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会东

【摘　要】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往之路，14至17世纪东亚儒家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和基督教文化圈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展开地图交流，推动了欧亚大陆和新大陆地理知识的传播和交流，进而加速了世界近代化和一体化进程。中国是东亚地理地图知识圈的中心和东西方地图交流的枢纽，朝鲜半岛则是中日地图交流的中转站。蒙元帝国的建立、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来华伊斯兰学者将伊斯兰地图和地理知识带入中国，推动了东亚和伊斯兰地图交流，对14—15世纪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图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元朝和明初中伊地图交流的基础上，中朝日学者分别绘制反映整个欧亚非旧大陆的“混一图”。16—17世纪，欧洲耶稣会士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华成为中欧地图双向交流的使者，一方面利玛窦等耶稣会士通过编绘《坤舆万国全图》将新大陆地理知识、地圆说和投影技术传播到东亚；另一方面卫匡国等耶稣会士将中国的《广舆图》改绘为《中国新图志》，推动了欧洲人对东亚地理的了解。

【关键词】　丝绸之路；东西方地图交流；《混一图》；《坤舆万国全图》；《广舆图》

作者简介：席会东（1981—），男，河南巩义人，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地图史、城市史、丝绸之路、中外交流史研究。

丝绸之路既是欧亚大陆东西方贸易往来的通道，也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纽带，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地图交流历史悠久，丝绸之路地图的编绘源远流长。14至17世纪是世界历史迈向近代化和一体化的重要时期，相应的中国元明时期也是东西方地图交流的繁荣阶段，也是中国地图尤其是丝绸之路地图编绘的辉煌时代。

中国古代地图不但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而且还是中外地图文化交流的硕果。中国古代地图的影响和存储并不局限于中国，而是流传于海外多个国家。可以说，一部中国古代地图的流传史就是一部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因此，对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也具有超越中国本身的世界意义。从历史角度看，古代朝鲜、日本与中国的地图交流源远流长，唐代以后，中国地图大量传入朝鲜半岛、日本，推动了汉字文化圈内的朝鲜、日本等国地图的发展，构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图文化圈”，共同反映了东亚的世界观和地理观。

元明时期，伊斯兰地图通过来华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传入中国，开阔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元明中国学者开始编绘涵盖亚非欧三大洲的天下地图，并将其传播到朝鲜半岛。在吸收中国古代地图和地理知识的基础上，古代朝鲜和日本的地图学者往往基于中国元、明时代编制的地图，增绘本国的内容，编制出古代朝鲜的中文地图，并流传到日本。这种地图交流，一方面推动了对古代东亚地图学的传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新地理知识在东亚的传播和普及。然而，日韩两国所绘制的天下地图往往具有自身的特色。除了突出自己的国家之外，明清时期朝鲜和日本学者绘制的中国地图往往并不反映当时中国的实际地理状况，这一方面是因为地图和地理知识传播的滞后性，一方面更是因为朝鲜和日本的中国疆域观和天下观与中国并不完全相同。

从明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欧美列强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荷兰、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美国等国的传教士、使者、商人、学者先后来华，以各种方式将中国地图带回本国收藏，而意大利、法国等国的耶稣会士也将西方近代地图、地理知识和测绘方法传入中国，推动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地图的编绘，促进了东西方地图的双向交流。就东西方地图交流的方式和路径来看，中国是东亚地理地图知识圈的中心和东西方地图交流的枢纽，朝鲜半岛则是中日地图交流的中转站。

蒙元时期欧亚大陆交通大开，伊斯兰学者大量来华将伊斯兰甚至是欧洲地图学知识带入中国，波斯学者扎马鲁丁所制作的圆形地球仪、彩绘《天下地理总图》都在中国地图史上留下了深远影响。明朝前期继承了元代中伊地图交流的历史遗产，明朝中后期又开创了中欧地图直接交流的局面，至少留下了六幅具有世界意义的地图：一是反映欧亚非三大洲轮廓和中国、阿拉伯地图文化交流的《大明混一图》（1398），二是反映15世纪初期郑和下西洋壮举以及明代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郑和航海图》（1425—1430），三是反映16世纪欧亚大陆陆上丝绸之路的《西域土地人物图》（1523—1541），四是保留元明地图精华、全面反映16世纪中国和亚洲地理状况并影响日韩地图及欧洲中国地理观和地图大型综合图集《广舆图》（1555），五是17世纪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在中国绘制、反映欧洲地理大发现和地圆说以及中西地图文化交流的《坤舆万国全图》（1602），六是反映17世纪初期中国东南方民间航海与亚洲海洋航线及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彩绘本《大明疆理分野东西洋图》（1619）。这六幅图都是东西方地理和地图知识交流的结晶，反映了东西方文明交流和影响，推动了世界历史的一体化进程。本文将通过对几幅明代地图的研究，梳理14至17世纪中国和伊斯兰、中国和欧洲、中国和朝日的地图交流，并通过地图探讨陆上丝绸之路的变迁。

