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民兴

【摘　要】　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的关键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丝绸之路是古代亚欧大陆文明交往的大通道，推动了以农耕帝国为标志的文明交往地域的不断扩大，成为文明创新和交往的大动脉。

作者简介：黄民兴，湖南嘉禾人，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东、中亚历史研究。

文明交往论是西北大学彭树智先生提出的重要史学理论，被教育部组织出版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历史学）》列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大有影响力的世界史研究体系之一。

文明交往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核心问题是人类文明问题，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关键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文明交往涉及物质文明交往、精神文明交往、制度文明交往和生态文明交往四个层面；它探讨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交往的特征、作为交往思维手段的语言文字，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人群、集团和地区之间、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相互关系。

丝绸之路是古代亚欧大陆的贸易和文化大通道，也是文明交往的大通道。本文试就丝绸之路文明交往的一些主要特点做如下分析。

一、丝绸之路反映了古代亚欧大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关系及其历史变迁

这一关系是影响本地区整个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基本线索。在上古，从中国、印度、伊朗、阿富汗、小亚到欧洲先后发展成为农耕和半农耕地带，形成欧亚大陆上一个偏南的长弧形，即亚欧大陆上的农耕世界。宜于游牧的地带基本偏北，几乎和农耕地带平行，它东起西伯利亚，经我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到欧洲中部，形成自东而西、横亘于亚欧大陆的居中地带，即游牧世界。在农耕地带偏南也有从事游牧的部族，如阿拉伯人。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既有和平的也有暴力的，具体的交往形式包括移民、贸易、通婚、归化、战争、征服等等。同时，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接触无疑大大加快了游牧文明的发展。另一方面，草原帝国始终维持了对农耕帝国的军事优势，双方进行了长期的博弈。

古代亚欧地区经历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冲击。第一次大冲击发生在公元前2千纪中叶以后，入侵者主要是来自北方以马拉战车为武装的游牧半游牧部族，包括印欧语系和其他语系诸民族，如赫梯、喜克索斯、加喜特、雅利安、亚述、斯基泰、乌拉尔图、胡里特、希腊人和中国的殷商。第二次大冲击发生在公元前2世纪，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中国、印度和罗马等地区发生了冲突，这次冲击以建立地跨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而结束。到了13世纪，又爆发了第三次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这是最后一次、也是范围最广的冲击。发动这次冲击的主要是蒙古人，作为主力的还有突厥人，冲击的范围包括东亚、中亚、南亚、西亚、东欧和中欧。但是，游牧帝国最终必然同化于农耕文明，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往是促进欧亚大陆文明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丝绸之路形成了连接亚欧大陆的海陆并进的庞大的立体交往网络

这一网络是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早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就存在从黄河流域到西域的“玉石之路”，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开启的东西方商贸路线，从小亚到波斯、以贩运制作石器工具所需的黑曜石而形成的“黑曜石之路”，阿拉伯半岛贯穿南北的、以贩运香料为目的的“香料之路”等。

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后，其在东亚的主要路线包括：①沙漠绿洲丝路，为最重要的商道，从长安出发途经西域、中亚通往西亚、南亚；②北方草原丝路，从长安出发向北经欧亚草原通往西亚、欧洲；③西南夷道，途经青海、四川、云南通往印度；④海上丝路，分别通往日本、东南亚和南亚、西亚、东非。在中东，来自长安的商路经波斯的埃克巴坦那到伊拉克的塞琉西亚，而后经左格马到叙利亚的安条克；另有一条商路从塞琉西亚经叙利亚的帕尔米拉绿洲到达地中海。因此，作为一个贸易网络，丝绸之路可以无限延伸。

丝路贸易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陆上贸易向海上贸易的转变，这一转变早在古代就开始了，但真正成为主导方式是在中国的宋朝。与陆上贸易具有分程贸易的特点比较，海上贸易可以实现商船的直达，不受陆上政治局势的变化影响，尤其适合于瓷器的运输，因而发展迅猛。海上贸易的发展，意味着海洋文明的兴起，成为陆上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补充。(www.daowen.com)

