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琦

一、引言

贫困问题是中国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现阶段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14个连片特困地区。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连片特困地区仍然面临着贫困范围广、程度深、减贫工作难度大的现实问题，扶贫工作推进相对较慢。在中国新的发展部署中，扶贫开发工作仍然任重道远。2011－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扶贫开发的攻坚阶段。未来十年扶贫开发能否取得更大突破，关系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顺利实现。^[1]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反贫困主要以输血式的扶贫为主，集中表现为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交通、水电、住房、农田等的改造，外部输入式的产业扶贫等。这种外部推动式的扶贫模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也对一些贫困地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对于很多贫困程度深、范围广、减贫难度大的老、少、边、穷地区的效果却十分有限。这种模式最主要的问题是扶贫开发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边际效应递减，而且脱贫的成效并不巩固，贫困人群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很弱。很多已经脱贫的人群一旦离开国家投入，极有可能重返贫困。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指出，我国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2]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将会更加注重增强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未来十年，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由“外部推动式”扶贫向“内生自发式”扶贫、“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这不仅是扶贫开发工作取得进一步成绩的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促进贫困地区的“内生自发式”发展的条件已经初步具备。尤其是在中国，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为未来进一步的反贫困创造了较好的条件，现有贫困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已具有一定的基础和环境。贫困地区的交通、通讯、文教、卫生等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但是扶贫开发越往后，难度越大，尤其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受制于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较弱的现实，投入与产出的反差巨大，边际效益递减，单纯依靠外部“输血式”的扶贫开发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大量事实证明，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弱、自我“造血”功能差，这是制约他们脱贫致富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从现阶段开始着力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类型困难地区的贫困现状，巩固既有的扶贫成效。提升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是未来扶贫开发的重要目标。增强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提升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是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现阶段的扶贫开发虽然意识到了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性，但是对于一些关键性问题的认识却并不清晰，如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的界定？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估？提升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的途径？等等。因此，在我国扶贫开发进入到攻坚阶段，加强对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特别需要理论研究者进一步的深化研究，为新阶段的反贫困提供新的思路和对策。

二、相关文献综述

有关自我发展能力研究主要循着两种研究路径进行：其一是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其二是对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

（一）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研究

在国内外有关区域发展和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较为多见。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in Rodan）的“大推进及平衡增长”理论、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以及钱纳里（H.B.Chenery）的“两缺口模型”等都是区域发展理论的重要代表。“大推进及平衡发展理论”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各工业部门必须同时发展的一种理论。罗森斯坦·罗丹认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发展的途径是工业化，必须对各个部门全面地、大规模的投入资本，工业化才能实现，经济才能发展。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也是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典型。刘易斯于1954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首次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的理论模型。刘易斯认为，在这个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模型中，农业与非农部门的二元生产结构造成了二元就业结构。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由于工业部门有较高的利润，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吸引越来越强，劳动力会逐步向工业部门转移；与此同时，由于农业部门利润降低，农业部门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降低。刘易斯认为，如果能够创造条件，将农业部门中过剩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将会有效抑制工业部门劳动力价格上涨。随之将会进一步提高工业部门的利润和资本积累，同时，农业部门中劳动力数量减少使得农业劳动的绝对生产率和相对生产率提高，农业报酬随之提高，两个部门之间的比较收益会趋于平衡，劳动力的转移将会逐步稳定。此后，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于1974年提出了国内区域二元结构理论。在他的理论框架中提出了“扩散效应”、“回波效应”以及“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等一些重要的概念，以此来阐释区域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机制或原因，以及如何克服这种二元结构的弊端。美国人钱纳里提出的“两缺口”模型系统地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在自身储蓄率低、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利用外资满足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其基本政策主张就是后发国家要大量引进外资，以带动进口，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以及实现适度投资规模。

以上区域发展理论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区域发展的理论模型，其本质都是从空间角度分析欠发达区域的发展问题。以舒尔茨（T.Schultz）、拉尔（D.K.Lal）、哈伯勒（G.Habeder）、托达罗（Michacl P.Todaro）、明特（H.Myint）等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将诸多要素内生化构建了促进区域发展和人的能力提升的微观分析框架。舒尔茨基于传统农业经济研究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突出强调了人的能力对于区域发展的重要性；托达罗（Michacl P.Todaro）的“人口流动模型”^[3]从微观的角度探讨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转移的动因，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具有高度吻合性，已被广泛应用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研究，从微观角度为促进区域发展与个人能力提高提供了具有价值的参考借鉴。此外，一些学者对均衡增长观点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区域的发展并非是均衡的，由此提出了区域不均衡增长理论。有代表性性如佩鲁（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Myrdal）和卡尔多（Kaldor）的循环因果积累原理等。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之下，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会逐步扩大，由于规模经济的集聚效应，将会使经济要素，如资本、劳动力等在一定区域循环积累，从而不断提升其发展水平，而经济要素的流出区域与流入区域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以至于将会抵消发达区域的“扩散效应”以及政府政策支持对落后地区的积极影响。

1980年代早期兴起的“新区域主义”直接体现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内容。“新区域主义”强调“区域内部力量”的激发，认为应该通过对内部力量的动员和竞争优势的提升来实现区域财富的积累。该理论在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之外寻找到另外一条促进区域发展的路径，即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新区域主义的主要关注点聚焦于如何通过改进区域发展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基础，以及区域自我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来实现区域财富的积累和区域的发展。

近年来，关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Toni Saarivirta（2009）提出了区域的“自我振兴能力”及相关发展理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4]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人类对地球文明认识的深化，一种全新的区域发展理论也随之出现，即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不同于传统区域发展理论，区域可持续发展更强调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关系的协调和社会、经济、生态目标之间的均衡，也更强调发展过程的整体性、长期性、复杂性和渐进性。^[5]这是区域自我发展从单纯经济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新的演变，这一理论的出现是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一个新的要求。