一、元明时期的中伊地图交流与东亚天下图“混一图”

元人编绘的重要疆域政区图包括札马鲁丁编绘的《天下地理总图》（1303）、朱思本编绘的《舆地图》中的《舆地总图》（1320）、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约1330）等，但均已散佚。《广轮疆里图》充分利用了朱思本《舆地图》《元经世大典》（1331）、《大元大一统志》（1346）等元代地理图籍。明初继承了蒙元时代的天下观，于洪武年间（1368—1398）绘制涵盖欧亚非三大洲的《大明混一图》，建文年间朝鲜学者根据元明时期的中国地图及朝鲜和日本地图绘制成《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反映了15世纪东亚人的天下观。

图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洪武《大明混一图》（1389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大明混一图》一幅，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绢本彩绘，清朝初年将全部汉文注记用满文标签覆盖，纵386厘米，横456厘米，是一幅在元代地图基础上绘制的明代天下全图［1-6］。

该图采用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方位，覆盖范围囊括整个旧大陆欧亚非三大洲，东起日本，西达欧洲、非洲大陆，南至爪哇，北抵蒙古，是一幅明人所知的天下图。全图以大明王朝版图为中心，着重描绘明王朝的疆域政区，突出表现镇寨堡驿、渠塘堰井等人文地理要素，山川、湖泊、泽池等自然地理要素，注记地名千余处。图上有相对统一的图例，明代的十三布政使司及所属府、州、县治用长方形粉红色块加注地名表示，其他各类聚居地直接以地名标示；“皇都”（今江苏南京市）、“中都”（今安徽凤阳县）用蓝色方块及红书标示；山脉用山水画法描绘；黄河用粗黄曲线表示外，另用灰绿曲线描绘其他水体。清人将图中原有的汉文注记全部用大小不同的满文贴签覆盖，以便于清廷使用，并彰显清朝对天下的治权。

《大明混一图》并未严格按比例绘制，而是将明朝疆域刻意放大，以不同颜色的地名方框区别境内域外。域外部分以中亚的描绘得最详，其次是欧洲和非洲，非洲南部的好望角方位较为准确，表明此图受到伊斯兰地理知识的影响。根据图上内容和相关文献推测，此图的国内部分来源于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域外部分可能受到元代波斯人札马鲁丁地球仪、彩绘《天下地理总图》（1303）等伊斯兰地图以及元末人李泽民所绘《声教广被图》的影响，因此图中的河流和淡水湖为蓝色，海洋和盐湖绘为绿色，与比此图稍早的伊斯兰地图和地球仪的着色法相一致，表明此图受到了伊斯兰地图的影响。就现有的资料来看，也正是蒙元伊斯兰地图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才开始大量出现彩绘本地图。

图2　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藏《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年）摹绘本

明建文四年（1402），李氏朝鲜学者权近根据元末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僧人清濬的《混一疆理图》等中国地图，并结合朝鲜和日本地图，绘制成《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该图的绘制范围和内容与《大明混一图》基本类似，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上绘出长城，而且朝鲜和日本被放大且轮廓更加准确。此图现在日韩有多个摹绘本传世，主要包括日本东京龙谷大学图书馆藏本、日本岛原市本光寺藏本以及日本长熊本市本妙寺藏“大明国地图”、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大明国图”等摹绘衍生本传世［1，7-13］。

《大明混一图》是现存尺寸最大、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中文世界地图，该图不仅保存了大量已经散佚的元代地理知识、元代地图类型，还反映了元明时期中国人的“天下观”以及中外地图交流的成果，并对明代中后期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天下观和天下图的绘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较为准确地绘出了非洲大陆的形状，在中国乃至世界地图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图3　日本岛原市本光寺藏《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年）摹绘本

