苦闷地吃着晚饭。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帕莫斯顿轻车简从来到了饭店，直接坐到了他的餐桌对面。(www.daowen.com)

“拉蒙先生，我非常佩服你的勇气。所以，我决定，”帕莫斯顿勋爵轻轻摇了摇手中银色的餐叉：“准许你的货物运输到美国。”

虽然面无表情，但拉蒙心中充满了狂喜。他没有想到，大英帝国的掌权者，居然向自己这样的年轻后辈示弱了。为了防止夜长梦多，他决定更进一步。

“首相先生，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但是，既然您慷慨地应允了，我希望现在就能拿到通行证。”拉蒙坚决而不失礼貌地说。

“这个……”首相被这个似乎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弄得非常尴尬，但他清楚，这个年轻人背后是林肯，英国政府并没有真的打算去和美国进行一场战争。于是，首相现场草草填写了通行证，交到了拉蒙手中。

后来，有知情者披露说，拉蒙的坚持确实是促使首相做出改变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原因，在于以兰开夏工人为主的国内群众力量，反对同美国开战。再加上英美之间贸易量占据英国国际贸易比重很大一部分，一旦形成战争，带来的损失也相当严重。所有这些综合因素，让首相必须选择“低头”。

2月2日，船队顺利从伦敦刚出发了。拉蒙终于得以成功购买了能够维持三年火药生产的硝酸钾，这些原料很快被运回国内，送到杜邦火药工厂，制作成精良的火药，用以支持北军的作战行动，直到南部的邦联宣布投降。

当拉蒙在伦敦四处奔走时，杜邦家族中另一重要成员塞缪尔·F·杜邦也加入了战争。

塞缪尔被任命为费城海军基地的指挥官。他得知，所有从首都通向北部的铁路干线都被南军切断了，只有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港有一条路线，能够通往华盛顿。于是，塞缪尔立刻开始着手恢复铁路交通，向自己所能调动的所有部队发布命令，并最终保证了铁路干线的准时修复。

为了对其迅速和主动承担任务的态度进行表彰，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将塞缪尔任命为海军最高战略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在美国南部选择一个永久的海军基地加以占领，从而按照联邦政府的部署对东南海岸进行封锁。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塞缪尔带领委员会选中了南卡罗来纳的皇家港，这是全美国最优良的港口之一，拿下这座港，就能实现封锁东南海岸的战略意图。

华盛顿认可了这一计划，并要求塞缪尔·杜邦负责在前线指挥这次进攻。塞缪尔随即统帅美国建国以来最大的舰队向南出击，舰队中共有75艘军舰，包括25艘陆军运输舰，其中装载着托马斯·谢尔曼准将指挥的1.5万海军陆战队士兵。当塞缪尔在弗吉尼亚州的汉普顿罗兹港，看见如此庞大的舰队力量时，他立刻明白，自己接到的是一项重大使命，也是能够推升自己军中地位的最佳机会。他抱着必胜的信心率领舰队出发，想要在即将到来的攻防战中建立功勋。

舰队抵达皇家港后，在塞缪尔的指挥下，各战舰开始向南军的海岸防线猛烈开炮。由于舰队能够在敌军炮火射程外不断迂回，避开了大部分来自岸上的炮火，因此并未遭受严重损失。同时，他们却能够以威力强大的舰炮进行反击，在利用优质杜邦烈性火药制造的炮弹的轰击下，南军岸防炮台不久就沉寂了，皇家港回到了联邦政府手中。

然而，这时亨利·杜邦却由于立场问题，面临在家乡的信誉危机。当南北战争爆发时，特拉华州属于蓄奴州，各个阶层都传出了支持南部同盟的呼声。在多佛，州议会明确拒绝支持联邦政府，由奴隶主占优势的南部两个县，甚至公开表示支持南部同盟。

