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　钰

【摘　要】　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往推动了汉传佛教的兴盛，汉传佛教促进了世界佛教造型艺术的繁荣，唐代匠艺合一造就了汉传佛教造像艺术的辉煌，宋代佛教世俗化、匠艺分离导致造像艺术衰落，中国需要汲取传统重建文化自信和艺术繁荣。

世界三大宗教都产生在亚洲，包括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故可以说其是“东方智慧”，而丝绸之路则是这些宗教因跨文化传播而成为世界性宗教的主要路径。其中，佛教是沿丝路传入中国，并对中华文明影响最大的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留下丰富多彩的造型艺术，形成厚重的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典范和结晶。

佛教脱胎于印度的婆罗门教，在婆罗门教的沙门时代和耆那、怛特罗等宗教同时产生，婆罗门教后经改革家商羯罗吸收大乘佛教的部分教义，改革后演变成当今的印度教，而佛教从印度传出后，首先是以通用巴利文的斯里兰卡为中心，波及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印尼等国的小乘上座部南传佛教；其次是以我国西域、甘肃（敦煌）、陕西（长安）、河南（洛阳）、江苏（南京）、福建（泉州）、台湾、港、澳等地区以汉语为工具，波及韩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大乘大众部汉传佛教；再次是传入我国西藏地区的以藏语为主要工具，以西藏为中心，波及甘肃、青海、四川、云南、内蒙古、河北承德等地区和尼泊尔、不丹、蒙古等国家的大乘密宗藏传佛教。因为南传、汉传、藏传三个地区佛教的兴盛，中国取代了早期印度佛教的辉煌，而成为世界佛教的主体。正是由于我国人民在汉传与藏传佛教方面的巨大贡献，才使得佛教成为了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汉传佛教大规模在中国被广泛的信仰是秦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石窟的形式是早期佛教寺院的前身，它是伴随着佛教信徒的修行而产生的，因此佛教造型艺术也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在汉语地区兴盛起来了。同时，从魏晋南北朝时开始，中国僧人释道安在公元316年所着的《西域记》，法显在公元399年所着的《佛国记》，玄奘在公元646年所着的《大唐西域记》等著作都从文字上对当时佛教传播状况和地区状况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记述。在丝绸之路这条连通东西方、绵延7000多千米的商贸之路上，从政治、军事、经济、商贸、文化、宗教等各个层面，都在其中的传播、演变、分化、融合、汇集过程中，又创造出许多新的文明，如丝绸之路孕育的“敦煌学”就是世界公认的国际显学。

笔者作为“背囊客”去过109个国家，参观过900多个世界著名博物馆，而在这些著名博物馆中，皆展出的有中国自汉、魏至唐以来的汉传佛教造型艺术的精品，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截至唐代以前的汉传佛教造型艺术是全世界所公认的有创造性的原创艺术。下面我们就佛教造型艺术的具体内容来谈。

我国作为亚洲文化的文明古国，早在新时期时代的陶器、玉器上，已经有了描绘各种图案的纹饰和一定造型能力的雕塑，我们可以从仰韶彩陶的半坡与庙底沟型彩陶上看到非轮制的纹饰图案，以及马厂，马家窑类型的轮制图案，同时也可见到人形或鸟型的器皿性雕塑。不过严格地讲，这还不能算是今天意义上的雕塑与绘画。

时至商、周时代，青铜器、玉器的鸟兽型尊，以及饕餮纹，象纹、夔龙纹、凤鸟纹图案已经是较为完整的雕塑与绘画作品了。特别是战国时代的帛画已经是非常成熟的独立绘画作品，并具有原始宗教意义。时至秦汉，由于“俑殉”的人道与文明取代了“人殉”的残酷与落后，像秦兵马俑那样，与真人般大小的写实主义陶制雕塑，其人物相貌神态的刻画，造型动态的处理及模型翻制，人、马造型的烧制技术难度，都达到相当的高度。

西汉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系列作品，概括与夸张手段的合理应用，显示出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这时的中国绘画与雕塑已在看似古朴粗犷的外形中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气势浩茫而浑厚，也可以说从周、秦、汉、唐开始逐渐地形成了以中国北方文化为主体的地域性特征。