在国内，对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比较多见。主要集中于对中国中西部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研究。如李盛刚（2007）指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区域通过资源整合而凝聚出的产出能力，一方面，它要强调区域自身的造血能力，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外在力量的推动（如国家）。这类观点认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区域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总和，是区域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累积的结果。一方面，区域能够依靠自身，提高认识，发展自己；另一方面，区域能够提升自身与社会整体的融合能力，不断壮大自己。就以西部而言，不仅西部要提升自我发展的造血能力，国家还应在政策上予以倾斜，加大对西部的财政支持，加强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等。闫磊（2011）以空间结构优化为核心，以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为前提，通过对四大能力理论和区域要素理论的回溯，揭示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研究的主题应该是发展，而不是单纯的能力，构建了“空间价值—区域功能分工—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区域利益”的分析框架，阐述了西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内生路径和外生路径。^[6]王科（2008）从区域功能的视角，把能力分析方法引入地区经济发展之中，认为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指一个区域的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总和，是对一个区域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状况的整体描述。这种能力强调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自身基础和造血功能，但它不排斥外围力量对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反，它是外围力量发挥作用的内在基础。郑长德在《中国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研究》^[7]将区域发展能力定义为，区域在维持区内各主体生存需求的基础上，扩大其发展规模，提升其发展实力的潜在能力。并进一步指出，无论是一个国家的发展还是一个区域的发展，真正的发展是要培育自我发展能力。张瑞华、阴慧、徐志耀提出了落后地区区域自我发展的“他组织”以及“自组织”，“他组织”是指系统之外的组织。而“自组织”即是指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提出欲改变落后区域“经济边缘化”的状况，一方面要依赖国家的开发政策，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依赖作为内因的落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提升。此外，田官平（2001）等提出了提高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和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策略，认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利用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和特色经济等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同时认为，培育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可从人口素质、民族文化、改革开放、市场开拓等方面入手。罗晓梅等（2005）强调区位优势的打造，认为区位优势是区域发展能力形成的重要标志；张瑞华等（2008）认为可从承接产业转移、培育优势产业等方面提升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王明黔、王娜则是基于空间贫困理论视角对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路径进行一定的选择与辨析，指出反贫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借鉴国内外一些成功经验提出了初步建议；周事则、蓝红星在《川西少数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研究》一文中指出，区域性自我发展能力，是指一个区域的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总和，是对一个区域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状况的整体描述；^[8]杨文杰在《提高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实践与思考》^[9]中指出，贫困地区要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其自我发展能力的不断提高。任何外界的干预不过是构成区域发展的外部环境条件，是发展的外因。自我发展就是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从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发展，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和实力，等等。除理论探讨之外，还有大量的有关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实证研究，如田官平等（2001）对湘鄂黔民族地区的研究、徐君（2005）对四川民族地区的研究、周彦等（2007）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等等。

从以上对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可以看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区域的自我发展离不开一定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二是实现区域的自我发展需要将现有的各种资源转化为生产效率；三是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至少包含区域经济资源的利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个人自我发展能力研究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为能力研究提供了具有经典意义的思想借鉴。马克思、恩格斯在高度重视集体主义的同时，也极为关注个人发展问题，并且形成了一套系统化的理论。^[10]其基本内容包括关于个人发展目标的理论、个人发展条件的理论、个人发展实现途径的理论。卢文格从心理发展的角度对自我发展进行了研究。指出自我发展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构，其起因在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而起作用，并受目的和意义的指导。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森为代表的一批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围绕能力、权利和福利的发展理论体系，建构了一个新的基于能力的发展观。森的能力贫困理论对国际社会的反贫困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与贫困做斗争的过程中，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越来越认识到缺吃少穿仅仅是贫困的表象，而不是它的主因。导致贫困的内在根本性原因，是更深刻意义上的社会生存、适应及发展能力的低下与短缺。

从国内研究来看，基于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尚不多见。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种：方黎明、张秀兰（2007）基于能力贫困理论考察了中国农村扶贫的政策效应，他们认为，中国农村制度化扶贫是一种开发式扶贫战略，其政策效应日益削弱。相当数量的真正贫困人口没有能力从扶贫项目中受益，现行的扶贫策略也难以有效针对疾病、教育等致贫风险。现阶段中国扶贫政策在收入救助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提高贫困风险人群应对贫困风险的能力。吕雁琴（2008）认为提高贫困农户的持续发展能力是彻底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治本之策。并从农村人多地少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提出着重从户籍管理制度、土地流转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村教育制度和农村金融制度五个方面为贫困农户提高自身的持续发展能力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沈茂英（2006）认为自我发展能力就是贫困人口运用所学知识、技能，获取社会资源、利用社会资源，实现自身价值的能力。当前农村贫困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贫困人口缺乏相应的自我发展能力。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意义十分重大。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需要社会提供相应的政策制度作支撑。赵雪雁、巴建军（2009）以甘南牧区为例，对牧民自我发展能力及其与牧民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定量评价，并提出了能力培育的对策。杨科（2009）认为在农村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过程中，为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彻底地摆脱贫困的有效方法就是促进农村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可从培育其信贷资金获取能力，提高成人文化素质和生存技能，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管理能力三个方面着手。李华红基于居民自我发展能力，以贵阳市镇山村为具体案例指出，发展居民的自我发展能力是一种“内源式”的发展要素，是“造血干细胞”，是“外源性”力量发挥作用的内在基础，是整体发展的关键。^[11]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