由于亨利曾经发誓对北方效忠，当战争爆发之前，林肯授意特拉华州政府任命他为州军事部队的少将。亨利在就职之后，立刻以清查为名，将州内所有能够征集到的枪支集中起来，避免横生事端。同时，他还命令杜邦公司的每个雇员，都要对北方的联邦政府加以宣誓，拒绝者会遭到立即解雇，而留下的则会给以嘉奖，同时，这些忠诚的雇员还被编入了拉蒙与查尔斯·杜邦分别指挥的两个民兵连中。

当战争爆发后，倾向于南方的州长试图解除亨利的军权，亨利凭借手中的民兵连，坚定要求联邦军队接管特拉华州。可以说，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让特拉华州牢固地留在了北军阵营中。此后，他掌控着州内最大的城市威尔明顿，手中的民兵部队让家族势力得以完全覆盖整个特拉华州。这些行动说明，作为此时事实的家族领袖，亨利并不希望掩饰手中强大的权势，并懂得如何使用。通过在南北战争时期内的这些表现，特拉华州的政治势力对此也将深为赞同——战后，连续好几届，他都是整个特拉华州最显赫的总统候选人。

在内战中为家族争光的，还有年轻的一代。拉蒙·杜邦除了在英国购买硝酸钾的贡献之外，还和陆军上尉托马斯·罗德曼一起研制出了专利炸药，取名为猛犸。正是这种火药，在内战期间极大地提高了北军大炮的威力，也减少了火炮炸膛的危险。1865年时，拉蒙又发明了新的水力火药碾压机，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了生产安全性，减少了爆炸事故。由于拉蒙在战争时期和工人们肩并肩地辛苦工作，塞缪尔·杜邦的妻子这样描述他：“以工厂为家，总是在没日没夜地工作，所有的时间都被工作填满了。为新发明拟订计划、检查新的建筑物等等，他全心全意投入到这一行业的每件事中……”

拉蒙并不是年轻人中唯一在内战中为国贡献的人，阿尔杰农·杜邦，是亨利·杜邦的儿子，他毕业于西点军校。在战争的最后两年中，他指挥炮兵，参加了在森安多河谷的数次战役。1864年10月19日，他带领军队在锡达河顶住了南军在黎明时发动的突然袭击，为联邦政府军队的集结和反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因为这次战役的表现，阿尔杰农获得了荣誉勋章。

1865年，南北战争最终以南部同盟的投降宣言而告终。杜邦家族在这次美国历史上唯一的战争中，不仅通过战场与后勤上的努力收获了之前所不敢想象的荣誉，还得到了切实的经济回报。南北战争爆发前，杜邦公司每年的火药销售额从未超过75.2万美元，而在1861年战争开始后，仅下半年，就卖给政府3倍于此的火药产品，还不包括战争军备所带来的其他生意。随后，利润数字逐年增长：1862年，杜邦从政府合同中赚取了66.1万美元，1863年又获得了52.7万美元，1864年，利润是44万美元，从1865年1月到3月战争结束时，又赚取了6.5万美元。相比之下，战争给这个家族带来的财产损失15万美元，只能算是必要的成本。

站在交战双方的角度来看，杜邦家族的角色也确实举足轻重。在美国南部，只有田纳西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有两个小火药厂。战前，南部的火药供应主要来自北方，当战争爆发后，供应就中断了，南军依靠抢夺联邦政府设在南部的弹药库，以及像杜邦这种大公司的火药仓库，才得以获取武装。事实上，战争初期，南军所使用的子弹和炮弹，绝大多数都是由北方生产的火药所推射出的，那时，南部同盟也并未预料到战争会持续如此长久。一年之后，他们才在乔治亚州的奥古斯特，建立起新的火药厂。尽管如此，在整个战争期间，由于无法得到杜邦等企业的供应，南军的军备变得越来越捉襟见肘，并导致战力下降。

在整个战争期间，杜邦共生产了400万磅（约1800吨）的军用火药，比美国当时排名第二的奥古斯特工厂多出了100万磅（约454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