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新

遗产分布：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境内包括，河南省：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陕西省：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张骞墓、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彬县大佛寺石窟；甘肃省：玉门关遗址、悬泉置遗址、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锁阳城遗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克孜尔尕哈峰燧、克孜尔石窟、苏巴什佛寺遗址、北庭故城遗址。

一、核心价值概述

该项目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线路跨度近5000千米，沿线包括中心城镇遗迹、商贸城市、交通遗迹、宗教遗迹和关联遗迹等5类代表性遗迹，共计33处，中国境内有22处考古遗址、古建筑等遗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各有8处和3处遗迹。遗产区面积426.68平方千米，遗产区和缓冲区总面积1899.63平方千米。

天山廊道是广泛的丝绸之路路网的一部分。它横跨约5000千米的距离，包含了延伸长度达8700千米的商贸路线的复杂网络，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世纪，逐渐发育为连接中原的长安和中亚心脏地带的线路，那时，高价值的货物特别是丝绸的长途贸易，开始在中国和罗马帝国之间展开。在公元6世纪到14世纪，丝绸之路繁荣兴盛，并一直延续到公元16世纪，仍然作为一条主要的商贸线路得到使用。这些线路主要用于运输原材料、食物和奢侈品。一些地区会垄断特定的材料或货物。尤其是中国，它给中亚、南亚次大陆、西亚和地中海世界提供了丝绸。许多高价值的商贸货物通过驮畜和舟船长距离运输，经由一连串不同的商家来完成运输。从位于黄土高原的中国汉朝和唐朝的都城长安出发，长安—天山廊道向西穿越了河西走廊，跨过秦岭和祁连山，到达敦煌的玉门关。从楼兰/哈密，沿着天山的南麓和北麓，到达中亚七河地区的伊犁河、楚河和塔拉斯河河谷，连接了驱动丝绸之路贸易的两大政权中心。沿着长安—天山廊道分布的33个遗产提名点，集合了各个帝国和汗国的都市宫殿、贸易聚点、佛教石窟寺、古道、驿站、关隘、烽燧、长城的部分、军事城堡、陵墓和宗教建筑。由中华帝国兴建的驿站和烽燧的官方体系促进了贸易，七河地区的政权兴建的堡垒、客栈和路站也起到同样的作用。

从西边的龟兹（今库车县）到东边的洛阳，分布着一系列的佛塔和巨大而复杂的石窟寺，记录了佛教从印度途径喀喇昆仑地区向东传播，以及在吸收了本土思想后佛塔在建筑设计上的演化过程。其他宗教建筑反映了沿着廊道许多宗教（以及许多少数族裔）的共存状态，这些宗教包括祆教，七河地区粟特人的主要宗教；摩尼教，分布于楚河和塔拉斯河河谷，以及高昌城和洛阳；景教，同样见于高昌城，以及新疆、长安附近；伊斯兰教，见于布拉纳。

大规模的商贸活动哺育了大型、繁华、兴旺的城镇，反映了定居社会和游牧社会之间以多种方式进行的交流。

对于城镇、贸易聚点、堡垒和驿站的繁荣而言，多样化和大型的水管理系统是必不可少的，农业的支撑也不可或缺，例如极度干旱的吐鲁番盆地中广泛存在的坎儿井地下水渠，许多至今仍在使用，曾给高昌城供水；以及亚尔城内的深井水补给；沿着河西走廊分布的大规模的露天水渠和沟渠，把河水引入到锁阳城周围90千米的定居点；在七河地区，运河和管道将河水汇集起来，储存于水库之中。除了货物和人员的输送外，丝绸之路还是思想、信仰和技术创新的交流通道，比如与农业和城镇规划相关的知识，改变了城市空间和人们生活的许多基本方面。

标准Ⅱ：巨大的大陆路网，持久的沿用时间，丰富的各类遗存及其相互间的内在动态关联，丰富的文化交流内容，联系和途经的多样地理环境，清晰地展现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亚欧大陆上，发生在不同文化区域间的广泛互动，特别是在游牧的草原文明与定居的农耕、绿洲或畜牧文明之间。

这些互动和影响深刻地揭示了沿着丝绸之路分布的各个地区在建筑和城市规划、宗教信仰、城市文化和习俗、商品贸易和民族关系方面的发展。

长安—天山廊道作为一个世界历史上的杰出范例，展示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连接了各个文明和文化的动态通道，如何实现了文明与文化间广泛和持久的互动。

