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背景

早在五六十年代，包产到户就在浙江、安徽、广西等省出现过。1962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与会者议论较多的是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这成为毛泽东批判邓子恢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导火索，毛泽东批判农村工作部“建立以来没办过一件好事”，^〔75〕并给予撤销。此后，没有人敢再提包产到户了。

（二）简要经过

1976年7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五亿农民都来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76〕的评论员文章，号召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起来，“狠批中国赫鲁晓夫鼓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77〕的修正主义货色”，并株连大批农村基层干部遭到批斗，破坏了农业生产力。196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文，称“中国赫鲁晓夫是富农经济的狂热鼓吹者，是扼杀农业合作化的头号走资派，是‘三自一包’的黑风总根子”等。文章还不点名批评支持过包产到户的邓小平和邓子恢等。

1967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中强调，“反对分田到户，反对闹单干”。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全国农村广泛掀起了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革命大批判浪潮。(www.daowen.com)

（三）影响

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批判，打乱了中共中央对农业农村工作的部署，严重扰乱了国民的思想，严重破坏了生产力，抑制了农、林、副、牧、渔多种经营的发展，使刚要萌芽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惨遭扼杀。^〔78〕主要表现在：一是有些地区把自留地全收归集体统一经营，并联系所谓的“斗私批修”，解决“三自留”（自留地、自留时间、自留人）和“三争”（种自留地与集体生产争季节、争肥料、争劳力）。二是限制社员经营家庭副业。严格限制社员经营种植业和养殖业。三是农村集市贸易被取消。“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成了农村集贸的“罪名”，农户同商品和市场的联系被阻断。

与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批判的同时，农村却普遍存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多干的不如少干的，少干的不如不干的，不干的不如捣乱的”，因而出现了“上工人喊人，下地人等人，干活人看人，收工人撵人”的现象。平均主义已经严重扼杀了农民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