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煜　张雪凯

【摘　要】　在研究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特征事实的基础上，遵循外生政策冲击作用内生变量，诱发均衡变化，进而推动政策实施效果的统一思路，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作为一项政策冲击，将显著推动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和承接产业转移，同时，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又将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水平提升。最后，提出了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的政策建议，即实现政府产业发展治理模式的根本性转变。

【关键词】　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转移；产业升级

作者简介：高煜（1973—），男，陕西白水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数理经济与统计学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

一、问题提出

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是中国最近十几年来调整产业布局的一个重要方向。尽管国家相关政策大力推进，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却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西部地区主要还是资源与能源产业，而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仍然集中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该战略对于推动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将产生重大影响。

现有产业转移的针对性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测量了产业转移的总体趋势。冯根福等（2010）测量了中国区域间1993—2000—2006年区间的产业转移情况；［1］贺曲夫等（2012）测量了中国2000—2010年间的产业转移。［2］另一类主要讨论产业转移对转入地的影响和存在问题。魏后凯（2003）探讨了产业转移对微观企业竞争力和宏观区域竞争力的影响；［3］聂华林（2000）研究了产业转移对西部地区经济的影响。［4］然而，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下的产业转移，现有文献涉及不多。本文则试图回答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将对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产生的作用，以及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又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产生的影响。

二、理论基础

对于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以及产业升级，近期的理论研究存在两个互补的差异化视角。一是要素禀赋区域差异视角的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2010，2011）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最优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及以其为基础的比较优势。随着经济剩余积累及由此带来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最优产业结构也相应升级。由于采用发达国家和地区已有产业和技术转移的方式，这种渐进的产业发展和升级是快速的。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潜在比较优势向现实比较优势转变是关键。其中，确保真实反映要素稀缺性的运作良好的市场机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而“因势利导型”政府为私人部门利用比较优势提供帮助，其职责包括：在完善市场制度的基础上，甄别与潜在比较优势相一致的新产业，以及克服“信息外部性”，解决“协调”问题，改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等。在此基础上，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产业政策制定的六大步骤框架。［5］二是要素禀赋空间均质视角的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了产业空间非均匀分布的非要素禀赋因素，均衡形成、演化及其机制。D -S框架（Dixit，Stiglitz，1977）和OTT框架（Ottaviano，等，2002）分析了产业集聚的经济关联机制，［6］相关模型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贸易自由度等因素分析了要素流动条件下产业集聚的以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等为内涵的集聚力和分散力，及在此基础上产业空间分布均衡的形成、演化及其机制。新经济地理学的另一些研究则关注了产业集聚的知识关联机制。［7］

虽然以上两种理论在前提假设、问题指向、模型类别（线性或非线性），以及部分结论等方面存在差异性，但是在基础机制、政府作用等问题上也存在多重一致性。现实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以及产业升级问题具有高度复杂性，为了避免单一研究视角的局限性，及其所造成的对现实问题分析的偏差性，在问题导向的分析中，本文试图综合使用新结构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方法，按照外生政策冲击作用内生变量，诱发均衡变化，进而推动政策实施效果的统一思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问题进行针对性分析。

三、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特征事实

本文选择2009、2011、2013年三个时间的截面数据，计算中国28个第二产业部门和5个第三产业部门的区域间产业转移。本文采用冯根福（2010）［1］、贺曲夫（2012）［2］的计算方法，计算各地区各产业产值占全国此产业的比重，并比较不同时期的比重以反映产业的相对转移方向和大小，即：

其中，pijn表示地区i的j产业在n时期的总产值占全国j产业在n时期的总产值的比重；pijm则表示地区i的j产业在m时期的总产值占全国相应产业的比重。通过比较pijn和pijm的相对大小即可以得到产业转移方向。计算结果见表1。

表1　2009～2013年中国区域间产业比重变化　　单位/%

续　表

资料来源：2010、2012、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2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14》，数据由作者计算得到。表2同。注：1.表中数字单位为百分比。表中-和＋表示该产业占全国比重的降低和升高。而↑、↓则表示在两个时期比重都升高或减少。2.由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在2013年改为《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相关统计口径发生改变，因此本文在计算27个工业行业时采用的是年度销售值，由于计算的是相对比重，因此并不影响结果。而建筑业和第二产业仍是计算总产值。3.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西北地区包括：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一）产业转移总体趋势

由表1可知，产业向西北地区转移明显。28个第二产业中有17个行业在两个时期都发生了转入。而趋势有所加强的2011—2013年间，第二、三产业加起来一共有30个行业发生了转入。其中25个为第二产业，而第三产业的5个行业全部发生转入。没有转入的则为电子通信、专用设备、化学纤维3个行业。

