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莉莉　王　瑞　张亚斌

【摘　要】　合作基础、“外围陷阱”“大国威胁”和合作模式是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发展面前的四大现实问题。基于模块网络化这一全球新兴生产组织方式的发展逻辑和特点，提出主要应对方案：作为转型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尝试，有必要引入模块网络化机制以夯实合作基础；构筑自主转型系统是丝路国家能够长期合作的基本战略；建构“共生协同转型”机制是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使丝路沿线国家走向共同繁荣的现实路径；在创新合作模式方面，需要转向弹性合作。

【关键词】　丝绸之路经济带；共生协同转型；模块网络化；自主转型系统；弹性合作模式

一、问题提出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中亚，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随后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进一步阐明相关主张；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亦被十八届三中全会纳入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权时代，中国和中亚国家间形成经济凹陷带，作为转型或发展中国家间的国际合作尝试，如何振兴和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信息化、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当前时代，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主要涉及转型或发展中国家间的国际合作尝试，面对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包括：第一，合作基础。中国主张，多样性的丝绸之路国家应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倡导基于命运共同体的新安全观，这一外交思想和理念是否具有相应的内在机制或经济基础，即各国是否存在必然的“共有利益”，［1］从而使合作成为自觉行为选择？第二，“外围陷阱”。市场经济的中心—外围效应表明，自然资源丰富、工业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很容易被锁定在国际分工的外围，并累积起日益严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21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大幅攀升，对发展中小国的初级产品需求增长迅猛，对其工业基础亦形成一定冲击，与中国合作是否可能被锁定在外围，这引起中亚国家的普遍质疑。［2］第三，“大国威胁”。中国正快速崛起为亚洲大国，发展差距拉大使周边国家倍感发展压力及产生不安全感，甚至部分国家转向拉拢区域外力量，力图通过“大国制衡”来维护自身安全。对周边国家来讲，与崛起中的中国合作意味着威胁，还是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第四，合作模式。上海合作组织构建起主权国家间的合作框架，虽然是国际合作的通常模式，但它是否能满足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要求却无法确定。因而合作模式创新是构建与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大挑战。

本文基于模块网络化这一全球新兴生产组织方式的内在机制和发展逻辑，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所涉国家发展的特殊性决定，需要引入模块网络化以夯实合作基础；为规避“外围陷阱”，基于模块网络化构建“自主转型系统”是根本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共生转型机制”是应对“大国威胁”、实现各方共同发展的现实路径；而这一系列发展机制的建构有赖于弹性合作模式的创新。

二、模块网络化机制的发展逻辑

模块网络化就是通过模块化分解，使生产过程同时趋于专业化、分散化、网络化、联结化，而形成复杂生产系统的过程和发展机制。信息时代的到来，使模块网络化成为全球新兴生产组织方式，这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构建于全新基础之上提供了可能。［3］

第一，从模块化技术到模块企业再到网络组织，构成了模块网络化的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后半期，信息爆炸使消费需求变得更加多样化、个性化，异质产品需求的出现使以往主要通过规模经济实现生产效率的企业面临严峻考验。企业因而通过引入模块化技术，将多样化、个性化产品中的共有模块和零部件进行规模化生产，而后组合不同模块和零部件以产出异质产品。［4］这样做有三方面的好处：一是在模块生产中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二是利用模块分解和灵活组合实现范围经济效应和满足多样化需求；三是可以通过各模块同步运作缩短市场响应时间。由此，企业转向各模块环节相互联结的组织结构。虽然各模块的规模化生产使企业规模大为扩张，但各模块的规模经济难以同时实现，而且市场需求的不确定还会使企业不得不延迟生产以确保有效供给，这都大幅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压力。最终，在复杂而敏捷化的市场响应要求下，企业不得不将难以实现规模经济的模块外包，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5］导致模块企业趋于独立。由此，彼此分立的模块企业因产出同一产品而内在联结，所形成的虚拟结构称为网络组织。［6］这种由模块化分解到形成网络组织的过程即为模块网络化。

