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会东
【摘 要】 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古都西安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和核心区，拥有厚重的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和多元文明交往经验，是与丝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丝路遗产是西安文化魅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关键。
作者简介：席会东（1981—），男，河南巩义人，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地图史、城市史、丝绸之路、中外交流史研究。
丝绸之路是古代欧亚大陆的商贸往来和文明交往之路，促进了欧亚大陆的商品交换、物种传播、技术交流和族群融合，推动了华夏文明、印度文明、波斯—阿拉伯文明、欧洲文明、草原游牧文明的汇通和交融，是人类历史上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拥有三千年建城史和一千多年建都史的古城西安，孕育了周秦汉唐四大盛世王朝，形成周丰镐、秦咸阳、汉长安和隋唐长安四大都城，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第一大古都和世界四大古都之一。古都西安与古代丝绸之路休戚与共、命运相连，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策源地和核心区，拥有厚重的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和文明交往经验，是丝绸之路发展演变的参与者、推动者和见证者。
一、周秦西安见证丝路文化交流
欧亚大陆东西方的商贸和文化往来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原产于西亚新月地带的小麦便传入中国黄河流域，而原产于中国黄河流域的小米也传入西域，形成了欧洲大陆间的“作物之路”。中国商代晚期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量新疆田玉，表明公元前12世纪，新疆和中原地区就有了“玉石之路”。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在两次西征犬戎之后，从周都宗周丰镐（今西安西南）出发，一路西行，经青海、甘肃，到达新疆，推动了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联系。通过《山海经》等古籍可见，当时的中原人对于西域的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已经较为了解，而考古资料也证实中原与阿尔泰地区有密切的物质文化交流。
公元前7世纪，秦穆公征服西北地区的戎人之后，“秦”的声名就随着戎、狄的流动，向西方传播，“秦”的音译Cina或Sina，就逐渐成为西域众多族群及印欧语系、闪含语系诸多语言对中国的称呼，并出现在公元前3、4世纪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波罗多》中。
公元前6、5世纪，波斯帝国对西亚、中亚、非洲和欧洲东南部地区的征服与波斯御道的修筑、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的东征、公元前3世纪前期秦帝国的统一、印度阿育王的扩张，都促进了西亚、欧洲、中亚、东亚、南亚之间的区域交往。公元前5世纪，欧亚大陆北方草原的俄罗斯阿尔泰巴泽雷克地区和欧亚大陆西端的欧洲都已经出现了中国丝绸，表明当时区域性丝绸之路已经存在，这为丝绸之路的全面贯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3世纪，秦帝国完成了统一中原的伟业，开辟了以秦都咸阳为中心的交通网络，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安临潼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文物中，塑绘结合、等真大小、写实主义的兵马俑，铜锡二合金铸造、写实主义的青铜车马以及天鹅主题的青铜禽鸟，都堪称空前绝后，与中国固有风格样式与工艺迥然不同，具有明显的希腊文明和波斯文明特征，很有可能受到一个世纪前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传到东方的西方文明的影响，而秦始皇陵陪葬坑中印欧人遗骸的发现则为这种交流提供了直接证据，可见从公元前3世纪时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深刻影响并丰富了中华文明。
二、汉晋长安推动丝绸之路全线贯通
公元前139年，中国西汉王朝武帝刘彻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夹击北方的匈奴人。张骞到达中亚的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及锡尔河中下游）、大月氏（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等地，并于公元前126年将西域中亚、西亚、南亚的各种信息带回长安。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联络乌孙（今新疆伊犁），又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公元前115年，张骞带领西域诸国使臣返抵长安。此后，汉朝和西域各国经常互派使者，促进了双方贸易的发展，正式开通了丝绸之路东段和中段，并最终促成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
图2 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临潼出土公元前3世纪秦铜车马
图3 敦煌第323窟初唐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
