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然后再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由此看来，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2〕马克思曾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3〕这说明改变生产关系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也曾谈道：“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4〕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生产关系先后经历了三次大变革，从正反两面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一是50年代初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因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被广泛地调动，农业得到较大发展；二是1956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20年间，土地等生产资料变更为人民公社所有制，加之，“左”倾错误的推动，不切实际地扩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对农村所有制的改变，要求过急过快。1958—1976年间，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盲目提高生产组织规模和提高公有化程度，实行高度集中经营、集中劳动和分配上平均主义，不许农户搞适度分散经营和发展家庭经济，并把商品生产视为资本主义给予否定。这些做法严重违背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客观规律，使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严重挫伤，农业发展遭到挫折；三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生产关系得到调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以推行，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出台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稳定和完善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为了使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2004—2015年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其政策调整目的是加快发展农村生产力，使生产关系更适应生产力发展。(www.daowen.com)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仍应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是否有利于改变农村面貌和保持农村社会稳定，作为评价执政党农村政策对错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