二、明正德《杨子器跋舆地图》与明代中朝日地图交流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博物馆藏有明正德七年（1512）绘制的《杨子器跋舆地图》一幅，该图不具图名，因图下有杨子器的跋文，故称“杨子器跋舆地图”，根据其相关舆图推断，此图也属于元明时期在东亚广泛流传的“混一图”，图为绢本彩绘，纵165.6厘米，横180厘米，是一幅表现明朝中期疆域政区的地图［13-17］。

该图的绘制范围以明朝疆域为主，东到大海，东北至北海、奴儿干都司、长白山和女真部落，西至黄河源，西北至哈密诸番，不再绘出中亚、西亚、欧洲、非洲，北至长城外蒙古诸部，南达南海、爪哇，与《大明混一图》和《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系列舆图涵盖整个欧亚非大陆不同。全图使用20余种符号来表示各种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绘注南北两京、十三布政使司所属的各府、州、县和明朝的边镇、都司、卫、所，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土司。

图4　大连市旅顺博物馆藏明正德《杨子器跋舆地图》

根据图下杨子器的跋文可知，此图的资料来源于《大明一统志》和其他官方图籍，所以图中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形状与《大明一统之图》非常相似，其海岸线的轮廓都不够准，河源绘法与《大明混一图》相似。该图色彩艳丽，其母本流传广泛，影响深远，明嘉靖十五年（1536）的《皇明舆地之图》《皇明一统地理之图》、嘉靖三十四年（1555）喻时绘制的《古今形胜之图》、万历二十二年（1594）的“王泮题识《舆地图》”、崇祯四年（1631）的《皇明舆地之图》等明代中后期地图都受到该图的直接影响。该图流传到朝鲜半岛后，推动了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系列“天下图”不同、较少绘注域外的《混一历代国都疆理地图》系列地图的编绘，包括韩国仁村纪念馆藏《混一历代国都疆理地图》、日本东京宫内厅书绫部藏《混一历代国都疆理地图》、京都妙心寺麟祥院藏《混一历代国都疆理地图》、京都大学文学部藏《混一历代国都疆理之图》等传本［7-8，10-13］，除了掺杂少量元代地名，朝鲜半岛、日本部分更大更准确外，日韩摹本内容、绘法及其跋文、凡例都与《杨子器跋舆地图》基本一致。此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万历二十二年（1594）的“王泮题识《舆地图》朝鲜摹绘增补本”［18-22］、韩国首尔历史博物馆藏“王泮题识《舆地图》朝鲜摹绘增补本”［23］和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的《华东古地图》也都属于此类舆图。

《杨子器跋舆地图》是现存最早的系统地使用地图符号的地图，不仅对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对于研究古代中国与日本、朝鲜进行地图交流的情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图5　日本宫内厅书绫部藏《混一历代国都疆理地图》（约1536年）

三、17世纪欧洲地图东渐与中文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

明朝晚期，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编绘两个半球形式的中文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和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也编绘欧式中文世界地图，将欧洲近代地理知识传播到中国。

南京博物院藏有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根据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原图摹绘而成的《坤舆万国全图》一幅，图为纸本彩绘，纵192厘米，横346厘米，是一幅采用西方地理观念和图式并融合中国地图资料绘制而成的中文世界地图［24-29］。

图6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王泮题识《舆地图》朝鲜摹绘增补本”（1645—1652年）

图7　南京博物院藏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1603）

《坤舆万国全图》采用等积投影、经纬网和东西两个椭圆形半球的图式，描绘当时已知的世界五大洲（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南极洲）。其中亚洲、欧洲、非周和美洲的陆海轮廓线经过欧洲航海发现的实际探测，因而比较准确；南极洲根据当时欧洲的传说绘制而成，因而比其实际面积要大不少；而大洋洲则尚未发现故未绘制。在图框四角，分别绘有一幅圆形小图，作为五大洲图的补充。其中右上角为九重天图，右下角为天地仪图，左上角为北半球图，左下角为南半球图，形象而直观地反映了当时欧洲人的地球观。

