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外界通常用财务业绩来衡量一家企业是否成功，高管人员都禁不住会依靠财务业绩作为信号，来决定他们应该松一口气还是采取行动。但这样做是不明智的行为，因为最近一个时期的财务结果，实际上反映了多年前为改善流程和开发新产品与业务所做投资的结果。财务结果衡量的是业务以前的健康程度，而不是业务现在的健康程度。⑤用财务结果作为管理破坏性业务的工具非常愚蠢，因为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当企业向高端市场转移时，通常都会感觉良好。

高管层在展望未来时，应谨慎地参照任何类型的历史数据，因为可靠的数据通常都是对过去的记录，只有在未来类似于过去的情况下，才具有准确的指导意义。⑥为了说明在破坏性业务中依照数据作决策的局限性，让我们重新叙述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他所教MBA班级遇到的类似经历。他写了一篇论文，其中表达了他的忧虑，担心最顶尖的商业学校为期两年的MBA传统课程会受到两个破坏性因素的威胁。其一是，在低端市场，晚上和周末的行政MBA课程，使在职的管理人员在一年内就能拿到MBA学位。其二——并且最重要的是，对新市场发起的破坏行动风潮：在职管理人员培训，这类培训跨度广泛，从企业教育机构（如摩托罗拉大学和通用电器的克罗顿维尔大学）到假日酒店设置的培训研讨会。

克里斯坦森在上课开始时要求学生投票：“在阅读论文之后，有多少人认为MBA课程正在遭到破坏？”102名学生只有3人举手。其他99人认为，这些事态发展与这些受尊崇的学术机构的命运不相关。

克里斯坦森然后请一个表现出忧虑的学生解释原因。他回答道：“这里有一个真正的模式。”接着他列出了这个模式的六个要素。其中包括工商管理硕士的高薪水平超过了运营公司的负担能力，破坏者在争夺零消费市场，人们通过在职教育能解决完全不同的问题，竞争基础转移到快捷、方便和个性化定制，系统化与模块化课程的对抗。他总结说这个模式是合适的：所有破坏性公司发生的事情，确实都发生在管理教育领域。“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认真看待这个问题。”他总结道。

然后克里斯坦森转身向那些不担心的学生询问理由。他们往往把目光投向数据：那些依然拼命要进入最优秀大学的学生人数，刚刚从中毕业的学生获得的具有吸引力的起薪，教育系统的品牌信誉，忠实的校友支持，以及好的校园网络机会，等等。没有哪个破坏性项目可以在这些方面与之竞争。(www.daowen.com)

克里斯坦森接着问一个最踊跃的为顶尖商业学校辩护的学生：“如果你是这些学校中的院长，什么数据能说服你，让你觉得这件事情需要摆平？”

“我会查询在全球1000强公司的CEO中有多少是出自名校的，”他回答道，“如果这方面的比例开始下降，那我才会担心。”克里斯坦森接着问，该数据能否作为需要解决问题的信号，还是预示着游戏已经结束。“哦，我想比赛届时已经结束了。”他承认。

“还有其他人吗？”克里斯坦森接着问道，“想象一下你是院长，什么样的数据能说服你采取行动？”有几个学生提出他们认为令人信服的若干建议，但不管是哪个建议，大家都总结认为，等有说服力的数据出现，高质量的两年期MBA课程已经结束。

当克里斯坦森问“这些学校应该将此看成是威胁还是机遇”时，还有一个有趣的反应。提到顶尖商学院为在职管理教育提供的成长机会时，班上很少有什么热情。我们怀疑学生冷漠的原因是在第三章中重点提到的威胁——“机遇”的矛盾。在写这篇文章时，顶尖商学院无论就金融、学术和竞争力等方面来讲都正如日中天。它们不需要成长就能健康发展。就力量和组织的活力来说，没有任何因素表明这些学术系统有可能发生变化。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