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　玲　戴江伟

【摘　要】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效在于其集聚效应能否得以充分发挥，这其中的引擎正是经济带中的城市。运用2002年、2007年和2012年西北五省（区）3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市辖区人口规模数据，利用位序—规模分布法则，检验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集聚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城市体系集聚程度较低，城市的人口分布较分散，大城市发展并不突出。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大城市远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其集聚效应很有限，进而提出要特别重视培育丝绸之路经济带特大城市的建议。

【关键词】　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规模；信息效应；位序—规模分布；西安；兰州；乌鲁木齐

现实的经济版图是倾斜的，经济集聚是当今世界经济活动的重要特征之一，无论从全球尺度到国家尺度还是到区域尺度，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非平衡分布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而各种数据表明，经济活动正愈发集中于一些中心地带，世界银行2012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经济总量的68%集中于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印度、巴西、俄罗斯、意大利这10个经济体。沈体雁等［1］提出的泛产出密度计算（人均GDP是人口经济密度），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日本、韩国、新加坡、瑞士、英国、卢森堡、马耳他和百慕大群岛每平方米陆地上集中的GDP超过10000美元，中非共和国、民主刚果、毛利塔利亚、蒙古、尼日尔不到10美元。而进一步来讲，全球经济在空间上的不平衡与其说是关于国家的还不如说是关于城市的。2012年全球有52.6%的人口居住在城市，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逆城市化也并没有成为一般的和普遍的趋势，城市已经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主体。OECD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有156个城市对国家经济的集中度超过1%，有31个城市超过10%，其中著名的国际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首尔、墨西哥城、雅典、赫尔辛基、哥本哈根对国家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7. 26%、27. 82%、31. 86%、29. 93%、44.56%、22.92%、45.09%、37.21%、41.6%。因而可以说，当今经济也是属于城市的时代。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战略构想正是在这种深刻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然而无论从全球尺度还是国家尺度看，丝绸之路经济带并未处在经济活动的中心地带，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预期效果是要发挥集聚效应和辐射作用，带动整个欧亚经济板块“裂谷”的发展，对中国而言是打通中国向西开放的战略通道，同时撬动整个中国区域经济板块的协调发展。那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在于其集聚效应能否发挥，这其中的引擎正是经济带中的城市，我们认为大城市犹如“发动机”，中等城市犹如“车轮”，而大中小城市构成的城市体系犹如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脉”，因此可以说，城市兴则可带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兴。

为此，要全局把握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体系的总体分布状况，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的部分。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一）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空间范围及其内涵界定

近两年不少学者为确定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空间范围进行研究。郭爱君等、卫玲等不谋而合均在空间范围上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进行了广义和狭义的划分，二者均对狭义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做了几个层次的阐释，包括国家层面、地域层面、地形层面和节点（城市）层面。随后，胡鞍钢等在战略层面上指出，中亚经济带与环中亚经济带、亚欧经济带三者构成［2-3］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重要区和拓展区。［4］与之类似，白永秀等提出，中国、中亚五国和俄罗斯构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蒙古和欧亚经济共同体其他国家构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扩展区，欧盟、西亚和日韩构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辐射区。这些研究为本文开展关于城市体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鉴于目前多数研究符合狭义［5］空间范围界定，而中亚地区城市数据很难保证完整性，在考虑数据和地域相关性的基础上，本文将研究的地域范围限定为中国的西北五省（区）。

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卫玲等基于区域空间结构和形成机理的视角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定义：即秉承“古丝绸之路”文化、由中国倡导、为实现欧亚大陆腹地复兴，在中国和中亚的政治和能源合作的基础上，通过交通便利流通和要素自由流动，促进人口和产业沿着“点轴”集聚形成的带状空间经济结构和一体化经济组织。［3］白永秀等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以古丝绸之路为文化象征，以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为主要合作平台，以立体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为纽带，以沿线城市群和中心城市为支点，以跨国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为动力，以区域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为基础，以货币自由兑换和人民友好往来为保障，以实现各国互利共赢和亚欧大陆经济一体化为目标的带状经济合作区。［5］而赵华胜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目前只是一个概念，其内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而言，丝绸之路经济带超越了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并且与学术界的“西进战略”和官方的“向西开放”有相通之处，其目标虽以经济为核心，但也是综合性的和软性的。［6］