第二，对异质产品的需求不仅使网络组织得以形成，后者还会进一步生产出更为苛刻的异质产品需求，从而使模块网络化成为自我累积循环的发展机制。首先，网络组织的运作，一方面使不同模块企业在“信息包裹”中走向不同的技术累积和规模发展道路，进而更加趋向专业化；另一方面使同一模块的不同企业在“背对背”的“淘汰赛”中呈现差异化，［7］由此，网络组织中的模块企业走向异质化。［8］其次，在反应敏捷、富于弹性的网络组织中，异质化的模块企业除加强专业化外，还需要具备高水平的柔性和弹性，由此趋向收窄经营范围、强化核心竞争力，这使异质企业一方面对所投入生产要素的要求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会逐渐减少生产要素甚至中间产品的自我供给并转向从外部获得。因此，异质企业的发展会进一步产生出更大规模、更高要求的异质要素，继而成为生产系统需要重新应对的异质产品需求。最后，由于模块化分解复杂系统后得到的模块本身仍然是复杂系统，当网络组织面临更趋异质和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并最终传导至各模块时，各模块面临同样的模块化分解过程，新一轮生产分散化、企业异质化开始。如此循环，模块网络化成为内生累积强化的发展机制。

第三，公共服务供给网络构成模块网络化机制下全产业链的必要组成部分。随着生产趋于专业化和异质化，由于不同模块的异质企业间有很大关联性，以及同一模块的异质企业间有很大相似性，网络组织中产生一些可供网络成员共同使用的要素和中间产品，它们原本是私人品，现因网络成员共同使用或消费不排他而具有公共品属性，即私人品向公共品“变型”；再加上日趋专业化的异质企业对公共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需求攀升，以及异质企业收窄经营范围转向从外部获得公共品，结果导致多样且快速变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异质公共服务需求不断攀升，继而决定公共服务也需要转向模块化分解及形成网络组织来提高供给效率。这其中，一是由于专业化和创新在整个生产体系中越来越重要，这需要人的心智开发；二是心智开发要经历从幼儿到成年的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三是人员流动使人力资源易“变型”为公共品；四是异质企业同样收窄具有公共品属性的人力资源培育，由此，人力资本累积日趋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共服务。总之，以人力资本累积为核心的公共服务在模块网络化机制下延伸为全产业链的上游，公共服务供给网络和私人品生产网络相互联结和协同而构成全产业链，成为模块网络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第四，市场软硬件通达性与微观主体的自由地位构成模块网络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内在要求。模块化分解的前提是吸聚足够大规模的异质产品需求，而后要求异质企业具备自主专业化、自由发展的特性。特别是模块网络化衍生出来的公共品需求也兼具多样性和易变性，统一由政府提供势必难以满足敏捷供应的要求，因此需要异质公共服务供给组织能够自由发展，即由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异质公共品的供给。当模块企业趋于独立化时，为实现自身的规模效应，各专业化的模块组织对吸聚更大市场范围内的产品需求愈加迫切。最终，越来越大的市场范围的软硬件通达性及更为灵活自由的微观主体不仅使模块网络化成为可能，也成为其发展的内在要求。

综上所述，模块网络化通过生产过程的模块化分解，形成分工渐趋细化、网络渐趋联结化、市场和政府趋于重构的循环累积发展机制，成为全球新兴生产组织方式。20世纪末以来，模块网络化的初步发展不仅在微观层面表现为香港利丰及其供应商体系间的网络组织，［9］还在宏观层面表现为新加坡公共服务供给网络的创新，［10］以及在国际层面表现为东亚产品内分工网络的快速崛起。［11］将模块网络化机制引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既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可为各国实现产业升级指明现实路径，更为基于模块网络化形成分工联系的各国展开合作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三、自主转型的必要选择

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涉及转型或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问题的复杂性和模块网络化机制的特殊性表明，各方自主转型是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基本战略。

