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邦家族的三位领导者相继去世，但公司并没有陷入混乱。该家族优良的财富管理方式，确保了企业的稳定局面。

一直以来，杜邦家族在经济上都是共有的。包括公司财产在内所有的任何大宗财产、土地和宅邸，都只能属于家族。如果有成员结婚，就会从家族共有基金中拨款，为新人建造一栋住宅。这栋住宅只能位于宽阔的白兰地河畔专用土地上，按照家族长幼顺序排列。至于新家庭所使用的花园、菜园、马车等，都是共有的，而并不属于某个特定成员。

在收入分配上，杜邦家的人从不直接领取薪水或奖金，只是从公司利润总账中提取一些必要的活动经费。公司所有的盈利都纳入总账，由公司从上到下的各级员工分享红利。

在伊雷内·杜邦去世之后，他的二女婿安德万·比特尔曼成了遗嘱执行者。遵照伊雷内的遗愿，安德万在随后的几年内，前往法国巴黎会见了其他小股东，并将他们的股份全部买下，确保杜邦公司更为牢固掌握在本家族手中。

按照传统，新一届杜邦公司依然不设董事长这个职位。这家企业更倾向于合伙制管理模式，随着权力的交接，人们开始称呼长子阿尔弗莱德为高级合伙人，次子亨利和三子亚历克斯为普通合伙人。阿尔弗莱德成了杜邦公司的新领导者。

阿尔弗莱德肩膀宽阔、身材魁梧，看上去与其说是像领导者继承人，不如说像是朴素诚实的技术工人。与外表一样，阿尔弗莱德相当和蔼而低调，父亲身上那种热衷管理和追逐盈利的性情，并没有体现在他身上，相反，阿尔弗莱德甚至有些厌恶商业事务，也缺乏他父亲在必要时就能施展的权谋手腕，如果说有任何相似之处，那就是对火药产品的研发热情了。阿尔弗莱德喜欢在化学实验室工作，探索各种火药配方的性能。他检测了火药棉，发现这种产品由于性能不稳定，而不适合大规模生产。除此之外，他还喜欢发明，例如用功率更强大的新水轮机代替了旧的水轮。1835年，由于木桶工人们的罢工，杜邦家族失去了木桶的供应，阿尔弗莱德亲自设计了一种生产木桶板的机器，从此不再需要木桶工人。1837年，他又主持建造了杜邦公司的第一座办公楼，就坐落在最早的杜邦家族宅邸旁边。

由于父亲的突然去世，阿尔弗莱德被即将承担的重任难住了。为了摆脱困境，他坚持要求安德万一起劝说他的两个弟弟，同他合伙管理公司。就这样，他们为此后的杜邦公司制定了先例，即由三个最主要的家族成员组成执行委员会，其中年长者有权做出最后决定。这样的领导体制将持续半个世纪以上，直到公司不再是合伙企业。

正如同伊雷内所预言的那样，美国工业资本主义在此时开始了迅速的成长。电报、硫化橡胶、旋转印刷机等重要发明技术争先恐后地涌入市场，成千上万为了躲避战争而从欧洲进入美国的移民，充当了必不可少的廉价劳动力。

在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的激情碰撞下，经济如同脱缰野马般一路狂飙。新建的工厂在刚刚扩张的国土上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崛起，新式汽船喷发着黑烟，从西部到东部，在河流中穿梭往来。而它们面临的竞争对手，则是2000英里新建铁道上轰鸣着的蒸汽机车。

19世纪30年代开始，经济危机的魅影第一次浮现在新大陆。由于长期的投机买卖，导致银行入不敷出，工厂随之大量破产，约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虽然在1837年，经济出现了短暂回升，但很快又开始了延续七年之久的大萧条。到1841年开始，全美国共有33000家企业破产，损失高达4.4亿美元。

在如此破败衰落的经济图景中，阿尔弗莱德领导下的杜邦公司却生意兴隆。这依然得益于美国的内外战争：首先是1836年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边境冲突，随后是1838—1840年美国和加拿大围绕魁北克—尼亚加拉边境上的冲突，都为杜邦公司带来了连绵不绝的订单。相比之下，对杜邦公司更为有利的，是对西部的扩张。由于东部不断涌入来自欧洲的劳动力，再加上经济危机的冲击，大批失业者挤上了破旧马车，组成络绎不绝的大篷车队，赶往日落之处的遥远西部，将命运交给了无法占卜的未知。(www.daowen.com)