（二）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机理的阐释

卫玲等运用空间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阐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形成机理，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形成机理包含内聚力、优化力和引导力。［7］首先，人口和产业的集聚机制和扩散机制分别构成区域空间结构形成的向心力和离心力，这两种力量的动态平衡就是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聚力，由于集聚存在最优规模，而扩散也存在最优边界，集聚和扩散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共同决定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带状”空间格局，这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真实的空间经济意义；其次，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功能是解决资源的空间配置问题，而实现跨越空间的资源优化配置需要统一市场的建立，可见，优化力着眼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制度框架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超越了孤立的、散点状的经济空间，强调的是经济带内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经济带的本质是一种合作的制度框架；最后，战略通道构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引导力。战略通道包含硬通道和软通道，前者是指依赖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实体商贸和物流设施，包含公路、铁路、管道和航空等交通运输设施和航空港、物流港等集散和转运中心；后者是指不依赖于自然地理环境的有利于要素自由流动的通道，包含信息高速公路和制度通道。战略通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发挥效率的物质基础和空间载体，是为产业和人口集聚提供向心力的“磁场”。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设计

战略问题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的热点，诸多学者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其中胡鞍钢等提出在战略框架方面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主、多机制并举；在战略步骤方面先易后难、稳扎稳打；在战略内容方面，以经贸为主、多维度推进［4］。王保忠等提出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体化战略路径，即在交通、能源、产业、城市、贸易、金融、文化、生态等八个方面实现一体化，而实现产业、能源、交通和城市一体化则构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体化的初级阶段，实现文化、生态、贸易、金融一体化构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体化的高级阶段。［8］卫玲等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两端点、三通道、四纽带、六核心”的空间战略构想：其中，土库曼巴希和连云港构成了第一阶段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两个端点；以中哈原油管道和新亚欧大陆桥主线为依托的“北部通道”、以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和新亚欧大陆桥南部支线为依托的2“中部通道”、以南疆铁路和规划中的中吉乌铁路为依托的“南部通道”构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三个战略通道；陇海城市带、祁连—河西城市带、天山城市带和里海—图兰城市带构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四大纽带”；西安、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塔什干和阿什哈巴德构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六大核心。并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初级阶段、深化阶段和高级阶段的战略步骤。［7］

综上，目前有关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战略设计和内涵阐释两个方面，鲜有研究深入中观层面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展开研究，本文希望能实现突破。

二、城市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作用机制

（一）城市构成人口和产业集聚的空间场域

经济区域发展的支柱是产业，产业的集聚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人口的集聚一方面为产业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市场，另一方面为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市场，要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区域，产业和人口缺一不可。如果将丝绸之路经济带比作巨型列车，那么其车轮就是沿线的各个城市经济体，因为城市恰好是产业和人口集聚的空间，城市的本质就是集聚经济，在全球化的时代，各国、各区域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城市经济体之间的竞争。一方面，城市是经济带各种要素交流的枢纽和节点，城市集聚了各个区域的优质资源，是各区域对外交流与合作的窗口。另一方面，城市是打造经济区域增长极的支点，成功的城市是成功的区域的先决条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主要抓手是沿线的城市之间的合作。［3］

区域空间结构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分别由人口和产业的集聚机制和扩散机制构成，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动态平衡形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聚力。集聚和扩散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共同决定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带状”空间格局。［7］而城市本身就是集聚经济的象征，城市是集中承载这种向心力和离心力的作用点。因此，城市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起着关键作用。

（二）城市是沟通战略通道的关键节点

城市之间基于功能联系的人流、物流、技术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要素的流动推动了城市区域内次级节点与顶级节点关系的重构。包括经商、会务、求学、旅游、文化交流、务工为主要内容的城际功能联系主要是通过区域内的交通来

完成的。因此城市区域形成网络化的交通格局对于多中心区域结构的形成至关重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物理依托是战略通道的形成。战略通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物质流、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等要素流动的“轴”，而城市则构成这些要素汇聚的“点”，因为大城市往往是主要铁路、公路、管道、民用航线的站点和中枢，是区域内空间相互作用的着力点。因此，战略通道的建设有赖于城市的繁荣，只有城市繁荣了，才会产生各种要素流动的需求和动力，进而使战略通道发挥最大的效用。

（三）城市是经济活动空间倾斜的主要表现

如同人口一样，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分布也极不均匀，并表现出显著的聚合特征，而这种聚合正是发生于城市层面，城市构成的聚合体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亦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范围内的差异的具体体现，只有用空间的维度来看待丝绸之路经济带，才能有效把握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全局；唯有把握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战略重点，才能准确把握丝绸之路经济带内各个区域单元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才能有效把握各区域单元的特征和比较优势，这是最终确定丝绸之路经济带劳动地域分工的基础，也是基于产业生命周期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生命周期的关键步骤，最终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落到实处，而不仅仅止步于战略构想层面。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位序—规模分布演变