作为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区域发展构想，丝绸之路经济带目前主要涉及中国和中亚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与中国一样，从苏联独立出来的中亚五国亦处于向市场经济和后工业社会演进的转型阶段，且经济规模差别悬殊。表1给出了2002—2012年中俄和中亚五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产业结构数据（表1）。2012年中国GDP规模达8.1万亿美元，俄罗斯约为2万亿美元，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分别为513亿美元和309亿美元，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分别仅为76亿美元和62亿美元；从人均GDP来看，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分别达到人均1.4万美元和1.2万美元，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均为5980美元，其余三国处于人均900～2000美元之间。从产出结构来看，各国也存在显著差异。2011年，俄罗斯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58.7%，土库曼斯坦却仅为34%；中国、哈萨克斯坦、土库罗斯坦的工业产值比分别为46.6%、40.3%、54%，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分别仅为27.6%、27.9%；俄罗斯的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为4.3%，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农业产值却仍高达21.6%、20.1%和19.7%。可见，各国向工业和后工业社会转型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

20世纪末期以来，模块网络化的初步发展使得以中国为加工制造轴心的东亚产品内分工网络快速兴起，而中亚国家正逐渐成为中国的初级产品供给国。2000年，俄罗斯对外出口的5.09%输往中国，到2012年升至6.4%，从中国进口占总进口比重由2.8%升至15.44%；哈萨克斯坦向中国出口比重由7.75%升至17.86%，进口比重从3.06%升至16.83%；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出口有所下滑，但进口比重升幅显著。在跟中国的贸易往

来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中亚国家在自由市场作用下逐步走向外围化。2012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中，初级产品比重增至66.36%，相较2000年的18.99%上升近50个百分点；哈萨克斯坦的初级产品出口占比也从2000年的32.28%升至2012年的68.32%；吉尔吉斯斯坦的初级产品占比虽然有所下降，但2012年却维持在64.63%的高位（表2）。

表1　2002—2012年中俄和中亚五国国内生产总值与产业结构

数据来源：UNCTADSTAT Database。

表2　2000、2012年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向中国出口贸易概况

注：Kesenci（2002）提供的五阶段BEC分类，贸易商品分为：初级产品（111＋21＋31），含半成品（121＋22＋32）和零部件（42＋53）的中间产品，含资本品（41＋521）和消费品（112＋122＋51＋522＋61＋62＋63）的最终产品。因UNCOMTRADE数据库中不能获得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BEC商品贸易分类统计，故未纳入计算。
数据来源：UNCOMTRADE BEC Database。

转向初级产品出口，意味着一国发展趋向于依赖自然资源禀赋，而非通过工业化来累积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源，难以实现后续的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一旦自然资源陷入枯竭，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难以持续，容易引发更为复杂的政治矛盾和社会动荡。因此，仅仅依靠自由市场原则，并不适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长期合作和可持续发展。鉴于此，面对模块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丝绸之路成员方不仅可能、而且有必要建构自主转型系统，以符合自身及时代发展需要。

第一，模块网络化使生产系统对异质产品产生巨大需求，任何多样化、小批量的“长尾市场”［12］都可能为模块网络化提供潜在发展空间，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的丝绸之路国家均能纳入模块网络化发展体系。

第二，模块网络化使生产过程的分工不断细化、专业化，不仅生产制造领域走向技术升级，信息科技等生产性服务也在不断衍生，同时随着劳动者对农产品需求量和品质的提升，农业生产领域也走向现代化，即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在模块网络化机制下趋于共生演化。由于企业专业化和异质化的前提是创新，而这有赖于劳动者心智的开发，因此，高质素人力资源的供给成为“三化”共生演化的重要基础。模块网络化使生产系统愈趋复杂，也为越来越多企业走上各自的异质化方向提供可能。由此，任何国家和地区都能在模块多层级分解中选择不同的专业化和异质化方向，并通过人力资源的培育和供给，继而技术创新来实现各自的产业升级与转型。而且，基于模块分解的网络内在联结性，各国的异质化方向成为同一网络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彼此只有通过密切合作实现联结才能共同发展。

第三，在模块网络化驱使生产分工不断细化过程中，能承受高租金的高新产业聚集在城市中心、租金承受能力下降的产业不断向外转移，空间调整过程产生内在联结的层级化产业聚集空间结构，即“三化”与城镇化趋于共生演进，模块网络化提供区域发展和转型的强大动力。

第四，不管是人力资源的培育，还是城镇空间的改造，在模块网络化发展中都日益表现出公共产品特性，需要由同样趋于网络化发展的公共服务生产和供给组织高效地提供相应服务。因而公共服务成为全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与所服务的市场形成协同关系并共生演化，两者不可分割。