图中用三种色彩来描绘五大洲，用蓝绿色立体形象绘法表现山脉，用双曲线描绘河流，用浅蓝色水波纹描绘海洋。同时，该图采用同时期欧洲地图的典型绘法，在大海中绘制帆船和巨鲸、海怪等海洋动物，在南极洲绘出想象中的狮子、大象、犀牛、鸵鸟等热带动物，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欧洲对海洋的探索和未知世界的想象。图中用字体大小区别五大洲和其他地名，每个地名之下附文字注记，叙述各地的历史、风俗和特产，让读者能够迅速了解当时的整个世界概况。

图8　奥特柳斯《寰宇大观》之《世界地图》（1570）

就其资料来源来看，此图是综合当时中欧地图资料绘成而成的。全图以欧洲盛行一时的奥尔特利乌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地球大观》等拉丁文世界地图为蓝本，结合明代的《广舆图》《大明一统志》《古今形胜之图》等中国地理图籍编绘而成的。为了便于中国官员和学者更容易接受其地图，利玛窦改变欧洲世界地图以大西洋为中心的绘法，将明代中国绘制于全图中央，对东亚地区的描绘也非常详尽。图两侧有利玛窦所撰的图说、跋和自序，详细叙述关于地球和西洋投影绘图法的知识。另有吴中明刻印《山海舆地图》之序言、李之藻所写之序，陈民志、杨景淳、祁光宗等人所做之跋，对了解利玛窦编绘、刊印世界地图的经过及刻本的相互关系等有重要参考价值。

意大利籍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于明万历十年（1582）来华，先在广东肇庆传教，后任在华耶稣会会长，主张尊重中国习俗，采用交结官员学者的传教路线，以天文、历法、地理知识为传教手段，先后绘制过多幅中文世界地图，如万历十二年（1584）在广东肇庆绘制的《山海舆地图》、万历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1595—1598）在南昌绘制的《舆地山海全图》、万历二十八年（1600）在南京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等。万历二十九年（1601）利玛窦赴京觐见，向万历帝进呈《坤舆万国全图》，受到中国官员和学者的重视。受其影响，一些中国学者开始与耶稣会士合作或独立编绘了一系列采用东西两半球图式的圆形世界地图，如王圻所编《三才图会》中的《山海舆地全图》、章潢《图书编》中的《舆地山海全图》、熊明遇《格致草》中的《坤舆万国全图》、潘光祖《舆地备考》中的《东西半球图》、程百二《方舆胜略》中的《山海舆地全图》等，反映了西方地理知识体系和制图方法东传和中西方地图交流的历史。其中，《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等传本在朝鲜半岛和日本都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30-37］。

《坤舆万国全图》在中国的刊印和传播极大开阔中国人的地理视野，将“地圆说”、欧洲地理大发现的成果、五大洲、四大洋、气候带等地理观念、知识以及实地测量和投影测绘的制图方法传入中国，在当时中国的学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利玛窦在图中翻译的“亚细亚”“地中海”“尼罗河”“南极”“北极”和“赤道”等地理概念术语也沿用至今。利玛窦所编绘《坤舆万国全图》系列舆图融合东西方的地理学的成果，弥补了当时欧洲世界地图中东亚不够准确的缺憾，推动了中国地图学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在中国地图史乃至世界地图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四、17世纪中国地图西传与西方中国地图《中国新图志》

明晚期开始的中欧地图交流是双向的，在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将欧洲近代地理知识体系和制图方法传到中国的同时，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leri，1543—1607）、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和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等人陆续来华，将明代《广舆图》等中国图籍带回欧洲，并在此基础上编绘《中国地图集》《中国新图志》等拉丁文中国地理图集［38-42］，极大改变了欧洲人的中国地理观，促进了欧洲人对中国地理知识和地理图籍体例的了解。

14世纪以来的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印刷术改良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地图学的发展，16世纪的欧洲学者采用新方法和新技术编绘囊括新旧大陆的世界地图，开启了欧洲地图学的近代化大门。1584年，弗兰德人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编绘的欧洲第一部近代地图集《寰宇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收录了葡萄牙地图制造商巴尔布达（Luiz Jorge de Barbuda，1520—1580）编绘的《中国地图》，该图是欧洲最早的单幅中国地图，在其后问世后的60年里一直成为欧洲所绘中国地图的蓝本。图中所描绘的中国是一个混合了欧洲古典地理知识、中世纪马可波罗行记传说和近代欧洲殖民者在东南亚探险成果的产物，中国的轮廓、水系都严重失真。