（一）位序—规模：区域经济集聚程度的透视

城市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即规模不同的城市的有序聚集，是经济活动区位的一个重要规律。合理控制各层次城市的数量及人口规模，将直接关系到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城市社会结构的分异，关系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9］为了合理规划区域城市布局，优化城市体系的功能、结构，需要对城市体系规模的分布特征加以研究，对其规模结构演变的规律性加以探析。［10］关于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研究主要包括瓦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提出的中心地理论，假定地域的同质性和交通体系的方向均质性，认为任何区域均有其核心，即向周围地区提供所需的商品和服务的城市。不同规模和等级的城市分布一般遵循以下规律：①等级越高，城市数量越少、规模越大；②城市等级越高，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种类越全；③等级越低，相邻的同一等级中心地距离越短；④不同等级城市的市场区域分布模式遵循市场最优、交通最优或行政最优原则。［11］

位序—规模法则是指城市规模与位序之间存在的规律性关系，真正最早对城市分布的位序—规模特征进行研究的正是法国经济学家奥尔巴克（F. Auerbach），［12］并于1913年最早提出了位序—规模分布规律，后经罗特卡（A. J. Lot-ka）、^[1]辛格（H. W. Singer）［13］进行了发展，1949年齐普夫（G. K. Zipf）［14］对城市位序与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拟合，提出了著名的“齐普夫定律”，认为城市的规模分布符合“位序—规模法则”，即第一大城市规模约为第二大城市的2倍，约为第三大城市规模的3倍，以此类推。我们将一个城市体系内所有城市按规模从大到小排序后，对位序和规模取对数，根据位序—规模分布，它们大致呈线性关系，具体如下：

其中，c为常数，Mj为j城市的规模（以人口计算），Rj是j城市位序（位序1表示最大城市，位序2表示第二大城，以此类推），在实证研究中，q是估计参数，城市规模大小和城市位序之间呈对数线性关系，如q = 1，则齐普夫定律成立，最大的城市正好是第n大城市的n倍，这是理想状态下的最优城市规模分布，但在现实中很难找到证据；如果q小于1，那么城市人口分布比较分散（如果q等于0，那么所有城市规模相等），大城市集聚效应不足，小城市发育较好；若q大于1，则大城市将比齐普夫定律预测得更大，高位序的城市规模很突出，也就是表明更多城市的集聚。

位序—规模分布是城市体系分布的一个显著的经验性规律，是反映区域内经济集聚效应的重要手段，是表现区域内城市规模与其在整个城市体系中的能量等级的相关性的定量方法，通过这种技术方法可以获得区域内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特征和发展趋势，表明经济在城市层面上的集聚程度，即城市规模分布均匀与否，各城市之间的差距明显与否，首位城市的集聚程度显著与否等。通过位序—规模的分布，我们可以发现区域内的城市之间在规模上的分布体系，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随着城市的位序而发生的变化，从而发现在区域内经济集聚在城市层面上的经验证据。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位序—规模的演变(www.daowen.com)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的地域，具体包括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西北五省（区）^[2]，包含30个地级城市，城市规模用市辖区总人口表示。

2002年到2012的10年间，西安始终保持着西北地区的首位城市地位，兰州由第二大城市下降至第三大城市，西宁由第五大城市降至第10大城市，而宝鸡则由10名以外迅速晋升至第四大城市，至少在关中地区，宝鸡成为除西安之外集聚能量最大的城市，关中地区其他城市在城市体系中的能级正在下滑，如咸阳和铜川相继被挤出10名以外。从整个城市体系来看，2002年西北地区200万以上规模的城市只有西安一个，100万以上规模城市有5个，而到2012年，200万以上城市增加至3个，100万以上规模城市增加至8个，而且对比2007年的数据，可以发现，100万以上规模的城市数量在2007年前没有变化，在2007年实现了突破，2007年后，200万以上规模的城市数量并没有变化，这一方面表明该地区城市能量等级正在迅速提升，城市体系趋于完善，集聚效应更加明显；另一方面表明，200万以上规模的特大城市发展速度要逊于100万以上规模的大城市（表1）。

表1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十大集聚城市的位序变化（2002—2012）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3年、2008年、2012年）。

同时，我们发现即使是在十大集聚城市之内，城市之间存在着规模上的巨大差异，从而可以推测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的人口密度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2012年，人口数量从最大的集聚城市西安的572.8万到第十大城市西宁的91.8万，第一大城市是第十大城市的6.23倍，对比2002年，第一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是第十大城市的6.67倍，这与齐普夫定律存在出入，理论上讲，第一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应该是第十大城市人口规模的10倍，这说明首位城市并没有发展到超乎寻常的规模。