标准Ⅲ：长安—天山廊道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欧亚大陆经济和文化交流以及社会发展交流和互动传统的优秀见证。

贸易对于定居点景观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体现在把游牧社区和定居社区结合在一起的村镇和城市的发展，体现在支撑那些定居点的水管理系统，体现在接纳旅客和保障安全的城堡、烽火台、驿站、客栈构成的广泛网络，体现在一系列的佛教圣地和石窟寺，还体现在其他宗教例如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上，体现在因高价值的商贸活动而组织起来并获益的国际化的多民族社会。

标准Ⅳ：长安—天山廊道是高价值的长途商贸活动促进规模城镇与城市发展的方式的杰出范例。这些城镇由精巧而复杂的水管理系统支持，从河流、水井和地下泉中截取水，供给居民、旅客和农作物灌溉之用。

标准Ⅵ：长安—天山廊道与张骞出使西域有直接的联系，这是欧亚大陆上人类文明和文化交流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同样深刻地反映了佛教进入古代中国所带来的实际影响。佛教给东亚文化带来了显著影响，而景教（公元500年传入中国）、摩尼教、祆教和早期伊斯兰教的传播给古代中国同样带来了显著影响。沿着长安—天山廊道分布的村镇和城市也反映了与利用水能、建筑和城镇规划有关的知识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带来的出人意料的影响。

完整性：该遗产提名清晰地表明，为什么系列遗产地作为一个整体应该被视作是完整的，并通过详细的分析说明每一个单独的遗产点也能够被视作具有整体性。

整个系列遗产地充分反映了长安—天山廊道的显著特征，以及村镇和城市、更小的贸易聚点、运输和防御设施、宗教场所和墓地以及水管理设施的突出普遍价值的属性。一个应该得到加强的方面是那些维系了正常贸易，反映了线路的日常用途的中转站、灯塔、瞭望塔、客栈的组合。虽然它们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它们并没有充分展现出提供给商贸和旅者的官方支持的程度。数量众多的烽火台和戍堡遗迹位于河西走廊和天山山麓间，还需更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以识别这些可能会增补入系列遗产点的遗迹。同样，七河地区的官方体系也需要更深入的识别和研究工作。

就各个遗产点而言，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其中一些在面对城市化、乡村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旅游或农业实践变革的压力时是脆弱的，这些压力的大部分已经得到充分确认。还需确保的是，新的介入因素比如一些遗产提名点按照传统方式修建的屏幕墙不要干扰考古记录。

对于某些遗产点，为了全面理解城市区域和它们周边的沙漠景观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贸易线路的关系，还需要对周边地区进一步地实地调研或遥感研究。

广泛分布且完善的水管理系统对于生存是必需的，目前一些系统位于某些遗产提名点的边界之外，某些地点超出了缓冲区的边界。需要考虑这些水管理系统对于遗产提名点的完整性的意义。

真实性：整个系列遗产点包括了足够的遗产点，能够全面表达长安—天山廊道的独特优势和特点。各个遗产提名点的真实性是令人满意的。

如若这些遗产点的全部价值得到清晰的表达，那么还需要更多的调查、研究和解释，以展示这些遗产点与联络它们的线路的关系是怎样的，对于那些定居点，应展示它们如何通过复杂的水管理技术，在沙漠地区生存下来。

在七河地区，所有的11处考古遗址都被回填和覆盖，以保护和控制恶化，此举对于目前缺少合适的手段来保持暴露在外的建筑的稳定性来说，至关重要。对这些遗址的重要性的全面理解是困难的，需要探索新颖的手段，来揭示城市功能的规模和范围。

二、保护与管理现状

（一）保护和管理要求

整个丝绸之路的政府间协调委员会成立于2009年。这是一个丝绸之路廊道所有涉及提名的缔约国都参与的指导委员会。ICOMOS国际保护中心——西安（IICC -X）是委员会的秘书处。该委员会监督由ICOMOS丝绸之路主题研究所确定的跨国的廊道系列提名地。就管理而言，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在共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协调管理体系，提供保护原则、方法和管理方面的指导。

