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保护与研究: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人文视角

保护与研究: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人文视角

时间:2023-05-3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王建新西北大学在周秦汉唐文明与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研究、西域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领域,具有天然的地域优势和优良的学术传统。除此之外,西北大学还拥有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重点实验室(教育部)、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中心、国家文物局砖石质重点科研基地、文物鉴定中心等教学科研机构。

保护与研究: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人文视角

王建新

西北大学在周秦汉唐文明与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研究、西域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领域,具有天然的地域优势和优良的学术传统。

一、学术传统结合区位资源展现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优势

西北大学于1956年设立了全国第二个考古学专业,1989年在全国高校中率先设立了文物保护技术专业,2008年开始在考古学本科专业中增设文化遗产管理方向,逐步形成文化遗产研究(考古学)、文化遗产保护(文物保护技术)、文化遗产管理(遗址保护规划三位一体的教学科研体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是考古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和文物及博物馆专业硕士授权点,考古学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陕西省名牌专业,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是陕西省名牌专业、特色专业。除此之外,西北大学还拥有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重点实验室(教育部)、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省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基地)、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中心(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成立)、国家文物局砖石质重点科研基地(与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共建)、文物鉴定中心等教学科研机构。

基于陕西及西北地区丰富文化遗产资源形成的区位优势和长期坚持的教学科研传统,西北大学确立了“立足长安、面向西域”的文化遗产学科发展方向,以周秦汉唐和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与文化遗产保护为研究重点,在新疆与中亚考古研究、周秦汉唐文明与中外文化交流考古研究、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和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立足长安,凝练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在周秦汉唐文明与中外文化交流考古研究领域,西北大学历史系师生早在1938年就对陕西城固张骞墓进行了发掘和保护工作。20世纪50年代,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的创建者马长寿先生和陈直先生确立了考古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民族学研究相结合的发展方向。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先后参加了西安唐兴庆宫、铜川耀州窑、宝鸡北首岭、彬县(今属长武县)下孟村等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20世纪70年代,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与北京大学、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合作,开展周原考古工作,先后发掘了岐山凤雏、扶风召陈、庄白青铜器窖藏、云塘制骨作坊等遗址,并参与了临潼姜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河南安阳殷墟等遗址的发掘。80年代,先后主持发掘了陕西华县梓里、商县紫荆、扶风案板、西安老牛坡、宝鸡石嘴头、青海化隆四更卡拉等遗址,并参与了咸阳秦宫殿、临潼白家村等遗址的发掘。这一时期,马长寿先生先后完成或出版了《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氐与羌》《从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关中部族》等,陈直先生先后出版了《汉书新证》《史记新证》《居延汉简研究》《文史考古丛书》《读金日札》《关中秦汉陶录》等学术专著,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西北大学先后主持发掘了陕西长安北塬汉唐墓葬、城固宝山、西安唐长安城太平坊和实际寺、崇化坊等遗址,主持或参与了河南渑池班村、新安盐东、山西垣曲古城、青海同德宗日、民和核桃庄等遗址的发掘。20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先后主持发掘了重庆万州中坝子、上中坝、余家河、白河沟、巫溪河坪,河北涞水西水北,河南镇平姚寨,甘肃安西潘家庄、敦煌西土沟、酒泉西河滩等遗址,并与国外学术机构合作,开展了西汉帝陵、唐十八陵、麟游慈善寺与麟溪桥石窟、陕北佛教石窟等考古调查研究工作。在这一时期,刘士莪教授的《老牛坡》、王世和与张宏彦教授等的《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赵丛苍教授的《城固宝山遗址发掘报告》、陈洪海教授等的《民和核桃庄》、柏明教授等的《唐长安太平坊与实际寺》、王建新教授等的《慈善寺与麟溪桥——佛教造像窟龛调查研究》等考古报告,彭树智教授的《文明交往论》,林剑鸣教授的《秦史稿》《秦汉史》《简牍概述》,张永禄教授的《汉代长安词典》《唐都长安》,葛承雍教授的《唐都建筑风貌》《秦陇文化志》《煌煌盛世——隋唐史》,徐卫民教授的《秦公帝王陵》,王建新教授的《东北亚青铜文化》,王维坤教授的《中日古代都城与文物交流研究》,钱耀鹏教授的《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等学术专著先后出版。特别是黄留珠教授主编的《周秦汉唐文化研究》年刊,从2002年至2009年间出版7辑,在周秦汉唐文明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西北大学先后主持发掘了甘肃临潭磨沟、礼县西山坪、甘谷毛家坪,陕西旬邑下尉落、淳化枣树沟脑等遗址,对陕西、甘肃境内的古代长城进行了全面调查和综合研究,在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研究、早期周文化研究、早期秦文化研究、历代长城研究等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和突破,研究成果被评为2006年度、2008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专项的资助。赵丛苍教授的《城洋青铜器》、段清波教授的《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冉万里教授的《唐代金银器纹样的考古学研究》等学术专著先后出版。