公元前60年，汉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设都护府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统管丝路南道和北道，并在敦煌、盐泽（今罗布泊）间筑烽燧、亭障，在渠犁、轮台等地驻兵屯田，使汉王朝的政令通行西域，将新疆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之下，并以官方力量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在塔克拉玛克沙漠南、北两条通道上，西域诸国使者、商人在丝路上往来不绝，大量的丝帛沿丝路西运，西域各国的珍禽异兽、名贵花果也传入中原，极大促进了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丝绸之路的开辟、域外物种的大量传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汉长安城的宫苑景观。汉长安离宫别馆中广种葡萄、苜蓿，上林苑有葡萄宫，乐游苑中苜蓿遍地、天马成群。汉长安城和汉武帝茂陵都出土有希腊文的云龙纹铅饼，印证了汉长安与西域物质交流的繁荣。同时，西域的乐曲、奇技方术也在长安流行开来。西域横吹胡曲传到长安后，被音乐家李延年改造为新声二十八解，成为汉代军乐。汉武帝招邀域外宾客到长安，向其展示仓廪府库的充实，为其表演角抵、奇戏、西域胡乐和幻术，以示汉朝的繁荣昌盛。
公元1至2世纪，罗马、安息、贵霜和汉朝等四大帝国自西向东并列存在，通过丝绸之路建立起直接联系。中国的丝绸、铁器、桃子、杏等，安息帝国的葡萄、石榴、鸵鸟等，贵霜帝国的金币和犍陀罗艺术造像，罗马帝国的玻璃器等，在丝绸之路上形成流通网络。
公元3至5世纪，欧亚大陆北方的草原游牧民族纷纷南下，欧亚大陆的四大帝国相继解体，但丝绸之路并未中断，众多游牧民族被卷入丝绸之路网络之中。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多个政权建都长安，沿用西汉长安城，并致力维持丝路贸易，长安仍是东西方丝路贸易交往的重要枢纽。
丝绸之路的繁荣催生了商业族群粟特人。粟特人属于东伊朗人，中古时期在中亚撒马尔罕一带形成康、安、曹、石、史、米、何、火寻、戊地等绿洲城邦，以商团形式往来活跃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从南北朝开始，大量粟特人沿着丝绸之路到于阗、高昌、敦煌、武威、长安、洛阳等地定居经商，从中原购买丝绸，从西域运进玉石、玛瑙、珍珠等，通过贩运、放贷赚取高额利润，控制着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命脉。粟特人将中古东伊朗文化带入中原地区，其饮食、金银器、风俗、音乐、文字、信仰都在中古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佛教在西汉晚期从印度北部的贵霜帝国传入中亚、新疆地区，东汉时由西域传入中原地区，一方面西域、天竺高僧东来弘法，如东汉时安息高僧安世高、大月氏高僧支娄迦谶、支曜，康居高僧康孟详，先后来洛阳译经传法，西晋时月氏人竺法护、西域人鸠摩罗什、北周时犍陀人闍那崛多先后在长安讲法；另一方面中原高僧西去取经，东晋中原高僧法显从长安出发，经陆上丝路之路到天竺学梵书佛律，后取道海路回国。佛教高僧的弘法与取经推动了丝绸之路的发展和中印文化交流，长安也因而成为世界佛教中心之一。
图5 新疆龟兹克孜尔千佛洞前鸠摩罗什雕像
三、隋唐长安推动丝绸之路迈向鼎盛
隋代结束南北朝并立的局面，重新实现了统一，为丝绸之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隋文帝命宇文恺设计营建了规划严整、规模宏大的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大兴城，唐代营建大明宫、改建长安城，并大力开拓西北疆域，推动了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繁荣。唐朝一方面通过丝绸之路吸收了外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另一方面又通过丝路向边疆民族地区和域外地区传播了中华文化，推动了东亚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形成。(www.daowen.com)
唐代的丝绸之路贸易推动了枢纽城市的繁荣，长安、撒马尔罕、巴格达、君士坦丁堡等丝绸之路枢纽成为繁荣的国际性都会。唐长安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开放包容，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并成为当时世界先进文化和价值观的汇聚地、策源地和输出地，通过丝绸之路引领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隋唐长安城本身的规划和建筑传播到东亚各地，成为渤海国上京、朝鲜半岛新罗都城庆州城、日本平城京（奈良）和平安京（京都）的规划模板。时至今日，日本京都仍保留有不少唐式建筑，并因历史核心区保留了唐代城市规划格局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唐朝的强盛和丝绸之路的繁荣进一步推动了丝路沿线国家的商贸往来和技术传播。从唐朝开始，唐三彩等陶瓷器和茶叶成为丝路上的重要商品。丝绸、瓷器、茶叶、香料、宝石等丝路商品价格昂贵、利润丰厚，推动了相关技术的传播、模仿和改良。中亚、西亚和欧洲国家曾经竞相仿制中国的丝绸、瓷器。中国的养蚕制丝技术在唐代传入中亚和西亚之后，与当地原有的毛纺、麻纺技术相结合，创造出融合东西的特色织品，“波斯锦”、大食“蕃锦”等西亚丝织品反向流入唐朝长安。中亚的康国（今撒马尔罕一带）在唐朝时期发展成为丝绸集散地和丝织品生产中心之一。公元751年，造纸术也由中国传入中亚，并陆续传播到西亚和欧洲，使这些区域由羊皮卷时代进入纸张时代，打破了贵族和教士对知识的垄断，加速了文化的社会传播和普及。
唐朝还将货币、服饰、建筑传播到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唐在碎叶（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设镇后，影响了中亚传统的货币体系。7、8世纪，粟特仿唐朝货币，铸造圆形方孔的钱币，重量及大小与开元通宝接近，可见唐代对丝路流通货币体系的影响。在撒马尔罕附近的片治肯特（Panjikent）遗址出土的8世纪粟特壁画中，出现唐装女乐形象，乐人手中所持的排箫起源于中原，表明中原音乐也对中亚音乐产生了积极影响。唐代长安人杜环于天宝十年（751）在唐与大食（阿拉伯）的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之战后，因被俘而游历阿拉伯帝国，在其所著《经行记》一书中，杜环记述了流落阿拉伯帝国的唐朝绫绸工匠、金银器工匠、画匠的名字和籍贯，表现了唐代文化和技术对西亚的影响。
图6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西安何家村出土唐《兽首玛瑙杯》