从秦、汉开始，中国的神仙崇拜思想也初具雏形。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诸如壁画、画像石、画像砖、漆画、青铜金银纹饰、石雕、陶俑、铜雕、玉雕等也日趋成熟。一个以线描为主要表现手段采用对称构图及装饰图案与色彩，表现现实生活与理想境界的艺术主流已经形成。

在中国固有艺术土壤的基础上，佛教自西向东，从印度传入我国，在亚洲地区，两个文明古国的艺术风格，在佛教信仰的大前提下交融并进了。从而汉传佛教艺术实际上是亚洲文化艺术的顶峰阶段，特别是中国人在吸收印度文化精华的同时，所创造的塑绘一体的新的艺术表现手段。泥塑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工匠根据新疆天山南路石窟建造时，没有像云岗、龙门那样可雕凿的整块石材，仅有石子状的小型鹅卵石挤压在一块的地质状况，而创造出一种既有石窟的传统特征，又有中国人装饰风格纤细的雕塑处理手段。

而且，中国人又将绘与塑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这样就在印度石刻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地域特征，融入中国人注重装饰纤细的审美意识，在世界美术方面创造出了具有中国汉传佛教文化特色的造像艺术。在强盛国力和发达经济的支持下，民族自信心所树立的民族文化尊严，其先进的审美意识把时代文化解读的无比辉煌。

汉传佛教在宗教哲学方面宗派林立思想活跃，为这个时代亚洲乃至世界的主流文化价值观提供了样板，得到了热捧与追随，达到了普世的共识与认可。特别是在长安和敦煌汉传佛教造型艺术中所散发的那种大国文化的自信与胸怀，那种呈现在宗教造型艺术表面之上的内敛和不张扬，雍容华贵但不仗势欺人的人物气质与修养，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今天中国文化艺术值得吸取的传统光辉典范。否则发达国家的那么多探险家，世界那么多著名博物馆也不会把这一时代的宗教艺术品，作为那个时代人类文明的典范加以尊重和示范。(www.daowen.com)

可惜的是，中国自宋代以后，由于自身文化的早熟与独立，加之统治者对于汉民族文化的提升与高拔，艺术家的群体开始与工匠分离，像盛唐时代那样的大艺术家如顾恺之、阎立本、吴道子、张萱、周舫、曹仲达、张僧繇、陆探微等积极参与宗教艺术创作的学术氛围已不复存在。而汉传佛教由于宋代手工业经济的发达，使得汉传宗教造型艺术的世俗化苗头业已显现。这样一来，由于工匠文化水平所限，宗教造型艺术旨趣便游离了佛教本身，而成为中国世俗观念与封建礼教的传声筒。而且，中国文化极强的“消化性”，使宋朝以降世俗化倾向愈演愈烈，世俗化发展的必然规律，便是进入到庸俗化阶段。四川大足石刻将中国石窟雕塑史延续了数百年，但在宗教造型艺术上的世俗化表现比较明显。

自宋以后汉传佛教的造型艺术，就成为世俗化与民间工匠化的代表。那种锃明瓦亮、花里胡哨的世俗之气直至今日，所有呈现在汉传佛教造型艺术方面的艺术品位已不能和唐代遗留至今的敦煌式的艺术风格相提并论了。

汉传佛教造型艺术分为雕塑与绘画两个方面，首先光从雕塑云集的石窟名称便能感觉到其兴盛的状况。早在公元前1世纪，新疆和田（古称于阗）和罗布泊（古称楼兰和鄯善）两地的居民已开始普遍信仰佛教。虽然2000多年过去，伊斯兰教已成为当地主要信仰，但至今还遗留在喀什的三仙洞，温宿的吐和拉克石窟，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台台尔石窟、温巴什石窟，新和的吐呼拉克依艮石窟，库车的库木土拉石窟、克孜尔朶哈、森木赛姆、玛扎伯哈石窟，焉耆的锡克沁石窟，吐鲁番的雅尔湖、吐峪沟、柏孜克里克、胜金口等石窟，还是铭刻了佛教昔日的辉煌。然进入甘肃的敦煌，文殊山、马蹄山、天梯山、武山、大象山、炳灵寺、麦积山，再到中原腹地的彬县大佛寺、云岗、天龙山、龙门、巩县石窟寺、响堂山，再到西南四川的广元、大足等，以及整个亚洲地区，都存在代表性的佛教石窟遗迹，构成丝路上的佛教艺术宝库。

