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理论上的探索和达成的共识均已体现在当下我国城乡改革的政策实践中。近二十年来,理论和实践都在不断深化,尤其是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城乡一体化发展得到了加倍重视、加速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大幕在全国全面拉开,最为典型的是国家和省市层面都设立了试点示范区,从“十一五”开始,都将城乡一体化发展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从上到下、由点到面形成了积极实践和创新的良好局面。以苏州、嘉兴、鄂州、成都、重庆等地最为典型。重庆、成都两市2007年被国家发改委列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湖北省鼓励和支持鄂州成为全省地市级综合改革的示范区,而苏州、嘉兴两市则在2007年、2008年被确定为江苏、浙江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上述各地2007年后均被国家发改委确定参加中澳管理项目(CAGP)“消除城乡一体化的体制障碍,促进农民富裕与城乡统筹发展”的改革试验工作,其中苏州还被列为国家发改委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联系点、农业部全国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试验区。2019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等出台的《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明确了11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明确要求试验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方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为目标,以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抓手,以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为关键,突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破除制度弊端、补齐政策短板,率先建立起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浙江嘉湖片区、四川成都西部片区、重庆西部片区列入其中。
重庆改革实践。重庆紧紧围绕以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为一体的区域特色,以缩小城乡差距为主题,通过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进户籍制度、土地使用与管理制度、公共财政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金融服务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至“十二五”末,建立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长效机制,统筹城乡的土地利用制度,统筹城乡的金融体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和城乡统一的社会管理体制。进入新时代,重庆紧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重点打好脱贫攻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硬仗,明确走好“六条路”:加快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合理流动、优化配置,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建立健全农民稳定增收长效机制,走共同富裕之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走质量兴农之路;着力改善生产、生活、生态环境,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全面促进乡村繁荣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民主法治建设,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要坚持精准脱贫,一体化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和“插花”贫困,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后,重庆西部片区被列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1],着力积极探索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建立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退出农村权益制度,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搭建城中村改造合作平台,搭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城乡一体化改革深度和广度有了进一步提升。
成都改革实践。成都以“三个集中”、“六个一体化”、农村工作“四大基础工程”[2]全域推进城乡一体化,形成了“政府创新政策环境、市场活化经济资源、城乡统筹和谐发展”三大特征。进入新时代,成都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以新的理念推动乡村规划提升,以新的规划绘就乡村振兴蓝图,以新的机制强化乡村规划管理,以新的血液增添乡村发展活力,依托省会城市人才、资金、科技和信息等要素集聚优势,聚焦土地、金融、技术、市场和信息等乡村振兴核心要素,积极构建七大共享服务平台(农村土地交易服务平台、农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农村金融保险服务平台、农产品品牌孵化服务平台、农产品交易服务平台、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服务平台、农业博览综合服务平台),带动、服务四川乡村振兴。特别是通过农业博览综合服务平台的“体验形式创新、参与主体创新、展示空间创新、博览周期创新”等会展创新策略,营造三次产业联动发展的“农博+”产业生态圈,为四川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永续动力;通过全域乡村规划提升、农业品牌建设、乡村人才培育集聚等十大重点工程推动乡村价值之变;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公共产品服务生产供给机制改革、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五项重点改革夯实发展内生动力。[3]成都还明确了长远目标是以“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一体”为核心建设世界田园城市。党的十九大以来,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成都着力进一步积极探索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完善农村产权抵押担保权能,搭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成都改革新实践是其在新时代对城乡一体化改革的全面提升和深化。
鄂州改革实践。湖北鄂州运用“全域鄂州”的规划理念,形成城乡统筹、相互衔接、全面覆盖的规划体系和监督执行体系,统筹推进户籍管理、就业、教育、医疗等十个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着力推进城乡规划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社会保障一体化、市场体系一体化和基层党建一体化,实现了城乡一体化的供水、交通、医保、社会救助、文化体育、低保、社会保险、就业服务等八个方面的全覆盖。进入新时代,鄂州精准廓清城乡发展目标,继续坚持“多规合一”,探索在现有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基础上,继续融合林地建设保护规划、水系治理建设规划、农村路网建设规划,实现“七个规划一张图,一张蓝图管全域”。可以说,鄂州城乡一体化改革着力提高发展的整体性和协同性,城乡融合发展高歌猛进,折射着鄂州城乡统筹发展的深度和广度。[4](www.daowen.com)
嘉兴改革实践。浙江嘉兴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较早进行了探索和实践,早在2008年,嘉兴就成为浙江省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起步阶段的改革举措可以概括为“二轮驱动、三位一体、五改五化”,其具体内涵是,选择新型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二轮驱动的发展路径,依靠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民众主体作用、市场基础作用三位一体的动力机制,以土地、户籍、公共服务、政府管理和投融资五项制度改革联动,实现进城农民市民化、集体土地市场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职能民本化和投资融资多元化的改革目标,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2008年以来,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中,嘉兴市启动实施了以改革优化土地使用制度(“两分两换”[5])为核心、“十改联动”[6]为主要内容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居浙江省前列,各县(市)都已进入全面融合的发展阶段,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加快,现代都市型生态农业发展成果显著,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基本建立,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6年居浙江省第一,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1.66∶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嘉兴全域纳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浙江嘉湖片区,承担着建立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退出农村权益制度,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搭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体制机制等改革任务。
江苏苏州处在改革开放前沿,作为全省唯一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和全国城乡发展一体化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十多年来,苏州积极争取、主动承担重大改革试点任务,先后承担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综合改革、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改革、农业保险、村民自治等12项全国农村改革试验任务,成为承担全国农村改革试验任务最多的地区之一,改革综合试验效应凸显,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居全省乃至全国前列。苏州以制度创新为关键,坚持“三农”与“三化”互动并进,通过“三集中”“三形态”“三置换”“三大合作”[7]等系列制度创新,基本建立城乡统筹规划等政策、体制和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城乡发展规划、产业布局、资源配置、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就业社保和社会管理等“七个一体化”新格局,探索在经济发达、土地紧缺、反哺能力强的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路径。进入新时代,苏州以实现更高水平城乡一体化为总目标,不断深化对城乡发展一体化规律的认识,以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为统领,以农民增收、农业增效、集体经济不断壮大为目标,聚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高一美”(高标准田园小综合体、高标准水产养殖、高标准蔬菜生产和美丽生态牧场示范基地)推进、“千企入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共享农庄(乡村民宿)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农业科技创新引领、农村集体经济壮大、农村改革深化等十项重点工作,探索破解农村集体经济融合发展、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等改革难题,全面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综合改革试点的“八个示范区”[8]建设,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有效缩小城乡差距,积极探索了一条以共同富裕为核心价值,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和苏州特点的城乡发展一体化之路。苏州争创全国城乡发展一体化示范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全国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积累经验、提供借鉴。
五地改革试验都被列为当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都在推进以政策、机制体制、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制度性变革,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生态的全面系统的改革,是多领域展开的改革。五地改革试验实现全方位、多方面的密切配合与协同推进,使改革呈现出全面性和系统性的特征,深刻影响着中国当下城乡关系和城乡格局。五地改革试验共同探索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个方面的城乡一体化,在土地制度、农民身份转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新农村建设等领域的改革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五地成为带动作用强、统筹水平高、体制机制活的统筹城乡发展先行区。重庆、成都成为西部地区建立统筹城乡发展制度的典范,苏州、嘉兴成为东部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样板。良好的改革环境和实践积累为新时代苏州进一步全面深化城乡一体化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实践支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