总的来看，现有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自我发展能力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探讨，为贫困研究提供了多角度的视野，同时现有研究涉及贫困研究的丰富元素，可以为后来研究者提供多维度的借鉴和启示。但是现有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第一，自我发展能力概念的模糊。迄今为止，有关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界定仍然缺少共识。针对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研究同样缺少一个可被多数研究者和决策者接受的概念和内涵，这将会影响新时期扶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第二，自我发展能力评估指标的模糊。概念的缺失和模糊往往会影响人们对自我发展能力的客观评价，通常情况下，有关能力研究，大部分文献重点在于强调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原因，热衷探讨自我发展能力不强所带来的后果，而忽视了什么是自我发展能力。现有文献中以定量方法来测量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非常欠缺。第三，落脚于贫困人群的研究不足。现有研究大部分是研究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但是无论是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还是个人的自我发展能力，最终仍然要落脚于发展的内在动因，即人的因素上来。要想解决贫困问题，最终仍然要充分发挥发展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既是发展的动力，也是发展的目标。

总的来看，有关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仍然存在着某些可以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对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进行界定、评估，并据此提出贫困人群能力建设的应对策略。

三、基本理论框架

（一）概念界定

（1）连片特困地区。连片特困地区的概念是经过近30年的扶贫开发实践逐步演化而来的。连片特困地区实际上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集合体，它是一个抽象的集合名词。从1986年开始，我国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开始实施，在这一阶段，国家划定了18个贫困片区，并对其重点开发和扶持。这18个贫困片区便是“连片特困地区”的雏形，被称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进入21世纪，扶贫开发工作集中于普惠政策所不能全面覆盖的“老、少、边、穷”地区，这类地区具有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发展条件不足等先天劣势，是常规扶贫手段无法着力、经济增长无法带动、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扶贫开发的难度大、扶贫投入成本高。因此，扶贫开发实践工作者和政策决策者提出了“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概念，并将之作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领域。此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经常作为一个组合概念“集中连片和特殊类型贫困地区”或“集中连片特殊类型困难地区”出现在各类政府公文和研究报告之中。随着《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出台，“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特殊类型贫困地区”、“集中连片特殊类型困难地区”等概念统一口径成为“连片特困地区”。“连片特困地区”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具有地理空间连片的特征。大多是围绕某一山脉走向连接在一起的贫困山区。二是具有贫困人口集中的特征。当前我国绝大部分贫困人口都集中在连片特困地区。三是少数民族特征明显，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四是具有贫困程度深的特征。连片特困地区经过几十年的扶贫开发所取得的成效并不显著，目前仍然存在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欠缺，经济水平低下等特征，甚至部分贫困人群仍处于绝对贫困的状态。

（2）贫困人群。在界定贫困人群之前先要对贫困的内涵做一个说明。贫困的内涵很丰富，也有多种界定方式。对于贫困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的布斯（Booth）和朗特里（Rowntree）。布斯提出了绝对贫困的定义，认为一定数量的物品和服务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和福利是必须的，缺少获得这些物品和服务的经济资源或经济能力的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即是贫困。^[12]朗特里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不足以获得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生活必需品，则该家庭为贫困家庭。^[13]他根据这个概念计算出最低生活支出，即贫困线，并将其同家庭收入比较得出贫困的估计值。20世纪70、80年代，贫困的内涵得到深化。如汤森（Townsend）认为，所有居民中那些缺乏获得各种食物，参加社会活动和最起码的生活和社交条件的资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就是所谓贫困的。^[14]奥本海默则认为贫困包涵了物质上、社会上和情感上多方面的匮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是指不拥有获得最低限度需要的能力，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也包括诸如饮用水、道路、卫生设施等其他客观指标的贫困和对福利的主观感受的贫困。^[15]在学术界，对贫困概念的界定和度量方法的研究在不断深化，现在通常所谓的贫困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内涵：即收入贫困、能力贫困以及权利贫困。收入贫困就是指用于日常生活的物质匮乏，能力贫困也就是指人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的不足，权利贫困则是指政治和文化权利的缺乏。^[16]贫困概念的内涵的不断拓宽，本文的贫困取一个综合的概念，实际上是指自我发展能力的缺乏，贫困人群就是指缺乏自我发展能力的人群。

（3）自我发展能力。与本文主题相关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自我发展能力”。在界定自我发展能力之前需要先探讨能力与发展的内涵。能力这个词，在不同的人和不同的语境下其含义和解释是不同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给能力下的定义是：能力是个人和组织或者组织化的单位高效可持续地履行其职能的才能。世界银行给能力的定义是：能力是可利用的资源与社会利用这些资源以可持续的方式去确认和追求其发展目标的效力和效率。如果单纯考察能力的概念，笔者更倾向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界定。什么是发展？托达罗曾将发展定义为一个社会或社会体系向着更加美好和更为人道的生活的持续前进。例如经济发展，就应该包括能够得到基本生活必需品，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以及人在经济生活中的自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曾经指出发展的中心含义是增加人们选择的机会。可见，发展就是满足基本需要、提高人的尊严、实现人的自由的过程。理解了能力与发展的内涵后，则可以给发展能力下一个定义，所谓发展能力就是主体所具有的满足基本需要、提高尊严以及实现自由的属性。具体到自我发展能力，具备的几个内涵：一是强调主体的自然属性；二是强调发展的内生力量；三是强调外部力量与内生力量的整合；四是强调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系统集。笔者认为，不同的主体自我发展能力具有不同的内涵，在界定自我发展能力必须考虑主体的差异性，才能更加准确把握概念的内涵。考虑到本文以贫困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本研究中对自我发展能力的界定应充分考虑贫困人群的基本特质以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因此，笔者认为自我发展能力既体现了主体的自然属性，也体现了其社会属性；既强调外部力量，也强调内生力量，即贫困人群所能掌控的外部发展资源、内生发展意识和行动力的综合体系。