第五，模块网络化的发展迫切要求更大范围的市场开放。对于转型或发展中国家来讲，幼稚产业的成长有个过程，其承受国际竞争挑战的范围会不断变化，而且各国能够达到的市场通达程度也取决于国际谈判。因此，影响国际市场运作的国际公共服务在开放环境下也构成全产业链的延伸部分，需要根据市场变化提供订制化、富有弹性的国际公共服务，以满足生产系统产业升级的需要。

可见，基于模块网络化，差异化的产业演进方向成为可能，且各产业演进方向内在联结；异质化的产业演进需要依托于各自国内外公共服务的供给，即形成本地化、自主的转型升级系统。由此，模块网络化的发展特性表明，其一，发展水平各异的丝绸之路成员方有可能找到各自的转型方向，且各发展方向内在联结；其二，丝绸之路成员方的发展及与外部合作关系的拓展，归根结底取决于自主的转型升级；其三，面对强大的转型压力，丝绸之路各成员方只有依托于各自的自主转型系统，才能巩固其可持续的分工地位，不至于陷入外围而难以自拔。总之，基于模块网络化的自主转型系统的建构，为各方自觉参与合作、实现共赢提供可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得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四、丝绸之路经济带共生协同转型机制的建构(www.daowen.com)

在陆权时代，古丝绸之路开辟了由亚洲的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两大经济中心驱使，彼此商贸、文化互通带动诸如撒马尔罕城等丝路沿线欧亚非各驿站、集市、居民点、城市共同兴起和发展的国际交往与合作模式。［13］在模块网络化时代，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样需要在扩大市场通达范围的前提下，基于全新理念和逻辑建构共生协同转型机制，从而为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指明现实路径。

首先，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各地区建构自主转型系统是根本。其一，任何地区基于模块网络化而展开的分工细化、专业化、异质化，都有赖于各自以人力资本累积为核心的国内外公共服务供给，市场与政府不可分割，且具有区域独立性；其二，自主转型系统为各国、各地区的主权独立奠定基础，从而使平等的国际交往和合作成为可能；其三，自主转型系统的构建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可能突破外围陷阱，实现经济社会繁荣，由此为地区稳定和提升购买力创造条件，这有助于可持续地扩大国际市场规模以及夯实国际合作基础。

其次，提高延伸至欧亚的内外市场通达性是重要条件。市场通达性水平的提升，使各国、各地区的微观主体和组织得以最大程度的集聚异质产品需求，从而可以参与模块分解，实现各自模块的规模化生产，继而走向异质化和专业化。也就是说，提高市场软硬件通达水平为模块网络化的运作创造条件，也使各地区建构自主转型系统得以可能。由于欧洲和东亚两大经济圈之间的中间地带发展水平较低、经济规模较小，仅仅联通欧洲与中亚、或者东亚与中亚都难以达到集聚市场需求、重构生产系统的目的。因而联通欧亚变得确有必要，这使中亚在两大经济圈互通商贸过程中通过发挥联结功能参与其中，并逐步走向共同发展。自模块网络化初步发展的20世纪末以来，北美和东亚因跨越太平洋的运输相对便利等因素作用，彼此一体化程度较高；但欧洲国家却有六成以上的贸易活动是与区域内国家展开，这与欧洲与东亚间海洋运输路途遥远、陆路通道不通畅有一定关系。［11］因此，打通欧亚商贸通道、特别是陆路通道后，欧亚两大经济体驱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商贸往来和合作仍有广阔发展空间。当然，打通中亚联通欧洲的陆路通道在国际政治经济外交格局中，仍然面临多重障碍，故而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联通俄罗斯、中亚成为当前阶段的工作重点。