对于长安—天山廊道，由于三个缔约国之间签署了一份特殊协议，所有参与缔约国之间的正式协议已经得到加强，特别是对于廊道上的遗产提名点的协调管理。2012年5月，三个缔约国之间的第一份协议签署，2014年2月一份更详细的协议也签署了。这些协议启动了管理机制，确定了原则，规范了保护管理。

协议还制定了关于保护、解释、演示和宣传方面交流和合作的建议。丝绸之路的指导委员会由副部长级官员组成。还有一个包括了每个缔约国两名专家和一名政府官员在内的工作组，以及一个秘书处——IICC - X。三个缔约国定期举行会议。通过设在IICC-X的在线平台，三国合作获得支持。平台使用三种语言——英语、俄语和汉语，收集和发布丝绸之路沿线的保护倡议的信息。(www.daowen.com)

由于33处遗产点大多数都是考古遗址，因此需要有价值的信息，帮助理解这些遗址的布局、功能和历史，为什么它们如此重要，特别是它们与丝绸之路线路的关系，与对生存、贸易不可或缺的水源和水管理的关系，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许多遗址都有出色的发现物，但是它们往往存入博物馆中，与遗址有一定的距离。而且这些博物馆往往不提供关于丝绸之路和发现物与遗址关系的专门信息。由于长安—天山廊道的规模和范围，以及许多遗产点相距遥远，因此需要新颖的技术来提供所需的信息和解释。

丝绸之路廊道的体量、遗产点的数量、许多遗产点的相对脆弱性和彼此间巨大的距离，使得监控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然而监控（包括适当的实体保护）是至关重要的工具。在中国，所有遗产点都升级了新的监控设备。监测数据如何分析和使用成为关键问题，围绕这些监控任务建设更多设施也很有必要。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些偏远地点，经过培训人员的定期监控，监测数据还不充足（或技术上不可行），需要采取其他方式来得到加强。在此条件下，当地社区的参与应该得到鼓励。

因此，值得尝试一些最新的遥感和视频连接手段，它们可以用于支持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地面工作人员。

（二）丝绸之路世界遗产监测预警平台

由于丝绸之路分布范围广，遗产类型丰富，各遗产地原来的监测工作散落在不同的部门，基本没有监测分析报告，很难从宏观的角度来了解遗产地的情况，系统建设必须以丝绸之路遗产保护管理的需求作为出发点，深化需求分析。丝绸之路世界遗产监测预警平台包含五大标准规范体系：要素分类、监测规范、预警标准、遗产评估和跨部门协同工作规范；五大基础数据库：遗产信息、遗产GIS、监测预警、评估决策和公共信息；四大功能：遗产GIS展示、遗产监测预警管理、评估决策管理和信息资料管理。

丝绸之路遗产监测涉及多个管理部门，为此，各个遗产地的平台都需要协同相关各部门共同展开工作，提供相关的监测数据，例如西安市气象局提供气象数据、机勘院提供历年来大小雁塔的变形监测数据，同时，通过系统设置用户权限，可以让相关部门自行登录系统上传并修改信息。

像丝绸之路这样大尺度、多维度、包含多种内容的线性遗产，阐释难度较大，应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建立完备的信息数据库，解决线性遗产整体展示难的问题。

（三）交河故城文物保护技术

在勘查交河故城暴露出的城墙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城墙的根基部分被掏蚀严重，独立的单体建筑就容易形成随时可能倒塌的“蘑菇”形状，成群的墙体就可能因此而大面积垮塌。在交河故城防洪工程、安全防范系统，以及崖体和本体的保护技术中，运用了新型的技术和保护材料。除了采用楠竹加筋、土坯砌补、表面防风化处理，要着重提出的就是表面防风化处理的PS试剂的使用。维修专家首先采取土坯砌补的方法解决垮塌问题，然后在这些本体表面加入一种试剂——PS试剂。这种溶剂通过线管，直接通过本体的缝隙渗透到墙体中。在表面形成一层可透气但不易破坏的保护层，以防范吐鲁番太阳暴晒、风沙大、夏季短时降水强等因素造成的对土遗址的破坏。

（四）克孜尔尕哈烽燧保护

遗址地处荒野戈壁地带，保存完好。针对风蚀和风化等遗存保存面临的主要影响因素，现已通过实施迎风面加固工程，以及表面防风化保护措施，保证了遗存的稳定性。遗产地通过规定保护区划，实现对遗址整体格局及景观环境的保护；通过修建保护围栏、专人看护等措施，避免人为干扰。对烽燧采取的迎风面保护加固措施，均遵循《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奈良真实性文件》的保护原则，具有可再处理性，未对真实性造成影响。