（二）指标构建

学术界和国际机构提出了各种测度能力贫困的方法和指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6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能力贫困度量指标，它用来度量能力被剥夺的程度。能力贫困指标是一个由三个指标构成的综合指数，这三个指标是：体重不足标准的5岁以下儿童比重，没有专业卫生人员护理出生的婴儿比重，以及15岁以上文盲妇女的比例。把这三个指标按照相等权数加总得到的一个平均数就是能力贫困指标，它反映了在人类发展三个基本方面能力缺乏的人口比例。^[17]刘爽则指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给出的能力指标是非常有限，也是非常基础的一部分。事实上，个人发展能力的度量应该更为宽泛。还应该包括经济发展能力（获得收入），参与决策能力，合理利用资源能力、社会认知能力以及支配个人生活的能力等诸多方面。^[18]此外，努斯鲍姆还提出了10项人类能力，包括生存能力、身体健康、身体完整、判断力、创造力和思考能力、感情、实践动机、与社会建立良好关系、消遣、对个人环境的控制能力等。^[19]可以发现，这些指标主要是从个体属性方面来度量自我发展能力，强调能力是一种个体的自然属性。但是我们从世界各国的反贫困实践来看，无论是贫困地区或者是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都不仅仅局限于其自然属性和主观条件，自我发展能力的高低还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属性和客观条件。例如在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人群之所以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也受制于客观的外部力量。结合前文对自我发展能力的界定，我们主要从发展资源、发展意识和行动力三个方面来设计自我发展能力的指标。

（1）发展资源。发展资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即贫困人群实现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共设计了8个指标。物质资源主要指贫困人群所拥有的生产生活条件，包括家庭收入、土地数量、生产工具等；人力资源主要指劳动力质量，包括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健康状况以及劳动力所掌握的生存技能等；社会资源主要指贫困人群所拥有的可供利用的社会网络，包括亲朋的数量以及亲朋的社会地位等方面。

（2）发展意识。发展意识主要指贫困人群参与发展的意愿。既往研究表明，贫困人群常常受制于贫困文化的影响而丧失了自我发展的意愿和动力。参与发展的意愿可以说是自我发展能力集中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在传统的扶贫开发中，尤其是输入式的扶贫开发中，往往会忽略对贫困人群参与发展意愿的推动，结果导致大量投入与产出的不成比例。本研究主要从三个层面8个指标来考察其发展意识：一是参与意愿；二是改变现状的意愿；三是学习的意愿。其中参与意愿包括参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意愿；改变现状的意愿包括自主创业的意愿和非农就业的意愿；学习的意愿包括学习技能、学习生产经验、了解国家政策的意愿等方面。

（3）行动力。行动力主要指贫困人群联结资源的能力。也就是说贫困人群是否具有将客观资源和发展意愿转化为切实的生产力的能力。这是提升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的最关键的要素。外部的援助都要靠贫困人群的行动力来转化为真正可利用的资源。本研究用三个层面的10个指标来测量其行动力：一是贫困人群的决断力；二是贫困人群的组织力；三是资源联结力。其中决断力设计了3个指标，包括“想好的事情立即去做”，“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干到底”，“尽全部努力实现目标”；组织力设计了2个指标，包括“经常组织村民从事生产”，“有能力成为村里的挑头人”；资源联结力设计了5个指标，包括“能够把握住发展机会”，“能够通过努力争取到扶贫资金”，“能够从亲戚朋友处获得帮助”，“能够争取到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能够充分利用个人的有利条件”。

总的来看，考察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一共涉及26个指标，本研究中主要采取等权重的方法对不同指标分别赋值，然后考察个体在不同指标上的得分，最后将个体在所有指标上的得分加总，从而来评估个体自我发展能力的高低。

（三）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相关文献和问卷调查。文献包括与本研究有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相关统计资料和档案文献，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研究进展。问卷调查主要根据研究需要和研究条件，设计结构式问卷，对农户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对3个乡镇的6个行政村进行了调查，共计回收有效问卷308份。

表1　样本特征

续表

样本特征见表1。从性别来看，男性比例较高，占61.4%；从年龄来看，受访者年龄偏高，40岁以上人群占据多数，这与当前农村核心劳动力外流有关系；从民族来看，汉族占63.6%；从教育水平来看，受访者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的超过50%；从工作状况来看，79.5%的受访者在家务农，生计来源比较单一；从婚姻状况来看，89%的受访者处于正常的婚姻状态；从身体健康状况来看，33.4%的受访者存在着健康问题；从语言来看，绝大部分受访者能够熟练运用汉语，占93.2%；此外，调查对象包括少量党员和村干部，调查对象涵盖范围相对较广。

四、自我发展能力评估及分析

（一）自我发展能力评估

表2　自我发展能力评分

①为了便于比较，根据发展资源、发展意识和行动力的理论分值，进行百分制转换后即得出在该项所取得的标准分。标准分的理论最高值为100分。

续表

①为了便于比较，根据发展资源、发展意识和行动力的理论分值，进行百分制转换后即得出在该项所取得的标准分。标准分的理论最高值为100分。

表3　自我发展能力分级表

研究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首先必须清楚贫困人群的能力不足表现在哪些方面，如前所述，本文主要通过26个指标来考察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具体操作方法为：将测量贫困群体的指标的选项分别赋予不同的分值，贫困个体在每个指标上所取得的分值加总后即得出其自我发展能力的分数，以此来评估其发展能力的强弱高低。因为每一个指标对自我发展能力贡献力的大小尚未确定，所以本文中并没有考虑不同指标的权重问题，而是采取等权重的方式为指标赋值并进行加总，为了更加方便比较自我发展能力的不同方面，本文将总分换算为百分制标准分进行比较，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发展资源、发展意愿以及行动力三个不同层面的区别。表5对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得分进行了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的测量，表6为了更加直观考察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笔者将自我发展能力得分进行了分级。一共分为5个等级：0－20分（不包括下限），20－40分，40－60分，60－80分，80－100分。从表2和表3的数据可以得出四个结论：