经济活动的分布规律可以在城市层面上获取一些验证。我们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30个地级以上城市按照市辖区人口规模由大到小依次排列，最大的城市位序为1，第二大城市位序为2，以此类推。同时，我们对人口规模和位序分别取自然对数，最后，我们将城市排名位序的自然对数值和人口规模的自然对数值绘制在图上，并选取2002、2007和2012年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图1、图2、图3）。采用2002年数据拟合的直线解释力很低，只能说明城市之间差距的66.96%，而采用2007年数据以后拟合的直线解释力提高了，可以说明城市之间大小94.45%的差异性。而采用2012年的数据绘制的对数线几乎是一条直线，沿着这条直线简单往后退，估计可以出现下面的位序—规模分布：

这个推测可以说明城市大小98.4%的差异性。例如，我们可以预测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第26位城市的预测人口为36.49万，这比较接近于第26位城市（克拉玛依市）的实际人口——37.6万。

通过三个时段的线性拟合结果可以找到以下信息：

第一，对于首位城市西安而言，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以及明显的区位优势和集聚效应，往往不按照位序—规模分布发展。按照拟合的模型预测，2002年首位城市西安的实际规模跟预测规模相差最大（尽管此时的拟合优度很低）（图1），预测值为1344万人，而实际人口为497.38万人，2007年预测人口为475万人，实际人口为549.19万，到2012年，预测值为513万，实际人口为572万，但同时可见，西安这个首位城市正在逐渐靠近位序—规模分布。

图1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城市位序—规模分布（2002）

第二，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的城市正在不断趋近于位序—规模分布，但是分布比较分散。按照齐普夫定律，估计参数q（2012年）仅为0.8115，小于1的阀值，这明确说明，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的城市人口分布比较分散，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不足，小城市集聚人口的能力反而比较好，同时，图3也表明，越是向着横轴的右边移动（城市位序越低），则城市规模差异越小，分布也越密集。总体而言，该区域特大城市的集聚能量尚未充分发挥，这与表1显示的现象一致，第1大城市的规模要远小于第n大城市人口规模的n倍，而同时第29大城市和第30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远未达到位序—规模预测的水平，发展水平不足，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图2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城市位序—规模分布（2007）

图3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城市位序—规模分布（2012）

四、研究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在集聚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的背景下，当今全球的经济可以说是城市的时代，我们将研究重点锁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城市，因为城市正是集聚经济的集中体现，是经济活动空间倾斜的主要表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和产业集聚的空间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通道的关键节点，城市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形成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而城市体系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网络的经济效应的发挥，也关系到具体的产业布局的科学性和经济性。我们使用位序—规模方法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的城市体系进行了考察，试图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集聚程度的经验证据。分析结果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城市体系正在趋于完善，特别是中等城市的发展比较迅速，整体的城市规模分布符合位序—规模分布法则。然而，我们也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城市体系没有充分发挥集聚效应，或者说城市的集聚程度比较低，城市的人口分布比较分散，大城市发展并不突出，中小城市发展相对比较好。作为首位城市的西安，远远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其集聚效应很有限。

鉴于此，本文建议，要特别重视丝绸之路经济带特大城市的培育，要让特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充分发挥，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要逐步提升中小城市的功能，让中小城市更多地带动周边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沈体雁，劳昕，张进洁.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的经济密度研究框架建构［J］.华东经济管理，2013（9）：64 -70.

［2］　郭爱君，毛锦凰.丝绸之路经济带：优势产业空间差异与产业空间布局战略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0 -49.

［3］　卫玲，戴江伟.丝绸之路经济带：超越地理空间的内涵识别及其当代解读［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31 -34.

［4］　胡鞍钢，马伟，鄢一龙.“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内涵、定位及实现路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1 -10.

［5］　白永秀，王颂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纵深战略及地缘战略［J］.改革，2014（3）：64 -73.

［6］　赵华胜.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注点和切入点［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27 -35.

［7］　卫玲，戴江伟.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机理及战略构想——基于空间经济学语境［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39 -50.

［8］　王保忠，何炼成，李忠民.“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体化战略路径与实施对策［J］.经济纵横，2013（11）：60 -65.

（原刊于《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注释】

[1]周一星，宁越敏编著《城市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55-257页，第287-294页。

[2]将整个西部甚至是东部地区纳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法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理性的，必须要考虑到地缘联系、交通通道和历史渊源等因素，西北地区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地带，至今也是通往中亚地区的陆上要道，从现实的合作上看，西北五省区与中亚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2014年7月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西北调研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在与西北五省区省级政府官员的座谈会上，张高丽要求各地要找准自身定位，科学确定本地在全局中的“角色”和“职责”。他提出西北五省区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依托。中国社科院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表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在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