三、面向西域,探索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印迹

在新疆与中亚考古研究领域,早在20世纪40年代,西北大学教授黄文弼就已沿丝绸之路特别是在新疆地区开展了广泛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期,西北大学师生全面参与了新疆地区的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20世纪70年代,西北大学师生参与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代墓葬的发掘。20世纪90年代,西北大学师生先后参与了新疆乌鲁木齐柴窝铺、拜城克孜尔水库等处古代墓葬的发掘。这一时期,周伟洲教授的《敕勒与柔然》《吐谷浑史》《南凉与西秦》《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北民族史研究》《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丝绸之路大词典》,段连勤教授的《丁零、高车与铁勒》《隋唐时期的薛延陀》,王怀德教授的《伊斯兰教教派》等学术专著先后出版,并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近十年来,西北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机构合作,在新疆地区全面开展了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主持的东天山地区古代游牧民族大型聚落遗址考古与文物保护研究等重大项目,在古代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并重点实施了古代月氏、匈奴、突厥等民族历史研究,研究成果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专项资助,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西北大学主持或参与发掘了巴里坤红山口—石人子沟遗址群、尼勒克吉林台、特克斯恰卜奇海等处古代墓葬,调查勘测了哈密白杨沟和庙儿沟、库车苏巴什古代佛教寺院遗址,整理研究了巴里坤黑沟梁墓地、伊吾拜其尔墓地发掘资料,全面参与了新疆地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等多项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为全面开展中亚地区考古研究工作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和队伍。(www.daowen.com)

2009年至2011年,西北大学开始开展中亚五国考古研究的前期工作。与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察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了3次考察工作,现场调查了30多处重要文化遗产点,与中亚各国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学者以及政府主管官员进行了广泛的交往,全面了解了中亚各国考古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与现状,选择了今后开展研究的课题和项目,为进入中亚各国开展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保护传承,让文化遗产走入现实走向未来

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西北大学顺应国家文物保护事业的需求,依托校内考古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传统优势学科,在国内大学中率先创建文化遗产保护学科。经过2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目前是国内大学中唯一形成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完整体系的同类学科。

在文物成分与结构分析、砖石质文物保护、土遗址保护、古建筑彩画和古代壁画彩绘陶器颜料保护、金属器保护、考古发掘现场出土文物保护、文物安全监测、文物保存环境、文物数字化虚拟复原等文物保护关键技术和材料研究领域,承担和完成了国家“863”“973”、科技支撑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项目,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获得了200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

西北大学在开展文化遗产技术保护研究的同时,还开展了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研究。承担和完成了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韩城梁代村两周墓地、凤翔秦雍城遗址、乾县唐乾陵、礼泉唐昭陵、咸阳唐顺陵、南郑龙岗寺遗址、周至大秦寺遗址、城固张骞墓,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历城大辛庄遗址,宁夏贺兰山岩画水洞沟旧石器遗址,新疆喀纳斯景区、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巴里坤红山口—石人子沟遗址群等大遗址保护规划和丝绸之路“申遗”管理规划编制研究工作。其中一批规划已被国家文物局审批通过,由遗址所在地人民政府颁布实施。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体制改革、文化遗产保护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关系、文化遗产保护与遗产所在地居民关系、文化遗产展示等方面的研究取得重要突破和进展。西北大学提出的设立国家级西安大遗址保护特区的建议,被国家有关部门和陕西省人民政府采纳实施。

在将现代科技方法和手段应用于考古研究方面,西北大学开展了环境考古、考古人类学动物考古、植物考古、数字化考古等多项研究。在通过分析考古出土人骨和动物骨骼残留的微量元素,认识古代人群的食谱结构和经济结构;通过对古代金属器和陶瓷器成分、结构和矿料来源分析,探讨其制作工艺、产地以及流通等研究领域,建立了大范围考古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和数字化考古,取得重要进展,形成鲜明的特色。

五、交流合作,中外学术界共同的需求

西北大学在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开展了学术交流与合作。与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郑州大学中山大学、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以及西北五省区的考古研究机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机构和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英国伦敦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日本同志社大学、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等国外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开展了一批国内跨省区多单位合作和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不断派出学者赴国外大学和研究机构参加学术会议、讲学和交流,派出了一批青年学者赴国外大学和研究机构学习并开展合作研究,引进了一批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国内外著名大学毕业的青年学者来西北大学工作,聘任了一批国内外著名学者为兼职教授。近年举办的“欧亚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丝绸之路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大型国际会议,吸引了大批国内外学者参加,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编辑出版的《西部考古》年刊,2006年以来已连续出版6辑,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被国内许多大学和科研院所列入考古学科核心期刊目录。

综上所述,西北大学在周秦汉唐文明与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研究、西域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领域,具有天然的地域优势和优良的学术传统。学术队伍人员齐备、结构合理、年富力强、成果卓著,专用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齐全,已形成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国内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科研基地。

古代丝绸之路东起长安(今西安)、西至罗马,是沟通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古代东西方文明在这个“历史上的地理枢纽”交汇,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是多民族、多文化共存、交融、发展的标志和象征。开展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对于全面揭示古代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互动发展的过程,推动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促进我国与中亚五国的友好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5/6第B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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