第一，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总体偏低。这与研究假设基本一致。连片特困地区的减贫长期受到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的制约。尤其是在现阶段，贫困人群更加集中于自我发展能力较差的群体。研究设计中，自我发展能力理论分值最高为100分，从均值来看，自我发展能力的标准平均分仅为60.67分，这说明建始县的贫困人群整体上缺少自我发展的能力，能力不足是制约该地区脱贫与发展的重要的因素。在调查过程中也深刻感受到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低下使得减贫成效大打折扣。从分段得分来看，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得分主要集中于40－80分之间，其中40－60分占46.1%，60－80分占50.3%，得分超过80分的贫困人群比例仅为1.9%。说明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整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充分印证了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偏低的假设。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偏低的原因存在多个方面，其中发展资源的缺乏成为自我发展能力偏低的主要影响。

第二，贫困人群的发展资源非常缺乏。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中最薄弱的环节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考察自我发展能力的三个层面，具体来看，发展资源的得分最低，仅为38.57分。贫困人群的发展资源得分中，99%的贫困人群得分处于60分以下，其中53.6%的贫困人群得分仅为20－40分，43.5%的贫困人群得分为40－60分。从人力资源来看，贫困人群最缺乏的是教育水平和生存技能，大部分贫困人群仅仅接受了小学水平的教育，而教育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了研究者的共识。此外，贫困人群普遍缺少生存技能，种地是其赖以生存的主要技能。我国开展了近十年的雨露计划扶贫，雨露计划主要针对贫困家庭的劳动力开展培训，培训内容涉及务工技能和农业实用技术，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提高其增收能力。从2004年开始，累计培训贫困家庭劳动力约400万人次，其中80%以上实现了转移就业。但是对于未成功实现劳动力转移的贫困人群而言，其从雨露计划中受益甚微。从物质资源来看，人均耕地面积偏低和劳动工具的缺乏也是制约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连片特困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普遍偏少，因为受制于自然条件，“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情况非常普遍，也限制了现代化劳动工具的使用；从社会资源来看，贫困人群经常来往的亲戚朋友大多数为与自己具有相同职业的农民，同质性非常高，而且可以联结的资源非常少。发展资源缺乏成为了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低下的一个重要表现。说明贫困人群在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方面非常匮乏，这也是扶贫开发工作中需要重点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第三，贫困人群具有较强的发展愿望。面对落后的生产生活条件，贫困人群大多具有比较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意愿。从平均分来看，贫困人群的发展意识的得分为76.53分，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从分级表来看，其中超过80分的贫困人群比例占51.3%，低于60分的贫困人群比例仅为15.6%。说明大部分贫困人群具有较为强烈的改善目前处境的意愿。其中，贫困人群参加村民代表大会的意愿最为强烈，说明贫困人群对于自身的发展权利的重视，此外，参与扶贫开发项目的意愿也比较强烈，贫困人群具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意识；参与社区组织的各种活动的意愿再次之，说明贫困人群集体行动的意愿强烈。而贫困人群外出务工的意愿最为淡泊，很多人不愿意外出务工来改变目前的生活状态。调研发现，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群都具有较强的改善现状的愿望，但同时，这部分人群往往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容易形成“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在扶贫开发中必须突破这种局限，才能够真正实现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的可持续提升。

第四，贫困人群的行动力仍然偏弱。从平均分来看，行动力得分仅为64.47分，其中，想好的事情立即去做，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干到底，尽全部努力实现目标三项得分较高，说明贫困人群在自我发展的行动具有较强的决断力。但是经常组织村民从事生产、有能力成为村里的挑头人两项得分较低，说明贫困人群缺少自我发展的组织能力，开拓精神仍然较差。从分级表来看，贫困人群的行动力得分主要集中于40－80分之间，其中33.8%的贫困人群得分为40－60分，46.1%的贫困人群得分为60－80分。行动力得分整体来说优于发展资源，弱于发展意识。说明贫困人群在决断力、组织力和资源联结力方面仍然欠缺，从调研掌握的资料来看，大部分贫困人群缺少将发展资源和发展意识转化为发展成果的能力。行动力的偏弱，将会影响到扶贫开发的产出和效率。

（二）自我发展能力的个体差异

表4　交互分类表

续表

表5　均值比较

续表

从总体来看，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偏低，但是不同个体之间其自我发展能力是否存在差异呢？为了直观考察不同贫困人群个体差异与自我发展能力的关系，笔者对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进行了交互分类和均值比较。表4给出了不同个体在自我发展能力上的直观差别，表5给出了不同个体自我发展能力的平均得分。从表4和表5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不同民族、婚姻状况的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差异甚微。从表4和表5的数据发现，无论是交互分类表还是均值比较，均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不同民族，不同婚姻状况的贫困人群其在自我发展能力方面差别并不明显。汉、土、苗族之间的自我发展能力趋同，并不存在少数民族的贫困人群其自我发展能力更低的情况。已婚、未婚、离异和其它婚姻状态的个体在自我发展能力方面也没有明显差异，说明婚姻关系并没有在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方面发挥明显的作用。

第二，不同性别的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存在着差异。可以发现，男性的自我发展能力高于女性。男性自我发展能力得分超过60分的比例达到59.3%，而女性自我发展能力得分超过60分的比例仅为41.2%。男性自我发展能力得分平均为62.07分，女性仅为58.46分。实地调研也发现，男性在身体素质、受教育水平、发展意愿与行动能力等方面都要强于女性。

第三，不同工作经历的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差异明显。在家务农的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得分超过60分的比例仅为46.1%，有打工经历（离土不离乡）的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得分超过60分的占78.6%，自营生意的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得分超过60分的占78.6%，无业的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得分超过60分的占55.6%。务农、打工、自营、学生、无业、其它职业的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差距明显，从每个群体自我发展能力的平均分来看，自我发展能力从高到低的群体依次为学生（68.58分）、自营生意者（68.51分）、打工者（65.02分）、农民（59.42分）和无业者（57.61分）。