图7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西安何家村出土唐代“飞狮六出石榴花结纹银盒”
图8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西安何家村出土唐粟特风格“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
图9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西安何家村出土唐代拜占廷希拉克略金币
图10 辽宁博物馆藏唐周昉《簪花仕女图》中的拂菻狗
图11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
图12 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阿夫拉希亚卜粟特壁画中的唐代宫廷贵妇与侍女
作为欧亚大陆的国际化大都市，唐长安城中有数万胡人寓居。城中胡风弥漫，胡姬、胡服、胡乐舞盛行，“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以及马球在唐代宫廷、贵族和市井中都广为流传，构成长安城独特的文化娱乐景观。西安地区唐墓壁画和陵墓雕塑中出现的胡人形象包括蕃将与文职官员、使臣或朝贡者、胡商、传教士、胡人马夫驮夫车夫、歌舞伎、驯兽师及等类型，表现出空前的隆盛辉煌气象。
唐长安开放包容，佛教、道教、祆教、景教等各种宗教和平共处，充分体现了丝路精神。佛教是唐长安城第一大宗教，唐长安城内外有一百多座名寺，高僧云集，形成众多教派。中国汉传佛教八大宗派，除天台宗与禅宗外，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密宗均创立于长安城内或城郊。长安佛教寺院不仅是僧人诵经礼佛的场所，也是文人学士游学创作、诗词唱和和民众礼佛交往的公共空间，还是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交汇融合的场域，更是中华文化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重要源头。
除了来自印度的佛教外，源自西亚波斯和叙利亚的摩尼教、祆教、景教也沿丝绸之路传入长安，被合称为“三夷教”。唐长安有5座祆寺，多位于粟特人聚居的西市和东市附近。景教即基督教聂斯脱利派（Nestorianism），由聂斯脱利创立于东罗马帝国治下的叙利亚地区。唐贞观年间，波斯景教徒阿罗本来到长安，由唐廷资助在义宁坊建立大秦寺，留下了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生动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多元宗教文化交流的场景。
图13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四、西安的丝路遗产与丝路愿景
宋代以来，随着世界贸易通道从陆地转向海洋、中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和西北地区民族政权的分立对峙，陆上丝绸之路趋于梗阻和衰落，海上“陶瓷之路”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主要通道。经历唐末五代战乱、进入后都城时代的长安、洛阳等内陆城市相对衰落，一批沿海港口城市因海上丝路贸易日渐繁荣，广州、泉州、宁波等城市成为经济高度繁荣的国际大都会。
公元13世纪，蒙元帝国的建立开启了欧亚大陆的一体化进程，推动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复兴，此时的陆上丝绸之路主要以元大都（今北京）为东方起点。在马可·波罗笔下，京兆府城（今西安）虽然仍是一座工商繁荣、丝绸众多的壮丽大城，但仅是区域性城市，而不再是东西方丝路贸易网络的枢纽。明清时期，当年的长安和京兆被改称为“西安”，降格为地方城市，虽然仍是西北的重镇和门户，但由于陆上丝绸之路进一步衰落和海上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人主导了海权时代的到来和世界的近代化进程，西安日益成为远离东西方贸易大通道的内陆城市。
政治、经济地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西安在欧亚文明体系中认同度、知名度的下降，当代西安仍是与罗马齐名的国际文化都市。堪称天然历史博物馆的西安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截至2015年，西安共有2项6处世界遗产，分别是秦始皇兵马俑、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大明宫、未央宫，其中后5处都属于“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遗址点，而秦始皇兵马俑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这些文化遗产是西安永不消失的文化魅力所在，并成为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族群的集体记忆。丝路文明交往经验和丝路文化遗产是西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而当代“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则为西安重现在丝绸之路上的繁荣和辉煌提供了契机。
作为古代丝绸之路起点、策源地和重要载体，古都西安见证了丝绸之路的开通、发展到繁荣、鼎盛，体现了不同文明的互学互鉴、不同族群的共生共赢、不同宗教和谐共处的丝路精神。作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西安和丝绸之路一起经历了辉煌，走过了低谷，留下了厚重的文化遗产和历史经验，这份遗产和经验将会镌刻历史、关照现实、启示未来、再现辉煌。
【注释】
[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明交往视野下的中亚文明史研究”（批准号：14ZDB060）、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丝绸之路古代地图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5JK1747）资助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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