1655年，意大利来华耶稣会士卫匡国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一书，第一次较为准确和系统地反映了中国的地理概况，改变了西方人对亚洲东部尤其是对中国地理的模糊认识，进而对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产生了很大影响，卫匡国因此而被欧洲人誉为欧洲的“中国地理学之父”。

图9　奥特柳斯《寰宇大观》之《中国地图》（1584）

《中国新图志》共有地图17幅，包括全国总图1幅，分省图15幅，分别描绘明代的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另有日本图一幅，图说171页。图中用经纬网格来表示中国各省的地理位置，并较为准确地描绘了中国各省的轮廓、海岸线轮廓和河流走向。该图集的分省图上还标注了各地的金、银、铁、铅、汞、石材等矿产以及山东、江南等省的盐碱土等资源状况，具有某种程度的专门图色彩，代表了地图学的发展方向。

《中国新图志》的内容和体例都深受《广舆图》的影响。《广舆图》是明嘉靖二十年（1541）由罗洪先以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为基础，综合元明两代其他地图绘制而成的大型综合性地图集［43-49］。该图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综合性地图集，保留了元明时期的大量珍贵地图资料，在中国乃至世界地图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广舆图》共有113幅地图，包括主图45幅，附图68幅。主图分别是：舆地总图1幅，两直隶和十三布政使司图16幅（其中陕西舆图2幅），九边图11幅，洮河、松潘、虔镇诸边图5幅，黄河图3幅，漕河图3幅，海运图2幅，朝鲜、朔漠（蒙古）、安南（今越南）、西域图（新疆、中亚、西亚）等“四极图”各1幅；绝大部分图后均有图说。书前有序言、图例，体例完备，内容丰富，堪称明代地图的集大成之作，成为其后明清时期图集的典范。从明嘉靖到清嘉庆的200多年中，该图集被刻印多次，有大量不同的摹刻本，并衍生出与《广舆图》形式相近的系列地图集。《广舆图》在朝鲜和日本也有大量的衍生版本，成为明中期至清中期东亚地图集内容体例的源头。

图10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卫匡国《中国新图志》总图

图11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罗洪先《广舆图·舆地总图》（1541）

图12　大英博物馆藏1785日本《大清广舆图》

《中国新图志》直接受到《广舆图》总图和分省图的影响，但却增加了经纬度和矿产等资源信息，内容更为丰富和完善。该图集使是欧洲人对中国地理的了解由传说与想象演变为接近事实，不但表现了中国整体轮廓和沿海地区，还描绘了中国各省边界和政区，使得欧洲人第一次了解中国内地的地理状况。同时，该图集还是第一次较为准确描绘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欧洲地图，增进了欧洲人对东亚的了解。该图从其问世直到1736年法国地理学家在康熙《皇舆全览图》基础上所编《中国图集》的出版之前，一直是欧洲人所绘中国地图的蓝本，在东西方地图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五、结语

13世纪蒙元帝国的建立和15世纪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壮举，推动了14至16世纪中国与伊斯兰地图的交流。15至16世纪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推动了16至18世纪中欧地图的直接交流。蒙元王朝建立起横贯欧亚大陆的大帝国，陆上丝绸之路畅行无阻，为东西方的科技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条件。随着东西方交通大辟，不少出生于中亚、西亚的伊斯兰学者陆续来华，将伊斯兰地图、阿拉伯人乃至欧洲人的地理知识和世界观念带入中国。如波斯人札马鲁丁等人应召来到的元廷，主持纂修《大元一统志》、制作地球仪和彩色《天下地理总图》，极大地拓宽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从此，描绘中原地区之外包括中亚、西亚、欧洲、非洲的天下图和域外图开始出现。而且，由于蒙元王朝强调天下一统，淡化“华夷之辨”，“混一图”取代唐宋时期盛行的“华夷图”，成为当时人们所知天下总图的主要类型。

明初继承了蒙元时期的地理知识和地图遗产，地理视野基于整个欧亚大陆和非洲，洪武年间明廷在元代“混一图”的基础上绘制涵盖整个旧大陆（亚非欧三大洲）的《大明混一图》，李氏朝鲜学者权近也于1402年根据中国元末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元末明初天台僧清濬的《混一疆理图》等中国地图，结合朝鲜和日本地图绘制成《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并衍生多个摹绘本，反映了14—15世纪东亚中华文化圈学者的天下观和地理知识以及东亚和伊斯兰世界的地图交流。

