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由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4〕等因素，导致中国的农业发展水平极其低下，农村经济极为脆弱，农民长期处于极度贫困状态。直至1978年，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5〕全国农村社员每年从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到的收入增长十分缓慢，1978年仅有74元，比1957年的40.5元只增加33.5元，即这21年间平均每年每人只增加2.8元。这使得广大农村长期难以摆脱贫困，1978年全国贫困人口达2.5亿，相当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6〕特别是“剪刀差”政策，国家从农业获取了丰厚的积累，而农民则变得极度贫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民增收问题被中共中央提上议程。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只有加快发展农业生产，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使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富裕起来，也才能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于是，1982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了第一个关于“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文件指出，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不但克服了集体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端，而且纠正了长期存在的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的缺点。^〔7〕文件提出要在各地建立的生产责任制中，实行联产计酬的要占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8〕该文件对在全国迅速展开的农村改革做了总结，着手解决了束缚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问题。至此，长期存在的“吃大锅饭”的怪状被终止，生产责任制得以建立，生产关系也得到了局部的调整，历史形成的管理集中、经营方式单一的弊病也得到了纠正。紧接着，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又从理论上阐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9〕文件要求调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提出：“今后，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少数重要农产品，继续实行统购派购；对农民完成统派购任务后的产品（包括粮食，不包括棉花）和非统购派购产品，应当允许多渠道经营……凡属收购任务以外的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可以有升有降。”^〔10〕可见，此文件已认识到扩大农民自主权的必要性，开始对农产品购销政策有所放宽，并已意识到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截至1983年底，全国已有1.75亿农户实行了包产到户，占农户总数的94.5%。此后，包产到户迅速成为农村的主要经济形式，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粮食产量不断攀升，出现了粮食卖难、存难、运难的现象。因此，改革农村流通体制中不适应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情况就成为1984年农村工作的重点。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通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11〕文件还指出“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对农民向土地的投资应予合理补偿”。^〔12〕这个文件进一步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然而，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的弊端日益显现，已影响到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因此，在打破集体经济中的“大锅饭”之后，仍须进一步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进一步把农村经济搞活。于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制定“十项经济政策”，即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规定：“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由商业部门在播种季节前与农民协商，签订定购合同。定购的粮食，国家确定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即三成按原统购价，七成按原超购价）。定购以外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如果市场粮价低于原统购价，国家仍按原统购价敞开收购，保护农民的利益。定购的棉花，北方按‘倒三七’，南方按‘正四六’比例计价。定购以外的棉花也允许农民上市自销。”^〔13〕文件发布后，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被取消，农产品不再受原来经营分工的限制，任何单位都不得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随后，农业生产条件也不断改善，商品经济的横向联系也有所发展。但是，一部分地区农民种粮的兴趣有所下降，在农村经济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摆在执政者面前的难题仍然很多。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出台“中央一号文件”，对1986年的农村工作进行部署。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为鼓励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对于粮食合同定购方法将不断加以改进，并稳定农用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继续实行对农用生产资料的补贴，对有困难的小化肥厂减免税收，以便降低化肥销价。为提高农民扩大资金积累的能力，对农民的税收要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并严格禁止乱摊派、乱收费；要支持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广开生产门路，实行‘以工补农’。”^〔14〕文件下发后，实行数十年的粮食统购政策被改为合同定购。同时，农业调产业结构也得到了调整，也注意到处理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务农与务工的关系。此举进一步摆正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www.daowen.com)

至此，20世纪80年代出台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通过肯定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废除人民公社，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取消统派购制度，赋予农民生产和交换的自主权，保障了农民的经济利益，尊重了农民的意愿，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逐步摆脱单一的生产模式，可以从事非农经营活动，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为农村的稳定和农民收入稳步较快增长奠定了政策基础，创出了一条中国农村改革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