产业向西南地区产业转移相对有限。两个时期都发生转入的产业只有9个，在2011—2013年间发生转入的产业有16个，但是其中第三产业都发生了转入。同时可以看出，在2011—2013年间转入的第二产业中，能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都包括在内。

东部地区产业双向转移显著。两个时期中第二三产业共有17个行业都发生了转出，2011—2013年间则有20个行业发生了转出。同时，2011—2013年间有13个行业转入东部地区，且这13个行业大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或技术密集型产业。

（二）相对转移幅度变化

将表1中2013年产业占比减去2009年占比可以得到2009—2013的各地区各产业占全国比重的变化幅度，经过计算，得到表2。

表2　2009—2013年中国区域间产业产值占比变化　　单位/%

续表

由表2可知，西北地区转入相对幅度超过1%的行业只有7个，且大部分属于能源密集型产业。而超过5%的只有石油天然气开采业1个行业。可以看出西北地区虽然行业普遍发生转入，但是转入产业类型十分有限。

西南地区转入相对幅度超过1%的有8个行业，其中劳动密集型占了3项；但却没有超过5%转入的行业。因此同西北地区相比，转入产业类型相对多样。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转移产业类型范围则远远大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有多达20个行业的转入相对幅度超过1%，其中超过5%的有8个行业。东部地区有28个行业转出幅度超过1%，其中超过5%的有9个行业，纺织服装鞋帽业甚至超过10%。

（三）总体特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09—2013年间，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范围大、类型多，但是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更多地转向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虽然有加强趋势，但与中部地区相比差距明显。因此，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总体特征是：产业转移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之间，而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

四、以集聚实现承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推动效应

持续性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经济多样化和收入增长加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5］其中，产业发展与升级居于核心地位。与发达地区产业发展的内缘路径不同，产业基础薄弱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主要依赖于外缘路径——承接产业转移。然而现实中，西部地区经过长期发展，特别是经过了十余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仍然无法获得有效的产业转移，及以此为基础的产业发展与升级。其根本原因是什么？最新研究表明，由于集中于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源能源开发的政府投资，除了显著扩大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以外，西部大开发没有显著改善西部地区交通运输和对外开放程度，［8］也并未有效吸引FDI和民间投资，同时还降低了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甚至阻碍了产业结构调整。［9］

西部地区无法有效承接产业转移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未能实现西部地区潜在比较优势向现实比较优势的根本性转变，单纯依赖资源禀赋发展单一产业。基于资源禀赋的潜在比较优势只是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无法导致产业持续发展与升级，以及实现真正的多样性。然而西部地区既有现实表明，基于自然资源禀赋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发展资源型产业，虽然可以实现区域经济短期增长，但是对于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增长并无实质作用，从而陷入“资源诅咒”。其根本性原因在于资本为可流动要素，但资本的所有者不能在地区间流动，资本的全部收入都必须返回其所有者所在地进行消费，一个地区的收入仅由其劳动和资本的存量决定而与区外资本流入的多少并无关系。［6］这一点已经在理论上被FC模型（Baldwin等，2003）加以解释。［10］二是未能创造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的有效条件。地域广阔，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最重要方式就是产业集聚。然而，西部大开发并未给西部地区创造产业集聚的有效条件。在这两方面原因的制约下，西部地区难以有效承接产业转移，实现真正意义的现代经济增长。

新经济地理学指出，产业集聚地区由于市场拥挤效应等原因出现成本上升，收益递增下降时，就会产生产业向外部转移的“扩散效应”。正如理论所指出的，现实中，东部地区已经出现显著的“扩散效应”。因此，尽快推动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具有重要意义。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基础上，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推进，将对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产生根本性影响，其核心作用在于通过政策冲击，为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创造条件，以产业集聚为方式，推动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西部地区产业承接。

（一）形成“本地市场效应”，提升西部地区区位优势

新经济地理学中，“本地市场效应”是产业集聚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指“外生冲击改变原有需求空间分布，扩大某区域需求，大量企业改变原来区位，向该区域集中。”［7］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十余年的发展，西部地区经济获得快速增长。2007—2009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3.8%，分别高于12.9%和12.5%的全国GDP增长率和东部地区增长率。2010—2012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4.0%，也分别高于11.8%和10.6%的全国GDP增长率和东部地区增长率。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国家，例如中亚五国，近些年经济也获得了快速发展。2011年，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人均GDP分别为11245、4722、1546、1075、935美元。20年内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人均GDP分别增长了8倍和4倍。［11］2012年，中亚五国的国土面积400.29万平方千米、人口规模6500万、GDP总量3000亿美元，市场空间巨大。［12］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将西部地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各国发展成经济、贸易、投资、产业、旅游等密切联系的区域经济体，在这一地区形成显著的“本地市场效应”，改变现有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的中心—外围结构，在西部地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各国范围内形成新的中心，吸引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启了中国向西开放战略，使得中国通过海上运输，向东贸易的单向开放格局，拓展为同时通过陆地运输，向西贸易的双向开放格局。西部地区因此将大大拓展同中亚、俄罗斯、欧洲贸易的区位优势，从而推动相关产业向西部地区集聚。