第四，党员和村干部的自我发展能力要明显高于非党员和非村干部。党员群体中，自我发展能力得分超过60分的比例达到75.7%，非党员自我发展能力得分超过60分的仅占48.9%。具体来看，党员的自我发展能力平均得分为69.75分，而非党员平均得分仅为59.40分。村干部中自我发展能力得分超过60分的比例高达94.4%，而普通村民的比例仅为49.4%，从均值比较来看，村干部自我发展能力平均得分为75.15分，非村干部得分为59.77分，差距明显。

第五，语言对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的制约明显。能够运用汉语的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要明显高于不能运用汉语的贫困人群。能运用汉语的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得分超过60分的比例为55.8%，不能运用汉语的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得分全部低于60分。能够运用汉语的贫困人群平均得分61.69分，不能运用汉语的平均得分仅为46.76分。

第六，年龄也是制约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年龄越大，其自我发展能力越弱。表4显示，有50%的50－60岁的贫困群体其自我发展能力得分不超过60分，而60－70岁的贫困群体其自我发展能力得分不超过60分的比例高达71%，70岁以上的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更低。从年龄的均值比较来看，不同年龄段的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得分高低依次为30－40岁（66.65分）、20－30岁（65.45分）、20岁以下（64.02分）、40－50岁（62.30分）、50－60岁（61.32分）、60－70岁（53.72分）、70岁以上（54.09分）。

（三）制约发展能力提升的原因

1.自然环境的制约

现阶段，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一般经济增长已无法有效带动、常规扶贫手段也难以奏效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简称“连片特困地区”）。这些贫困地区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地貌类型多样，多数贫困地区生存环境恶劣，为偏远深山、高寒地带，地质水文条件复杂，具有特殊的地质地貌等自然地理条件。恶劣的自然环境一方面制约着基础设施的建设，由于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产出比较低，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一般相对滞后，部分贫困地区的水、电、路等“三通”率仍然不高。基础设施改善是提升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的前提条件，无论是贫困人群自身素质的提升，还是与外界的通联、资源的获取等都离不开这些基础条件的改善。另一方面也使贫困人群面临着自然灾害的风险。贫困地区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滞后地区，也是自然灾害频发地区，自然灾害与贫困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由于贫困群体自身的脆弱性，其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明显偏低，自然灾害对于贫困群体的影响和伤害会更大，因灾返贫现象突出。这也是制约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的重要原因。

2.贫困文化的制约

1959年，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首先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他认为，人们的贫困很大程度上与其所接受的贫困文化有关。贫困文化既可能包含了穷人们不愿改变现状的消极的心理状态，也可能包含了穷人们缺少改变现状的远见和能力。事实上，贫困文化所指代的就是贫困人群具有的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贫困人群相对趋同的心理、习惯、思维方式、生活态度、行为方式等。贫困人群受到贫困文化的影响，使他们逐步适应于这样一种贫困的生活方式，并逐步将其与社会主流的生活方式相隔离和相排斥。此外，这种贫困文化具有代际传递的特性，贫困人群的后代将会在贫困文化的长期熏陶之下传承祖辈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因为贫困文化塑造了人的基本特点和人格，即使在面临机会的时候，贫困人群由于缺少摆脱贫困的意识和能力，也很难走出贫困。贫困地区多是老、少、边、穷地区，大中城市的先进理念和生活方式对其带动效应非常低，所谓文明不上山，处于贫困亚文化之中的人有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这种亚文化通过“圈内”交往而得到加强，并且被制度化，进而维持着贫困的生活，并且世代传递。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很显然受到贫困文化的制约。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人群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影响了其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意识和行动。一方面，贫困人群从内心接受了贫困的既定事实，缺少去改变贫困现状的动力；另一方面，贫困人群局限于现有的文化环境，缺少改变贫困现状的能力。

3.扶贫机制的制约

中国农村制度化扶贫的政策效应日益削弱，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在现有的制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这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扶贫的瞄准机制问题。相当数量的真正贫困人口没有能力从扶贫项目中受益，现行的扶贫策略也难以有效针对疾病、教育等致贫风险，真正的贫困群体从扶贫政策中的受益不多。其二是扶贫开发中的马太效应突出。马太效应是一种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现象。在扶贫开发过程中，扶贫资源更多倾斜于自我发展能力较强的贫困群体，甚至于一些非贫困群体也获取了政策的支持，而真正贫困的群体却没有能力争取到自我发展的资源。结果造成自我发展能力越强的群体发展越来越好，自我发展能力越弱的群体发展严重不足，农村贫困群体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其三是我国现行的扶贫开发模式中缺少系统的能力建设政策。现有的六大扶贫模式中，唯有雨露计划体现了对贫困人群的能力建设，但是雨露计划的受益者往往是具有较强的自我发展能力的农民，瞄准的是贫困地区的整体发展，而不是对真正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可见，现有扶贫开发政策往往只是抓住贫困人群某一方面的能力缺失，而没有系统措施。

4.发展观念的制约

一方面，农村贫困群体世代以土为生，以农为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限制了农民的思想和眼界，形成了相对落后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从恩施州的调查发现，少部分村民在其观念意识中存在着一些消极的成分，如听天由命、得过且过、懒散怠慢、不思进取等僵化思想和落后观念。可以说，农民的精神世界非常贫瘠，导致了村庄发展内生动力的不足。另一方面，部分贫困人群的扶贫依赖意识非常严重，“等、靠、要”思想仍然突出。密集性的扶贫行动，使得部分贫困群体习惯了外部力量的支持与援助，对扶贫产生了依赖心理。这些穷人的生活和生产状况很差，他们凭此条件结合现阶段国家的扶贫政策，创造出了一种半制度化的资源争取路径，继而得到援助。显然，部分穷人的这种扶贫依赖心理不利于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同时也难以实现由“外部推动式”扶贫向“内生自发式”扶贫、“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难以提高。这一现象对新阶段的扶贫开发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挑战。