15到17世纪，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时代。7至13世纪间控制东西方贸易通道和印度洋航路的阿拉伯帝国趋于衰亡。15世纪前期，明朝为宣扬国威，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先于欧洲人开启了世界大航海时代，并吸收阿拉伯航海图而留下了《郑和航海图》，在中国航海史、中伊地图交流史上都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明朝晚期，欧洲天主教耶稣会士经海上丝绸之路来华，以欧洲近代天文历法和地理知识为传教手段，逐渐取得中国官僚学者和皇室的信任。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于万历年间用中文编绘以中国为中心两半球图形式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其后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在此基础上绘制《万国全图》，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也翻译西方世界地图，将“地圆说”、气候带、四大洋和美洲新大陆等地理知识，以及实地测量和投影测绘制图方法传播到中国，并在中国学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与此同时，意大利来华耶稣会士卫匡国等人在此《广舆图》的基础上编绘《中国新图志》等拉丁文中国地理图集，极大改变了欧洲人的中国地理观，促进了欧洲人对中国地理知识和地理图籍体例的了解。16世纪以来的欧洲近代中国地图中经历了一个从粗疏到准确、从模糊到具体、从时空交错到统一即时的演变，反映了近代中欧地图交流的深化。

东西方的交流又推动了丝绸之路地图的编绘，描绘16世纪嘉峪关至伊斯坦布尔间陆上丝绸之路的《西域土地人物图》、表现15世纪郑和下西洋壮举以及明代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之间航线的《郑和航海图》、反映17世纪亚洲海上航线的《大明疆理分野东西洋图》都成为东西方文明交往的载体和见证。在400年间，东亚儒家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和基督教文化圈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展开地图交流，推动了欧亚大陆和新大陆地理知识的传播和交流，进而加速了世界近代化和一体化进程。(www.daowen.com)

【参考文献】

［1］　FUCHS W. Drei neue Versionen der chinesich-koreanischen Weltkarte von 1402［M］/ / H. Franke hgg. Studia Sino-Altaica，Festschrift fuer Erich Haenisch zum 80. Wiesbaden：Franz Steiner Verlag，1961.

［2］　福克司. Notiz zur Pekinger Weltkarte der Ming-Zeit.织田武雄译：北京の明代世界图について［M］/ /地理学史研究：第2辑，1962.

［3］　汪前进，胡启松，刘若芳.绢本彩绘大明混一图研究［M］/ /曹婉如，郑锡煌，黄盛璋，等.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4］　刘若芳，汪前进.《大明混一图》绘制时间再探讨［M］/ /中国明史学会.明史研究：第10辑.合肥：黄山书社，2007.

［5］　周运中.《大明混一图》中国部分来源试析［M］/ /刘迎胜.《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6］　席会东.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

［7］　张保雄.李朝初期，15世纪において制作された地図に関する研究［J］.地理科学，1972（16）：1 -9.

［8］　宫纪子.《混一疆理歴代国都之図》への道——14世纪四明地方の“知”の行方［M］/ /藤井譲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絵図·地図からみた世界像.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1世纪COEプログラム.グローバル化时代の多元的人文学の拠点形成15、16、17世纪成立の絵図·地図と世界観.2004.

［9］　宫纪子.モンゴル时代の出版文化［M］.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

［10］　宫纪子.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図［M］.东京：日本絰済新闻出版社，2007.

［11］　杉山正明.东西の世界図が语る人类最初の大地平［M］/ /藤井让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大地の肖像——絵図·地図が语る世界.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7.

［12］　杨晓春.《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相关诸图间的关系——以文字资料为中心的初步研究［M］/ /刘迎胜.《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13］　李孝聪.传世15—17世纪绘制的中文世界图之蠡测［M］/ /刘迎胜.《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14］　青山定雄.古地志地図等の调查［M］/ /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东方学报》东京第五册续编北支满鲜调查旅行报告.东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5.

［15］　郑锡煌.关于杨子器跋舆地图的管见［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1）：52 -58，98.

［16］　郑锡煌.杨子器跋舆地图及其图式符号［M］/ /曹婉如，郑锡煌，黄盛璋，等.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17］　孙果清.杨子器跋《舆地图》［J］.地图，2006（4）：112.