（二）降低运输成本

新经济地理学将运输成本作为产业集聚的一个重要因素，认为较高的运输费用阻碍了产业的空间集聚。Spulber（2007）提出新经济地理学中的运输费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由于不同地区风俗、商业实践、政治法律环境不同所导致的费用；关税和诸如排污标准等付出的费用；纯粹运输费用；由于地区间交流沟通所产生的时间成本。［13］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于西部地区运输成本的降低主要体现在纯粹运输成本方面。与西部大开发重点建设西部地区区域内基础设施不同，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建设连通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国内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国际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建或已运营国际铁路主要包括：中哈铁路（精河—伊宁—霍尔果斯口岸—热特肯—阿腾科里）、中吉乌铁路（喀什—伊尔克什坦—卡拉苏或贾拉尔拉巴德—安集延）、中国—巴基斯坦铁路（喀什—瓜达尔港）、中俄铁路（广州—满洲里—莫斯科）、中缅铁路（昆明—大理—瑞丽—腊戍—仰光）、中老铁路（昆明—景洪—磨憨—万象）等。［14］同时，目前西部通车的高铁线有西宝、兰新线，在建的有成渝、渝黔、宝兰、西成高铁等，而规划中的则有“西部高铁通道”等多条线路。因此，在西部大开发建设基础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将持续推动西部地区运输费用大幅降低，这将大大增强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力，大大推动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区转移。

（三）提升贸易自由度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自由贸易度很低时，产业呈现分散布局，随着自由贸易度不断提高，产业出现集聚，当自由贸易度再提高时，产业又趋于分散。［7］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于提升贸易自由度，推动西部产业集聚具有重要作用。

在总体政策方面，中国大力推动与丝绸之路经济沿线各国的全面贸易。2015年3月28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以“五通”为主要内容，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具体政策方面，中国采用多种措施降低贸易成本。例如，根据“海关总署公告2015年第9号（关于开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的公告）”，在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等九省内的青岛、济南、郑州、太原、西安、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拉萨等十个海关启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这项政策从2015年5月1日起开始实行，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申报口岸、通关模式和查验地点，支持异地报关。这将极大简化沿线报关手续，大幅降低相关贸易费用。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推动了中国与各国的贸易快速增长。例如，201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总额达459.4亿美元，与1992年的4.6亿美元相比，增长了近100倍。其中，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双边贸易额分别是256.8亿美元、103.7亿美元、28.7亿美元、51.6亿美元与6.69亿美元。中国成为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成为塔吉克斯坦的第三大贸易伙伴。［13］(www.daowen.com)

五、从承接转移到产业升级：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提升效应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有助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回流、集聚，进而在此基础上的要素升级，为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和多样化创造了条件。即在第一阶段，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推动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第二阶段，产业转移推动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和多样化，从而进一步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水平。在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流动的情况下，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推动效应更多地体现在推动西部地区产业集聚方面，而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提升效应更多地体现在推动西部地区要素升级及以此为基础的产业升级方面。

（一）推动西部地区优势升级与产业升级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获得持续发展，西部地区必须实现三重产业转型升级：一是产业结构从传统结构向现代产业体系转型升级，即从农业、传统商品制造、资源初级开发向制造业和其他现代产业转型升级。二是区域产业联系从单一联系的割裂化发展，向多样联系的一体化发展转型升级，即从与东部地区要素与商品的供给、需求联系，向与东部地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包涵要素、生产、贸易、投资、服务、技术等在内的价值链、产业链，市场需求等方面的一体化联系转型升级。三是产业发展模式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型升级，即从资源依赖，资本、技术、管理、品牌引进，市场缺失，政府扶持的模式向资源精深加工，技术自主研发，管理创新，自主品牌创立，市场开发，政府合作的模式转型升级。其中，产业发展模式转型升级是基础，区域产业联系转型升级是途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目的。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产业持续升级的前提条件是基于要素禀赋升级的比较优势升级。现实中，在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集聚化发展基础上，西部地区产业优势升级包涵更多涵义：一是从潜在比较优势向现实比较优势升级，即从只包涵要素成本等企业内部成本的潜在比较优势向包涵企业内部成本和信息外部性、协调成本、基础设施等外部成本的现实比较优势升级。二是从比较优势向集聚优势升级，即从依赖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向非要素禀赋依赖的，包涵经济关联和知识关联的集聚优势升级。三是从比较优势、集聚优势向竞争优势升级，即实现向包涵人力资本、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市场能力、金融能力、文化能力、绿色能力、商业环境等超成本因素为内涵的竞争优势升级。在形成产业集聚，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上，经济剩余积累，经济效果扩散，人力资本、企业、政府等多样化学习的积累—扩散—学习机制将会推动西部地区优势升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持续产业升级，进而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水平的整体提升。