三、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往以贸易为主导，形成了经济、文化、宗教、政治、军事全面交往的格局，对亚欧大陆的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

贸易是丝路的主要功能，而贸易的商品同时承担了其他许多功能，因为它们包括了外国的生物品种、矿物、产品、药物，反映了出口国的科技、生活习惯等。因此，国际贸易促进了各国新的农作物生产、科技传播、新的产业（造纸、丝绸、瓷器等）、医药学的发展、文化变迁，改变了民众的生活习惯（使用纸张、喝茶等），促进了宗教的传播。

文化、宗教的传播也具有广泛性，涉及许多方面，从而对各国的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文化方面，语言的作用尤其突出，主要表现在一些语言对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上，由此形成了个别语言或字母体系的广泛传播，随之而来的是相关民族文化的广泛传播。例如两河流域楔形文字、阿拉米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拉丁语、汉语的传播。宗教的传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如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及印度教的传播。而且，宗教与语言的传播密切相关，如梵语、巴利语与佛教，拉丁语与天主教，希腊语与东正教，阿拉伯语、波斯语与伊斯兰教，希伯来语与犹太教，汉语与儒教、道教等。因此，语言和宗教成为文明的重要承载要素。

相对于贸易和文化传播的广泛性，政治、军事上的交往一般较为有限，往往限于结盟、武装冲突，在地理上限于邻近地区。但也有例外，如蒙古人的征服波及了几乎整个亚洲大陆和部分欧洲地区，阿拉伯人的大军同样征服了西亚北非、甚至中亚和南亚局部的辽阔地域，匈奴和突厥人的迁徙具有类似的性质。

四、丝路沿线不同人群、部落、民族、国家之间交往的不断发展，促成了各种文明的持续交融和发展，推动了以农耕帝国为标志的文明交往地域的不断扩大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影响广泛的命题。他宣称，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重大的思想创新：古希腊的文学、哲学，以色列的先知，波斯的祆教，印度的《奥义书》和佛教，中国的孔子、老子等。这些思想同化和接收了古老的高度文化并向周边传播，它们标志着人类开始意识到自身的整体存在及其局限，创造了至今人们仍在思考的基本范畴。

文明的发展是与国家形态的发展相一致的。从历史上看，世界文明发达地区古代的国家形态经历了城邦—王国—帝国—大帝国（指古代形成的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早期的如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的演变序列。上述演变序列的变化说明，随着古代政治实体治理能力的不断加强，其控制范围日趋扩大，这势必促进其版图内文明交往深度和广度的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帝国版图为大致范围的文明圈。在丝路沿线，上古时期大体形成了中亚、西亚、南亚、东亚、欧洲等五大文明区。到中古时期，轴心时代的文明进一步融合，形成了以地域和主要宗教为基础的五大文明区，即西亚—中亚的伊斯兰文明区、南亚的印度教文明区、东亚的儒教文明区、西欧的天主教文明区及东欧—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区等。

五、丝路沿线存在若干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

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往尤其集中在两个地区，即小亚—叙利亚和伊朗—阿富汗。东地中海沿岸的大叙利亚（列万特，包括今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叙利亚和约旦）北联小亚、希腊，南接埃及，东邻两河流域，形成一条文明发展的“黄金海岸”，其东边则是两河的“黄金水道”，二者以大叙利亚为连接点形成一个坐东面西的“Y”字形，这里产生了世界最早的字母文字（腓尼基字母）和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东边的分叉点是阿富汗、波斯东部和中亚，通往东亚和南亚，构成另一个坐西朝东的“Y”字形，这里产生了祆教和大乘佛教。东西两个“Y”字形是文明交往重要的“交通环岛区”，是“文明的十字路口”；它们加上中间的两河流域和伊朗构成一个哑铃，即丝绸之路的西亚段，这个“金哑铃”反映出在欧亚非大陆的世界主要文明中心的分布和交往路线，成为文明创新和交往的大动脉。

丝绸之路是一部写不完的文明交往史，人类正是在不断的交往中经受挫折，同时继续发展和前进。

（原刊于《国学新视野》2016年秋季号）

【注释】

[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4ZDB060）资助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