［18］　王庆佘.王泮和他的《中国全图》［J］.自然杂志，1985（5）：381 -382.

［19］　德东布.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一张十六世纪的中国地图［J］.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6）：27 -33.

［20］　任金城，孙果清.关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一张十六世纪的中国地图［J］.文献，1986（1）：145 -162.

［21］　任金城，孙果清.王泮题识舆地图朝鲜摹绘增补本初探［M］/ /曹婉如，郑锡煌，黄盛璋，等.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22］　孙果清.罕见的大幅彩绘全国地图——王泮题识《舆地图》鉴赏［J］.地图，2009（1）：134 -135.

［23］　杨雨蕾.关于“王泮题识舆地图朝鲜摹绘增补本”的韩国藏本［J］.文献，2012（4）：127 -139.

［24］　洪业.考利玛窦世界地图［J］.禹贡半月刊，1936（3/4）.

［25］　船越昭生.坤舆万国全図と锁国日本——世界的视図の成立［J］.东方学报，1970，41：684 -685.

［26］　曹婉如，薄树人，郑锡煌，等.中国现存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J］.文物，1983（12）：57 -70，102 -103.

［27］　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8］　海野一隆.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図”の诸版［J］.东洋学报，2005，87（1）：101 -143.

［29］　梅晓娟，周晓光.利玛窦传播西学的文化适应策略——以《坤舆万国全图》为中心［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716 -721.

［30］　鮎泽信太郎.利玛窦の两仪玄览图に就いて［J］.历史教育，1936，11（7）.

［31］　鮎泽信太郎.マテオ·リッチの两仪玄览图について［J］.地理学史研究（古地图特集），1957.

［32］　王绵厚.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的比较研究［J］.辽海文物学刊，1995（1）：214 -222.

［33］　杨雨蕾.韩国所见《两仪玄览图》［J］.文献，2002（4）：273 -280.

［34］　铃木信昭.朝鲜肃宗三十四年描画入り《坤舆万国全图》考［J］.史苑，2003，63（2）.

［35］　杨雨蕾.利玛窦世界地图传入韩国及其影响［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1）：92 -99.

［36］　铃木信昭.朝鲜に伝来した利玛窦《两仪玄览图》［J］.朝鲜学报，2006，201.

［37］　铃木信昭.利玛窦《两仪玄览图》考［J］.朝鲜学报，2008，206.

［38］　海野一隆.ヨ-ロッパにおける広舆図—シナ地図学西渐の初期状况［J］.大阪大学教养部研究集録（人文·社会科学），1978，26：1 -28.

［39］　高泳源.卫匡国（马尔蒂尼）的《中国新图志》［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4）：366 -374.

［40］　黄盛璋.卫匡国《中国新图志》书名、性质“新”的正解与其二重性研究任务的方向、道路初论［M］/ /刘迎胜.《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41］　宋黎明.中国地图：罗明坚和利玛窦［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3）：112 -119.

［42］　汪前进.罗明坚编绘《中国地图集》所依据中文原始资料新探［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3）：120 -128.

［43］　FUCHS W. The“Mongol Atlas”of China，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8［M］. Peiping：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1946.

［44］　海野一隆.広舆図の诸版本［J］.大阪大学教养部研究集録（人文·社会科学），1966，14：147 -164.

［45］　海野一隆.広舆図の资料となった地図类［J］.大阪大学教养部研究集録（人文·社会科学），1967，15：19 -47.

［46］　海野一隆.《広舆図》の反响—明·清の书籍に见られる広舆図系の诸図［J］.大阪大学教养部研究集録（人文·社会科学），1975，23：1 -34.

［47］　任金城.《广舆图》的学术价值及其不同的版本［J］.文献，1991（1）：118 -133.

［48］　任金城.广舆图在中国地图学史上的贡献及其影响［M］/ /曹婉如，郑锡煌，黄盛璋，等.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49］　海野一隆.地図文化史上の広舆図［M］.东京：东洋文库，2010.

（原刊于吕澎编《文明的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

【注释】

[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地图学史》翻译工程”（编号：14ZDB040）、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明交往视野下的中亚文明史研究”（批准号：14ZDB060）、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丝绸之路古代地图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5JK1747）、中国博士后基金第9批特别资助项目“东西方古代丝绸之路地图研究”（编号：2016T90941）资助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