（二）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和投资升级

与早期发展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强调进口替代方式截然相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强调开放、外向、合作与一体化的产业发展主张，其结果不是贸易保护而是贸易促进与投资促进。

承接产业转移形成的集聚优势，基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在西部地区内部不同地区之间会存在差异，在二者结合基础上形成的西部地区产业分工在各地区之间也会呈现显著差异性和多样性。因此，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发展可以形成包括地方特色型产业，以及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多种产业类型。在此基础上可形成包涵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等多样性分工模式。多类型产业和多样化分工将极大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贸易升级和投资升级。

其中，贸易升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贸易规模扩大。如前所述，本地市场效应及贸易便利化推动的产业集聚和产业发展，将大幅度扩大西部地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与地区之间的贸易规模。二是贸易类型多样。在多类型产业和多样化分工的推动下，西部地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与地区之间的贸易将涵盖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等多种形式。三是贸易结构升级。随着西部地区产业升级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水平提升，多样化、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的比重将大大提升。投资升级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主体由政府、国有企业为主向私人部门为主转变；二是投资领域由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产业向现代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多部门转变。

（三）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一体化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对于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一体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首先，承接产业转移提升了西部地区经济水平和产业发展水平，为西部地区在更高水平上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一体化奠定了基础。其次，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一体化面临的障碍主要包括：既有产业分工格局导致区域产业发展指向分离化；集聚优势缺失导致新型区域产业分工基础弱化；交易费用高昂导致产业一体化的成本攀升等。［15］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发展及自我强化的结构将在推动区域产业发展指向协调化；扩大本地市场效应，培育和发展集聚优势，强化新型产业分工基础；降低运输成本、贸易成本等方面，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产业一体化。

六、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的政策转型

综上所述，在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形成中心—外围模式的既有均衡下，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作为一项政策冲击，将显著推动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和承接产业转移，在此基础上，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又将极大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水平提升。因此，如何通过具体政策举措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就显得十分重要。

对于推动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升级的政府作用，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产业选择—障碍甄别—因势利导的框架。在产业集聚的形成方面，新经济地理学则指出了政策力度的重要性。然而，政府的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作用受到四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政府对于基于市场机制的比较优势的信息不充分；二是政府的自利性动机；三是政府决策导致的风险集中；四是政府补贴容易为利益集团所得，未能用于持续的产业投资。因此，在产业甄别方面，应当采取“排除式有限甄别”，即划定排除发展的产业，而不是划定应当发展的产业。

基于上述分析，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的政策取向应当是，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契机，实现政府产业发展治理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即从现有的政府产业划定、项目选择、投资与具体产业的直接参与的“市场替代，政府直接参与型模式”，转变为“市场主导，政府保障型模式”，即以市场机制发挥主导性作用为根本，以促进民间部门为主体参与产业发展为目标，通过提升市场化程度，排除式有限甄别，基础设施建设，优势升级服务，确保政策效果强度等，实现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和持续升级。

（一）提升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

为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产业发展和升级中的主导性作用，西部地区应当加大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力度，大力提升市场化程度，完善市场运行机制。主要举措包括：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特别注重推动要素市场、产权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关键性、新型市场实质性改革与建设；建立区域一体化市场体系，消除区域市场分割；提升市场硬件和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完善市场制度，提升市场监管及执行力度和水平，确保良好的市场秩序。

（二）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在“硬件”方面，加强高速公路、铁路、机场、通信系统、电力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建设质量和运营管理水平，特别是加强通信、网络等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在加强通用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重视产业专属型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大中央政府对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充分利用新型融资方式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建设力度的可持续性。在“软件”方面，为充分创造价格指数效应，西部地区应大力提升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文化、卫生体育、安全、社会管理等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改善法律、司法、道德等社会环境。

（三）提升政府保障能力

转变政府区域产业规划方式，由划定式规划向排除式规划转变；建立产业发展规划的企业—政府合作模式；加强跨国、跨省区贸易、投资、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协调；加强政府对劳动力培训、技术研发、科技创新协作机制等的扶持力度，推动区域产业发展优化升级；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和保障民营经济持续发展；提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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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经济问题》2016年第1期）

【注释】

[1]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79004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