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关于后福特组织^[5]管理的评论主要集中于职权、权力、责任和资源的下放。文献描述出现了更小型和更灵活的组织形式（Bahrami, 1992），以更为网络化的管理方式运行（Powell, 1990; Thorelli, 1990）。跨国公司正朝着网络型组织形式前进（Ghoshal & Bartlett, 1990）。

卡斯特（Castells）的《网络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一书认为，在“信息经济”中，网络化组织已成为主导型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在术语中被称为“网络型企业”（network enterprise）。这是

一种特殊的企业形式，其方法体系是由各自主目标体系的交集构成的。…… 一个既定网络的表现将取决于网络的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连通性（connectedness），也就是它促成各组成部分之间无障碍沟通的结构性能力；其二是一致性（consistency），即网络目标及其组成部分目标之间利益的共通程度。（Castells, 1996: 171）

卡斯特根据来自东亚（日本、韩国和中国）商业公司的实证证据，认为东亚商业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就是“网络型企业”。

这种体系的构筑基石并不是公司或个别企业家，而是不同类型的网络或商业群体，尽管其类型可能有种种变化，但都趋向于符合我描述的网络型企业这种组织形式。（Castells, 1996: 173）

卡斯特认为，亚太地区基于公司外部网络的商业模式的成功对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85）关于 M 型大公司的解释（将其视为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和钱德勒（Chandler, 1961, 1977）的 M 型公司模型构成了挑战。

因此，威廉姆森颇具影响力的解释——即大公司的出现是通过把各种交易在公司内部化，从而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的最佳途径实现的——面对亚太地区基于企业外部网络的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过程的实证证据，是完全站不住脚的。(www.daowen.com)

类似地，基于网络结构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似乎也与钱德勒的经典分析有矛盾。钱德勒把大型多单元公司的兴起归因于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通信技术的可获得性，这使大型企业能够把握广大的市场，从而享受规模经济的成果，并且内化成为企业的一部分。

尽管人们认为是市场规模诱发了垂直型的多单元公司形式，但是竞争的全球化却使大型企业融入了多方向网络构成的大网之中，而多方向网络成了真正的业务经营单元。由于技术愈趋复杂所造成的交易费用的上升并未导致公司中交易的内部化，而是通过网络将交易外部化并分摊成本，这么做虽然明显增加了不确定性，但也使不确定性的传播和分摊成为可能。（Castells, 1996: 190/193）

卡斯特预测，大公司若要生存下去，只能将其组织形式从“垂直、理性的官僚体制”转变为“由多功能决策中心组成的关联网络”（Castells, 1996: 166）。其言外之意是大公司的生存取决于公司是否能分解成多中心网络，每个中心都有自主决策权。

20世纪90年代，大公司进行了大规模组织结构重组，采用了新的商业模式，侧重核心业务，精简劳动力，并且把非核心业务活动外包（Ruigrok & van Tulder, 1995）。“网络”这一术语在关于变化的商业结构和新兴的商业组织形式的讨论中得到广泛应用。总体而言，对网络的观察主要着眼于对公司内部网络化管理和公司之外网络关系的研究（Child & Heavens, 1999）。关于公司内部网络的研究侧重于在不同国家运作的业务经营单元与全球公司总部之间的关系。多国公司被认为是一种跨组织网络。有研究提出，总部和各国业务经营单元之间的相对权力关系取决于产业活动中涉及的各国组织机构内外的联系和互动程度（Ghoshal & Bartlett, 1990）。公司外部网络或战略网络所研究的公司嵌于公司和其他组织形成的横向或纵向关系网络之中。其他组织是指各国各行各业中的供应商、客户、竞争者或其他实体。这些战略网络包括战略联盟、合资公司、长期“买方—供应商”合作伙伴关系和其他类似的关系（Gulati et al., 2000）。

全球性大型企业的重组大大强化了关于公司间网络关系的概念。知识学习和共享强调一家公司各业务经营单元之间的网络关系。不过，在网络企业模型中，由谁来对各个组成部分进行“治理”，从而保证“连通性”和“一致性”呢？领导中心和权力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