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由“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转型，建成中国综合性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20 世纪80 至90 年代起，上海向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转型，先后提出“一个龙头，三个中心”以及“四个中心”、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奋斗目标。上海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企业改革，吸引了大量外资、外企和跨国公司，这给城市发展带来新的机会和就业，但这些机会主要集中在财务、贸易以及高科技方面，受惠者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一般劳动阶层则被迫转到低工资和缺乏保障的劳动力市场，失业问题日渐突出（图5.3）。

图5.3　1991—2000 年上海城镇失业情况

资料来源： 叶栩青、王方华《上海失业保险的现状分析和改革建议》，《上海综合经济》2002 年8 期，13 页。

进入21 世纪后，在“上海是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上海”，以及“上海的房地产价值要放在全球格局中去考量”的声浪中，上海房价飙升，远远超出了本地普通市民的购买能力，房地产市场变成了一个“外部人游戏”。因此有人提问：“上海还是上海人的上海吗？”事实上，在上海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重构与分异过程中，由于中心城区高房价的空间分选作用以及政府中低价动迁安置商品房的郊区化，导致了许多长期居住在市中心的低技能、低工资的居民搬迁到偏远的地区。弱势群体居住空间被边缘化，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图5.4）。^[19]

图5.4　不同收入群体居住空间选择示意图

资料来源： 杨上广《大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研究》，《城市规划学刊》2005 年5 期，17 页。(www.daowen.com)

（1）由于上海市在传统工业萎缩后，并没有在周边郊区形成新兴的制造加工业工厂带，劳动者群体的工作基本局限在城市服务业和各种杂业上，而这些行业主要集中在内城区。因此，动迁后，搬到了城外的居民不得不面临居住地与工作地的远距离分离。

（2）由于城市改造过程中轨道交通基本上是与商品住宅区的开发互相刺激、发展的，在廉价的动迁房地区，往往只有有限的公交车线路与内城区相联结，造成部分居住在城市边缘区和外围的居民出行不便，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城市的发展。通勤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成了动迁户的一大困难，不少动迁户即因为这一困难而拒绝外迁，也有不少人动迁后即失去了工作。

（3）由于低收入群体缺乏对产业资本的吸引力，在外城区及郊区动迁居民居住地，商业服务设施缺乏，同时学校、邮政、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也普遍缺乏，居民购物、看病、上学、办事多需要进城，这就造成了他们生活成本的无形加大，也限制了他们享受中心区公共服务设施和其他便利的机会。

（4）在动迁过程中，许多原来三代共同居住或就近居住的家庭被动解体，往往是子辈因为工作和子女入学等原因选择在城区购买二手公房，而老人住进郊外的安置房。这既造成了安置房社区的严重老龄化，也实际加重了这些贫困群体的家庭生活成本。代际间经济上、生活上的互助原是城市贫困家庭应对生活困难的一个重要手段，如今老人离开城区单独居住的现状显然削弱了这个群体的家庭自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