佛教绘画大体上分为两类：①佛教肖像画：菩萨像画、明王像画、罗汉像画、高僧像画、曼陀罗画、天龙八部画；②佛教情景故事画：佛传故事画、佛本生故事画、经变故事画、供养人画、水陆道场画。

整个佛教艺术雕刻和绘画大格局，可以用中国古建筑格扇门上的木雕风格作比喻。印度笈多王朝以前，我国大陆和台湾故宫等汉地佛教杰出的雕塑与绘画，很像北京故宫太和殿格扇门上的木刻雕花。这一时期的佛教艺术，不光雕刻刀法技艺高超，构图饱满，金碧辉煌，雍容华贵，有大国文化厚重博大的风范，宫廷贵族之尊贵，并能将宗教精神，通过内敛的宗教造型展现出其文化的光辉。而且这种类型的佛教艺术对室内绘画与建筑之间的相互陪衬，分割有绪，远超过其他国家宗教造型艺术的格局，更重要的是通过视觉让你感受到精神与心灵的震撼，这是文学所无法达到的。

日本汉传佛教雕刻与绘画，则很像中国苏州园林中格扇门上的木本色木刻雕花，虽无宫殿的尊贵与豪华，但有文人士大夫之儒雅，有垂樱（日本宫廷中的樱花）之淡雅，缺牡丹之雍容。

藏传、南传佛教的造型艺术，虽根据民族不同而各有千秋，也融入了不同民族的审美偏爱于装饰形式，其给人的整体感受，如同云南大理大户白族人家的格扇门上的着色木雕一样。尽管刀法非常流畅，花式图案也很生动，但粉色的花，草绿色的叶子，让人感觉妖艳有余，儒雅不够。宛如桃花艳丽夺目，有大众民俗普及之感，少文化凝练升华之提纯。

汉传佛教的绘画造型艺术，有以下几点特征比较突出：①凹凸画法的起源体量描写，这可以从文献所载张僧繇为南京一乘寺作画时的描写窥见其妙：“一乘寺，梁郡陵王伦所建，寺门遍画凹凸花，远望眼晕如凹凸，近视即平，世或异之，乃名凹凸寺。”②贴身人体结构表现中的衣纹处理，中国线描和希腊画瓶的“黑绘”与“红绘”上的透视式线描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中国传统绘画透视表现是其短板，而希腊线描的“短缩法”就是早期带有透视的线描。③“秀骨清像”的人物潇洒飘逸风格的确立，陆探微是当时擅长人物肖像画的大家，谢赫在他的《古画品录》中就给予他高度评价：“字理尽性，事绝言缘，包前孕后，古今独立。”④“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的点睛传神的人物神态描写方法，张彦远在其《历代名画记》中描写顾恺之为瓦官寺所绘壁画时就展现了这种方法和境界：“长康（顾恺之的字）又曾于瓦官寺北小殿画维摩诘，画讫，光彩耀目数日。”

综其上述，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往丰富了中华文明，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逐渐中国化并被不断发扬光大。汉传佛教将中华文化和佛教文化相结合，开创了全新的佛教造型艺术格局，以石窟为代表的佛教造像艺术是厚重的中华文化遗产和艺术宝库。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影响力的提升，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而汲取包括佛教造型艺术在内的传统文化精华，则是当代中国重建民族文化自信、开创艺术盛世的关键。

（原刊于《国学新视野》2016年秋季号）

【注释】

[1]作者简介：岳钰，号长安癫痴坊主，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宗教造型艺术研究所所长、教授，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首席艺术家、岳钰佛教美术馆馆长，主要从事佛教艺术研究和创作，作品《菩提树叶绘佛影》被作为国礼赠予印度莫迪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