再次，各地区走向差异化发展方向。由于各国、各地区的发展基础和地缘优势存在差异，在模块分解中，各地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化方向。如从中国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代表性地区来看，以喀什为代表的新疆地区有一定工业基础，且毗邻中亚国家，可发展面向中亚的商品贸易、加工制造和国际物流中心等；作为古丝绸之路起点的陕西，在中国东向开放中发展相对缓慢，并累积起多层面的发展问题，如工业亟待升级、能源利用和可持续开发、农业现代化发展、生产性服务衍生、环境保护、城乡协调、跨区域间政府合作等。陕西所面临矛盾的综合性和复杂性给创新自主转型系统、实现“四化同步发展”提供了典型的试验区，加之其在亚欧大陆桥中的地理位置也并不占优，因此陕西已不能像在古丝绸之路中那样，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驱动端，但陕西在创新和建构自主转型系统中所累积的发展经验、知识和技术，可以成为服务贸易的核心产品，通过文化传播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并由此奠定陕西的独特地位。此外，上海在国际金融服务、生产制造基础、生产性服务供给等领域可以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支撑；上海和北京分别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创立城市和秘书处所在地，可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协商合作提供国际公共治理平台。

最后，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参与方走向“共生协同转型”。一方面，在各国、各地区融入模块网络化并走向企业异质化、地区差异化过程中，模块分解与网络联结使企业、地区、国家成为国际全产业链的共同组成部分，彼此无法分割。只有不断强化合作，各参与方共同应对市场变化的弹性反应能力才能得以增强并实现共赢，否则或因网络体系无法有效联结而导致各方共同陷入发展困境。另一方面，各个自主转型系统的构建有利于扩大市场整体规模，在互联互通过程中，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其他参与方提供更大的转型与发展空间。由此，基于自主转型系统的差异化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成员方得以“共生协同转型”。

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是转型或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初级产品相对丰富以及开发便利等因素很容易使这些国家感染“荷兰病”——初级产品部门繁荣导致其他部门衰落——而这从根本上不利于各成员方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虽然建构“共生协同转型”机制是一个需要各成员方不断共同努力并艰难探索的过程，但它却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隆起指出现实可行的发展道路。

五、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弹性合作模式

为促使“共生协同转型”机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得以建构，有必要从转型或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出发，选择富于弹性的合作模式。

首先，构建“主权国家＋中心城市＋自由贸易区”三级合作框架。目前，从安全合作起步的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建立起中国与中亚国家间日趋成熟的合作框架与机制；2005—2006年，上合组织将合作范围进一步扩展到经贸领域，通过在西安设立“欧亚论坛”和举行“‘丝绸之路’投资论坛”等促进各方的交流与磋商；2013年9月，欧亚9国城市代表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安宣言》，就丝路沿线中心城市间合作达成共识；近来随着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中塔喀什自由贸易区的规划也被提上议事日程。虽然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上述各领域所取得的初步成果还较难看到其内在关联性。但是，从共生协同转型的发展机制来看，由于自主转型系统建构的必要性，丝路各方需要根据各自国情和发展需要，循序开放合作。因此，构建三级合作框架成为各国的现实选择。第一，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主的主权国家间磋商和合作机制构成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基本制度框架，是各方维护主权和国家根本利益的重要平台；第二，中心城市作为建构自主转型系统的主体，有必要构筑自我演进路径和维护其独立性，这需要了解、学习、形成自主建构的方式和方法。因而，中心城市间主要构筑知识、信息、文化交流合作的载体和平台；第三，共生协同转型机制的运作一方面有赖于丝路各方尽力开放本国市场需求、并融入专业化分工，另一方面又需要减少国际竞争带来的冲击，因而各国可以选取条件成熟地区作为自由贸易区先行开放，并作为参与共生协同转型机制的合作与运作实体。总体来说，通过三级合作框架，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整体欠发达的背景下，各国既可以维护自身根本利益，又能够促进发展经验的分享，丝路沿线自由贸易区网络的运作还能使先进生产方式在欠发达地区得以付诸实践。

其次，构筑从硬件通达到软件通达的多重互通互联环境。通过上合组织各方的努力，当前新亚欧大陆桥沿线的交通运输通道建设正大力推进，硬件通达性将由铁路、公路、航空、能源管道等继续延伸至信息技术及网络建设。由于共生协同转型机制运作需要各模块化生产网络成员共享即时信息、同步运作以响应市场需求，因而：第一，在自由贸易区层面的合作实体中，除需要多元的交通基础设施实现联通外，对信息网络的通达性也提出更高要求。这要求在软环境建设中减少规管，保障企业运作效率；第二，在中心城市间合作层面，更侧重于知识信息文化传播的快捷性；第三，在国家层面，除各国达成互通互联的制度框架外，更主要是各国各自构筑中心城市与周边区域间的软硬件通达环境，以服务于自主转型系统中产业的空间调整，使本国落后地区得以分享中心城市发展成果。