5.发展权利的制约

权利贫困主要是指贫困人群基本发展机会的缺失，既指获取社会权利的渠道不足，也指某些权利对一部分群体存在社会排斥。被调查农户的权利贫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贫困人群参与社区治理的机会不足。中国的扶贫工作，从2001年就开始推行“以村为单位，整村推进”的扶贫模式，同时还从世界银行引进了社区参与式扶贫方式。作为中国扶贫的一个组成部分，恩施州的扶贫工作也采取了这种办法。社区参与式是指所有的资源受益对象都有机会参与对本村内部项目的规划、项目的实施、项目的监测与评估，显然，这种社区发展理念和发展机制与村民自治基本思路是相一致的。但是，事实情况是农民参与本村治理的角色基本缺失。多数农民对本村事务的“不知情”无疑存在外部扶贫资源不能很好地惠及穷人或穷人需求的风险。二是金融机构对穷人家庭借贷的排斥。穷人缺少抵押财产和社会关系网络狭窄是导致他们难以从金融机构获取借贷资格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在全国穷人家庭中具有普遍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权利贫困使得穷人缺少自我发展的条件。

五、思考与建议

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低下是制约贫困地区减贫的重要因素，增强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提升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是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今后十年我国扶贫开发都应该把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作为工作重点。

（一）提高扶贫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力度，提高扶贫政策的针对性。中国的扶贫资金投入持续加大，贫困人口比重明显下降，扶贫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但相对于庞大的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来说，投入的资金总量仍然较少，再加上资金使用效率较低，真正被用于贫困户身上的资金十分有限。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政策支持既要为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创造硬件环境，也要直接出台贫困人群能力提升的相关政策，提升扶贫开发的软环境。建立扶贫开发的软环境实质上就是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既要培养贫困人口的脱贫自主意识，也要培养其利用资源的能力。软环境的建立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但这种环境一旦建立起来，其正面影响也将是深远的。具体来说，投入资金应主要运用在基础设施建设、人口素质提升、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等方面。

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扶贫资金的效应和益贫性。以往投入的扶贫资金存在着使用不当，效率不高的弊病，未能充分发挥资金的效用。如政府过多干预，在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中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但缺乏科学的项目评估审核，最后也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导致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所谓“好钢用在刀刃上”，未来投入的扶贫资金必须要提升其使用效率，避免资金浪费。在扶贫项目开发中重视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专业性作用，同时要认识到扶贫开发是一个综合性的开发，除了做好前期的项目评估外，还要在开发过程中注重技术支持和市场开发。

（二）改善贫困人口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

一是加大交通扶贫力度，加强村庄与县城及周边城镇的综合运输通道建设，巩固提高通村公路成果，将水泥路（油路）延伸到村组、自然湾。交通建设关系到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便利，要保障公路建设质量，做好前期的合理规划，科学施工，严把技术质量关，工程竣工后还要落实养护责任。贫困地区的道路建设是一项民生工程，应给予充分重视。

二是加大水利扶贫力度。集中实施水利建设工程，加强小山塘或小型水库、农田水利、饮水安全等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条件。很多贫困地区都在山区，饮水很不方便，农田水利基础条件也很差，要根据实地情况解决水利扶贫。

三是加快农村电网进村入户改造升级，实施广播、电视、通信“户户通”工程。让贫困人群正常接收外部信息，开阔视野，提高其自我发展的意识。

四是加强村庄整体改造和环境治理，尤其是要解决农户的居住环境。按照整村推进的要求，对贫困地区的村庄实行整体改造，满足贫困人群基本的居住和出行需求。同时，要对居住和生活环境恶劣的贫困人群易地搬迁扶贫，实现这部分贫困人口在小城镇或小集镇的集中居住和统一管理。

（三）进一步创新扶贫开发的机制

一是要从区域合作的角度考虑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问题。中国的贫困人口大部分分布在中西部落后地区，反贫困工作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是交织在一起的，扶贫开发不仅是某一个区域的任务，而是全社会都应该关注的事情。因此，探索区域合作机制非常必要。既要考虑片区之间的人才文化交流，也要探索片区之间的资源共享和协作发展等问题。在统筹贫困地区发展的基础上，加强整体规划和局部项目规划，避免多重申报、重复建设，实现财政资源的统筹安排。

二是要完善扶贫攻坚的瞄准机制。首先，要在贫困地区普遍推行扶贫开发和农村低保两项制度衔接，在此基础上，加强贫困识别工作，突出重点，差别对待，创新扶贫到户机制。两项制度有很大联系，扶贫开发可以有效缓解农村低保的压力，农村低保又可以反过来促进扶贫工作的开展。在扶贫工作中与民政部门保持合作，共享信息资源，掌握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自我发展能力等信息，可以全面、有重点地推动扶贫工作发展。其次，要理顺产业扶贫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的利益关系。既要综合评估本地实际，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优势，形成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也要理顺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主体、公司（企业）、大户与普通贫困户的利益关系，利益分配要瞄准真正的贫困农户，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再次，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配给要优先惠及扶贫对象，贫困人群缺少获取公共资源的竞争能力，应该给与特殊扶持。而不能单纯为了减少贫困人口总量，将贫困资金优先用于接近贫困线的贫困人口，这样做必然产生外溢效应，导致最贫困的群体收益不多，贫困地区内部分化。(www.daowen.com)

（四）进一步加强贫困地区的文化建设

其一，要引导群众转变观念，自觉移风易俗，革除落后生活习俗，形成文明乡风。^[20]文明乡风的培养不能一蹴而就，但是一旦形成文明风气，其积极影响将是长远的，这不仅需要基层政府机关表面的宣传倡导，还要在群众中抓好典型，树立榜样作用。