2010年开始，对遗存本体实施稳定性综合监测措施，保障遗存的长期保护。已通过实施防洪坝和崖体加固工程，消除了洪水的威胁。2011年，完成克孜尔尕哈烽燧掩体抢险加固和保护围栏建设；同年修建了通往克孜尔尕哈烽燧的专用公路，在注重文物保护的同时，充分发挥文物的社会价值。

三、利用与发展探索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这使得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工作的开展面临现实的困难。交通不畅、信息缓慢、金融难流、语言不通、情况不明，是目前开展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工作的主要障碍和瓶颈。

目前，我国与中亚各国的陆路交通主要有3条公路和1条铁路，道路状况陈旧，运输能力有限，维持目前我国与中亚各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已很勉强，无法支撑我国与中亚各国全面开展经济交流与合作、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需求。

中亚各国目前的通讯基础设施都比较落后，互联网带宽很窄、速度很慢，用户还很不普及。这种状况使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十分困难。中亚各国的金融业尚未对外开放，目前我国各大银行尚未在中亚各国设立分支机构，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发展。

长远的保持和发展我国与中亚各国的友好交往关系，需要一大批了解中亚文化、掌握中亚各国语言的人才。目前我国这方面的人才奇缺，无法支撑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正常进行，需要采取措施尽快改变。

面对这样的现实，除了加大力度，加快进行交通、通讯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硬件建设之外，采取“文化先行，全面推进经济合作”的方针，首先开展人才培养、文化交流和丝绸之路旅游等人心相通的工作，是目前打开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工作局面的切实可行的思路。

由于中亚各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不同于欧美和其他国家，文化交流的有效形式也不应与其他国家完全相同。目前，我国对外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援助项目还很少，但却产生了其他援助项目无法相比的重大影响。因此，援助中亚各国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工作，是加强我国与中亚各国的人文交流、建立互信的最佳切入点。

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中国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与中亚各国相邻，生态环境相似，历史上文化交流频繁，文化遗产的材质、形式和特征比较接近。根据多年来对新疆和中亚地区与丝绸之路相关的文化遗产状况的调查，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全面系统地调查和厘清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各条路线，发现、研究和保护与丝绸之路交通相关的古代道路、桥梁、驿站、关隘等遗存。由于时代久远，加之近现代人口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这类遗存许多已被湮没和破坏，急需开展抢救性的调查、发掘、研究和保护。该项工作，需要中国学者联合中亚五国学者共同进行。

第二，加强丝绸之路沿线古代城址的保护和管理工作。丝绸之路沿线的古代城址，是历史上不同时期丝绸之路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多年来，多国学者对许多城址进行过考古调查和发掘，形成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但是，在多数城址的考古工作中，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管理，重发掘轻保护的现象十分普遍，这样的工作方式需要尽快改变。

第三，大力开展丝绸之路古代宗教遗存的考古工作。在欧亚大陆的历史上，祆教、佛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古代宗教都曾沿丝绸之路传播，并存在和谐共处、相互借鉴和影响的历史过程，留下了大量的遗存。加强对丝绸之路古代宗教遗存的研究和保护，有利于正确揭示丝绸之路上多个民族、多样文化、多种宗教交汇融合的真实历史，消除极端宗教势力的不良影响，促进当代多样文明的和平共处和友好交往。

第四，关注丝绸之路古代游牧文化遗存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古代游牧人群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和作用，留下了大量的遗存。但是，在丝绸之路相关的考古工作中，古代游牧文化遗存的考古工作长期以来重视不够，工作不足。在游牧文化考古研究中，由于对游牧文化特征的偏见和误解，墓葬的发掘与研究成为主要的内容，古代游牧聚落的考古与研究被普遍忽视。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山前、丘陵、草原等游牧人群传统的生存区域，大面积开荒发展农业的现象在中国西部和中亚地区都十分普遍。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使原有的植被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也使古代游牧文化遗存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游牧聚落遗址遭到严重的破坏和威胁。

（资料提供：新疆文物古迹保护中心、江苏瀚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先行，推进丝路经济带建设”由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王建新教授撰文）

（原刊于《世界遗产》2015年Z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