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出外资研发会对自主创新产生影响的是麦克道格尔(1960), 他在研究外商投资对东道国产生的影响时, 首次提出了外商投资对自主创新的溢出效应。随后, 学术界关于外资研发对内资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开展了不同的研究, 但迄今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当前, 国内外学者主要有三种观点, 分别为外资研发对内资企业自主创新的“促进论”“抑制论”和“不确定论”。

1.促进论

主张外资研发会促进内资企业自主创新的学者认为, 外资研发会通过提高东道国的生产效率或技术水平等方式来促进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哈佛大学的卡维斯(1974) 提出了外商投资的三种不同的溢出效应, 同时验证了外资企业的进入能通过提高内资企业的生产率间接促进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布罗思托姆(1983) 在卡维斯(1974) 的基础上, 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外资研发会对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产生正向的影响。该研究结果在不同的国家也得到了证实: 萨维德斯等(2004) 利用32 个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外资企业的研发投资会显著促进生产效率增长; 此外, 科比波恩(2006)、阮(2008)、帕克等(2017) 分别对泰国、越南、乌克兰作了相关研究, 指出外商投资均促进了制造业的创新能力。

当前, 国内研究大多是通过研究外资研发投入对内资企业研发行为及创新产出的影响, 或者是通过研究外资研发投入与生产力水平之间的关系来验证外资研发是否会对自主创新产生影响。现有的文献主要基于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的数据进行研究。

在地区层面, 沈坤荣、胡凡(1999) 考察了1986—1997 年南京市FDI 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 发现外商投资和技术发展之间存在正向联系。冼国明、严兵(2005) 基于省际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外商投资促进了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且在以小型专利申请量衡量的自主创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外商投资对我国不同地区自主创新也均有影响: 许泱、郭庆宾(2010) 认为外商投资对我国中部、西部和东部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都有促进作用; 章文光、王晨(2014) 也指出外资研发对我国北上广江苏的自主创新均有促进作用。吕新军、代春霞(2017) 采用30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 证实了外资研发投入会对自主创新产生正向的溢出, 两者处于同步发展之中。

在行业层面, 王红领等(2006) 利用我国工业行业1998—2003 年的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考察, 结果表明外商投资会通过竞争效应迫使同一市场内的内资企业加大研发力度, 从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邱立成等, 2017)。盛垒(2010) 对我国37 个工业行业的外资研发与内资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证实了外资研发对以专利申请量衡量的自主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祝影、史晓佩(2016) 也发现在高技术产业的五大行业中, 外资研发和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均处于稳定的良性协同发展阶段。

2.抑制论(www.daowen.com)

与上述支持“促进论”的研究相反, 部分学者认为外资研发会抑制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 或者对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影响甚微。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 部分外国学者认为大量的外商投资会抑制东道国的生产能力或者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如艾特奇和哈里森(1994) 利用委内瑞拉1975—1989 年4000 多家公司的面板数据, 研究发现外商投资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被合资企业所捕获, 内资企业并未从中获益, 还对内资企业生产率造成了负面影响。巴里(2005) 基于爱尔兰大型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指出外商投资增加了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 会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来抑制内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卡西莫尔等(2002) 宣称外商投资不会对内资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正向影响。

国内也有大量研究表明外资研发不会带来知识和技术的转移, 一部分研究认为外资研发会限制我国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 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杜群阳、朱勤(2007) 认为外资研发投入的增加会使外资产品占领大部分产品市场从而抑制内资企业的创新活动。由于外资企业的示范效应弱、导向效应差、合作溢出效应差、人才流动效应小(吴林海、罗佳, 2008), 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过高, 内资企业的研发动力不足(陈羽、邝国良, 2009), 外资研发的增加会降低内资企业的研发能力(邓路、高连水, 2009)。司马慧(2014) 将外资研发的来源分为国外企业研发和港澳台资企业研发, 指出国外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以新产品销售收入衡量的自主创新能力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另一部分研究则认为外资研发与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关系, 即外资研发在我国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彭纪生、孙文祥(2005) 指出外资企业会对核心技术的研发进行严密的保护, 在海外仅进行非核心技术的研发, 从而不会产生外溢效应。外资研发对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甚微(张振刚、胡琪玲, 2012), 政府政策和外资研发对自主创新的影响也不显著(张海洋, 2008)。

3.不确定论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 外资研发对内资企业自主创新可能存在影响,也可能不存在影响, 即使存在影响, 也需具备一定的条件。部分学者认为,外资研发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门槛值, 只有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存量达到一定水平, 外资研发才会对自主创新产生正向影响(许彬等, 2000)。西纳尼和迈尔(2004) 指出外资研发对自主创新的影响的大小和方向取决于外资研发的投入方式、内资企业所有制结构和企业规模等, 因而存在不确定性。这一结论也得到了阿斯兰诺格鲁(2000) 对土耳其、李光勋(2006) 对OECD 国家的样本中69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支持, 这些研究均认为只有满足一定的条件, 外商投资(包括研发投资) 才会对自主创新产生正向影响。

与此同时, 这一结论也得到了部分国内研究的支持。外资研发投入对不同的行业会产生抑制作用、促进作用或不确定的影响(孙文杰, 2010)。董书礼(2004) 提出外资研发投入既可能导致外资企业的垄断, 也可能促进内资企业技术进步。在将外资研发投入分为人员投入和经费投入的基础上, 祝影等(2016) 发现一方面外资研发经费会对自主创新产生正面影响, 另一方面外资研发人员的投入会产生“挤出”效应。此外, 外资研发与内资企业的创新效率之间还可能存在倒U 形关系(罗小芳、范新垒, 2016), 因此高技术产业在吸引外资研发投入时需要适度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