其二，加快贫困村文化阵地的建设，着力培养新一代农民。全面推进贫困地区兴建并利用农家书屋、图书馆、体育场等文化体育设施，满足贫困人口对文化的基本需求。加强对新生代农民的培养，不断增强其自我学习、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能力。近些年国家推动新农村文化建设，很多地方相继建立了体育运动场、农村书屋，但是这些资源却并未充分利用，大多常年处于闲置状态，如何吸引广大农民的兴趣，将其花费在麻将、扑克牌上的时间投入到体育锻炼和书籍中去，这是农村文化建设必须面对的问题。

（五）全面提高贫困人口的基本素质

其一，确保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提高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水平。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设施的投入，尤其是要加强对乡村小学教育的投资，提高教育硬件水平，新建或改扩建现有校舍，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支持现有学校扩容改造或新建。还要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教育的政策支持，提高教师待遇，保证师资水平。贯彻落实义务教育，重点保障贫困地区少年儿童受教育权利的实现，对经济困难的家庭给予帮助扶持，防止中途辍学，重视“穷二代”素质的提高。

其二，大力开展职业教育发展，促进劳动力转移。通过整合教育资源，把扶贫部门与劳动、农业、科技部门的资源进行统筹整合，重点培养未进入大学深造的初、高中毕业生、复转军人、返乡农民工等，通过短期培训、现场培训、专业培训等方式来增强这部门人群的职业技术能力。鉴于贫困地区师资人才的缺乏，可由政府牵头并给予政策资金支持，集中附近区县的资金和优秀师资，创新职业教育模式，建设学制短、收费低、应用性强的教育机构，与企业对口共建，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进一步增强贫困人群的就业竞争力，使剩余劳动力经过培训实现稳定的转移就业，从而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实现脱贫。

其三，继续加强农村实用技能培训，提高贫困人群科学种养殖的水平。结合本地区优势产业建设项目，提供专门的农业技能培训，指导农民种养殖方法科学化，也可以请相关领域的农业专家提供咨询答疑，提高农民通过农业发家致富的信心。除了人才培养，还要更好地防止人才流失，具体来说，就是要为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保障人才有用武之地；提高贫困地区高层次人才的收入水平，高薪留住人才；在政策方面对贫困地区人才予以倾斜，如对贫困地区工作的人才给予晋升、职务、福利等方面的政策照顾。

（六）增加贫困人群的基本发展机会

其一，增强贫困人口参与发展的意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头脑”，对外部机会的把握往往来源于贫困人口强烈的参与发展意识。由于长期受到贫困文化的影响，贫困人群逐步适应了现有的贫困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对于未来发展的动力不足，期待不高，满足现有的温饱生活水平。提升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必须打破这种思维定势，培养起强烈的参与发展意识，才能增强其对发展机会的把握。

第二，赋予贫困人群参与发展的基本权利。在扶贫开发的过程中，必须尊重贫困人口在社区发展、村民自治、项目建设等方面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权利不平等引致扶贫资源分配的不均极大影响了对真正贫困人群的扶贫效果，为社会公众所诟病。从现有的扶贫开发实践来看，由于贫困人群基本权利的缺失，扶贫资源多为权力掌控者或近权力关系者所瓜分。。

第三，增强扶贫资源的公平分配。现阶段的扶贫资源并未能真正瞄准贫困对象，分配结果往往是穷人中的富裕群体越来越富，而处于底层的最贫困群体则与贫困线差距越来越大。具体表现在：一是占扶贫资金总量一半以上的扶贫贴息贷款由银行发放，但是银行的商业性决定了其倾向于将资金贷给赢利可能性更高的工业项目，即使中央财政对贷款的贴息有保证，银行仍不愿放贷给穷人。二是基层组织如乡政府和村委会拥有一定的资金控制权，其总是倾向于将扶贫贷款贷给干部或与干部关系好的家庭。这种“寻租”行为人为拉大了贫困地区内部的差距，直接影响了扶贫的效果，底层贫困群体迫切需要共享、公平的发展机会。

第四，要完善参与机制，充分满足贫困人口的参与诉求。一方面，在扶贫资源的分配和扶贫项目的设计上应该充分征求贫困人群的意见，给与贫困人群表达诉求的机会，在充分考虑多方利益的前提下出台相应的扶贫政策。另一方面，要完善贫困人群的参与机制，减少基层政府在扶贫资源分配上的过度干预和权力寻租，理顺中央扶贫部分、地方基层政府与普通贫困人群的关系，增加贫困人群的基本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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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湖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对农村贫困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加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的意见》，《湖北日报》，2010.11.22.

［38］2001年温家宝《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9］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

［40］《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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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J Teece，Gary Pisano and Shuen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el 1997（18）：509－533.

【注释】

[1]陈琦：“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的多维测量及政策意涵”，《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2]参见《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

[3]Todaro M P.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3）.

[4]李泉：“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研究述评”，《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5]苗长虹：“区域发展理论：回顾与展望”，《地理科学进展》，1999年第12期。

[6]闫磊：“西部大开发以来东中西部区域竞争力差距实证分析”，《开发研究》，2007年第4期。

[7]郑长德：“中国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研究”，《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

[8]周事则、蓝红星：“川西少数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11年第30期。

[9]杨文杰：“提高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实践与思考”，《农村财政与财务》，2011年第9期。

[10]曹玉霞：“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发展的理论”，《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4期。

[11]李华红：“民生语域中民族村寨开发检思与居民自我发展能力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12]李文，李云：《中国农村贫困若干问题研究》，第1页，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13]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第19页，北京：商务出版社，2009。

[14]李石新：《中国经济发展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研究》，第31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15]李春光：《国际减贫理论与前沿问题2011》，第48页，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16]郭熙保：“论贫困概念的内涵”，《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17]郭熙保：“论贫困概念的内涵”，《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18]刘爽：“消除‘能力贫困’推动妇女参与发展”，《西北人口》，2001年第2期。

[19]王艳萍：“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年第4期。

[20]参见湖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对农村贫困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加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的意见》，《湖北日报》，2010.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