再次，拓展从商品贸易到服务贸易的多层次合作领域。自主转型系统是建设与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中之重，提供国内外公共服务、开发人力资源、促进不同方向的专业化和异质化，不是与商品自由贸易相分割，而是需要同步推进。所以，不仅发达国家在适应生产方式的变革，逐步展开TPP（《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和PSA（《多边服务业协议》）等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磋商与谈判；发展中国家也有必要积极应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形势。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来讲，主要适合分层开放格局，在不同的开发开放区开展从交通、能源、农业到金融、投资、文化往来，从商品贸易到服务贸易、甚至公共服务领域等的多层次的合作，以适应自身和丝路经济带整体发展需要。

最后，引入订制化的弹性国际合作协议。对于转型或发展中国家来讲，各国的开放程度和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有很大差别，因而在利用开放环境实现自主转型升级的宗旨和目标下，各国不能用统一的开放标准“一刀切”解决所有国际经贸合作问题，而是需要由“管理”“管治”理念转向“治理”“服务”理念，针对全产业链不同环节的不同需要订制相应的国际合作协议，并随着市场环境变化，进行弹性调整和敏捷响应。多元化、多层次的国际合作协议网络之间并不一定是竞争关系，而是存在互补性，即共同满足于各国不同角度的发展需要以及整体一体化的推进。如上海合作组织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主权国家间合作与经济领域合作之间形成互补关系，俄罗斯所倡导的“欧亚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有可能在不同国家和区域合作之间形成一定互补性，这都有利于欧亚一体化的拓展。为适应与达成弹性合作协议，丝路各国参与国际合作协议磋商的部门和机制均有待强化运作效率，即自身也需要充分利用模块网络化的潜在价值，通过多层次的模块分解，强化各领域、各方向的专业化研究；然后通过模块组合提供订制化的合作规则。参与国际公共治理部门的重构，是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多层次国际合作协议网络的弹性制定和有效执行构筑组织基础。

总而言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还处于初始阶段，全球新兴生产组织方式的兴起为丝路的创新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但重振路径如何规划、继而如何转变为现实等等，还需要更多的共识和实践。

【参考文献】

［1］　阮宗泽.中国崛起与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共有利益的塑造与拓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　李宁.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经贸合作的风险分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3（4）：54 -58.

［3］　马莉莉.网络化时代的公共服务模块化供给机制［J］.中国工业经济，2013（9）：95 -106.

［4］　PINE ⅡB J. Mass Customization：The New Frontier in Business Competition［M］. 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2.

［5］　刘文涛.基于大规模定制的重调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6］　GEREFFI G，KSPLINSKY R. The Value of Value Chains：Spreading the Gains From Globalization［J］.IDS Bulletin，2001（32）：3.

［7］　青木昌彦，安藤晴彦.模块时代：新产业结构的本质［M］.周国荣，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8］　曹虹剑.网络经济时代模块化组织治理机制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9］　利丰研究中心.供应链管理：香港利丰集团的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0］　严崇涛.新加坡发展的经验和教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11］　马莉莉.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展基础与选择［J］.国际问题研究，2012（6）：50 -61.

［12］　克里斯·安德森.长尾理论［M］.乔江涛，石晓燕，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13］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原刊于《人文杂志》2014年第5期）

【注释】

[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产品内分工深化视角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路径研究”（09JL010）；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攻关项目“基于模块网络化的协同转型：丝绸之路经济带、关天经济圈、国际化大都市、省市共建大西安四位一体共生演化研究”（14J236）；陕西省教育厅项目“西安：内陆型城市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特色路径研究”（2013JK0100）；陕西省社科联项目“国内外产业转移背景下陕西构建‘四化同步’协同机制研究”（2013C061）；西北大学哲社繁荣发展计划重大培育项目“基于模块网络化的建构‘四化同步’协同机制研究”（2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