在西部，为让俄亥俄河与密西西比河同五大湖连接起来，运河工程正加紧进行。与此同时，铁路和公路建设需要穿越落基山脉，各种矿产被不断发现和开采。美国政府不断清除印第安原住民，将他们赶出自己的土地，迫使他们迁移到贫瘠的所谓“居留地”中……这些，无一处不需要使用大量的火药。

1846年，更大的利好事件出现了。这一年5月，美国向墨西哥宣战。当时，墨西哥是加利福尼亚地区名义上的统治者，美国早已垂涎这片捕鲸船的乐园和对华贸易的港口，此时更希望以战争来扩大原料基地和消费市场，从而推动经济的复苏。

在战争准备期间，阿尔弗莱德为了满足大量的订货，在原有的阿尔蒂尔和白兰地河对面工厂之外，建造出更多的火药生产企业，这些企业后来被命名为下游工厂。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阿尔弗莱德提高了员工的福利，1848年，他将公司养老金的享受范围扩大到任何因公牺牲的工人家庭，而不论事情是否和爆炸有关。由于不少工人家属来自爱尔兰，他还提供了横跨大西洋的旅程路费以及免费的医疗。他甚至公开表示：“如果出于自愿，我们可以将自己置于不必要的危险中，但我们必须尽全力保护工人的生命。”

与这种仁慈截然相反，美军装备着从杜邦工厂生产出的上百万磅火药，迅速入侵了墨西哥，战火从边境燃烧到广大乡村。泰勒将军从得克萨斯南下，斯科特将军则向首都墨西哥城进军。在此期间，维克多的长子塞缪尔·F·杜邦上尉，正担任美国战舰“凯延恩号”的指挥官，为了从海路入侵墨西哥，他参与了对加利福尼亚湾墨西哥舰队的歼灭战。美国海军共摧毁了三十艘战舰，并夺取了下加利福尼亚的拉巴斯城。

当墨西哥人在战争中处于下风时，他们转道古巴的哈瓦那，寄给杜邦20万磅（约9万公斤）的火药订货单。头脑清醒的阿尔弗莱德立即带着这些订货单，赶到华盛顿表示自己的拳拳爱国之心。在得到华盛顿的褒奖与保证后，他回到白兰地河，给哈瓦那的代理商回信，信中义正词严：“无论我们的行为是否正义，也不管我国对墨西哥领土的入侵多么可耻，我们都不会制造火药来对付自己的国家！”

最终，当美国终于宣布停战时，其强大的军队已经征服了大半个墨西哥，其中包括内华达、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科罗拉多和加利福尼亚，这些土地加起来比来要比法国与德国面积的总和还要大。杜邦家族的火药企业，则分享了美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胜利果实。

不过，杜邦公司也为丰厚的收益付出了代价。在战争期间，由于紧张的生产任务，导致工厂的安全管理疏忽起来。1847年，一次爆炸事故炸毁了部分厂房，18个工人不幸罹难。安妮·杜邦是阿尔弗莱德堂兄查尔斯的妻子，也是家族中目睹此事的女性，她写信给别人描绘了当时的惨状：“在令人毛骨悚然的爆炸声响彻工厂后，妻儿们发出一片凄惨的哭喊声。在我们曾经常漫步的宁静的白兰地河畔，到处是炸掉的人头和手脚。”

在修复被炸毁的车间同时，没有受到爆炸影响的车间则必须继续生产，确保完成订单。同时，还需要恢复工人们深受打击的士气。这些都让阿尔弗莱德感到精疲力竭。1850年，阿尔弗莱德掌管家族企业刚满三年，就选择了退休。

三年的时间很短，但阿尔弗莱德为家族建立了功勋，也留下了遗憾。在前一年，公司总共生产了250万磅火药，被《科学美国》称赞为“世界上最大的火药厂”。另一方面，阿尔弗莱德却没有其父亲管理企业的才能，也不太擅长理财。因此，虽然产品销量大增，但公司的债务却在慢慢累积，这将成为新任领导者亨利·杜邦最棘手的问题。

1856年，积劳成疾的阿尔弗莱德·杜邦离开了人世。在杜邦家族的历史上，他更多像是一位过渡者，连接起迥然不同的两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