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两个百年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3.1.1　乡村振兴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文如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这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设定了方针、方向与指引。

（1）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以往多次提过“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但党的十九大首次明确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同时提到优先发展的还有教育与就业。由此可见，十九大报告将农业农村工作与教育、就业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观念上、认识上、工作部署上的重大突破和重大创新，同时将农业农村放在一起表述也是对“重农业、轻农村”观念的矫正。贯彻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指导思想，要进一步调整理顺工农城乡关系，在资源条件、要素配置、公共服务等上面优先保障、优先满足、优先安排农业农村，加快农业农村经济社会等的发展，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信息流通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短板。

（2）乡村振兴的总要求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20字发展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这个表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20字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扩展升级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想，对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设定了更高的目标。

乡村振兴的各项要求之间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产业兴旺带来农民的生活富裕，富裕起来的乡村，邻里关系可能变得融洽、争吵变少，农村公共事务的协商合作也可能因此变得容易起来，当然这其中可能也与乡村治理变革有关；富裕到一定程度以后，农民可能开始重视干净的空气、怡人的景观、便捷的城乡交往、适宜的人口密度等生态宜居要素，也更有能力将更多的资源投入生态环境的改善，实现生态宜居的要求。另一方面，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也可能推动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乡风文明建设有助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从而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与农业的进步；生态宜居程度提升，可以推动乡村旅游业等产业的发展；社会治理的改善可能会激励乡村精英发挥作用，一部分从农村流出的精英也可能回乡反哺乡村建设。由此可见，生活富裕和产业兴旺相对于乡村振兴的其他三项要求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同时这两者也会从治理有效、乡风文明和生态宜居的发展中受益，五者并进形成乡村振兴。

（3）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针对城乡关系，党的十六大提出“城乡统筹”的路线方针，主要依托政府主导、通过宏观统筹解决优良的医疗条件、教育资源、基础设施等“城市有而农村没有”“两者差距较大”的问题。经过十多年的重大部署及实践推动，我国初步形成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发展的良好局面，但是城乡二元分割的结构仍然非常明显，农村落后于城市，城乡发展不平衡、融合水平不高。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强调城乡共生共荣，相互依赖需求；强调打破政府单一主体，依托市场、主要靠市场调节，解决市场作用偏弱的状况；努力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积极发展农村要素市场。在专业化不断加深、分工越来越细、城乡之间连接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提出，是新时期党在“三农”工作思路上的创新与进一步拓展，体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思路，准确地把握了当前的形势，顺应了我国城乡未来发展的趋势。

（4）农业现代化

习近平同志强调，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就是不全面、不完整、不牢固的。现代农业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当前，农业现代化仍是“四化同步”的矮板短腿。党的十九大报告针对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就一些重点方面提出了要求：①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产业体系；②健全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完善各种大宗农产品的定价机制、补贴政策、收储制度，它们将影响农业各类具体产品的发展方向和技术应用；③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期协调现阶段大量的小规模经营的农户与现代农业要求的规模经营之间的矛盾。

（5）农村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以前多次被提到过，可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是提到农村现代化，其目的就在于协调农业现代化带来的效率提升、可容纳就业机会减少与大量的从事农业人口之间的矛盾，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同时需要解决大量的农民的就业生计问题；只有这样，才有全面小康、现代化强国的实现。通过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给农民的创业就业开拓更大的空间，创造虽然在农村、但主要不依赖于耕地的新的就业机会，让农民在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中去就业，让他们有更多的收入来源。农村现代化就是要全面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位一体的建设一个都不能缺，最首要的是要实现产业兴旺。

（6）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习近平同志指出，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最主要的仍然是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这意味着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从第一轮承包开始保持稳定长达七十五年，彰显了中央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决心，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与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间节点契合，既稳定了农民预期，又为下一步再完善政策预留了空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实现了土地承包“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为土地流转创造了条件，推动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规范使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当下需要继续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探索“三权分置”的多种实现形式，真正让农户的承包权稳下去、经营权活起来，并对现实操作中出现的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如如何协调承包农户与经营主体间的利益、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以保障农村土地用途的规范性与科学性等做出了回答和应对。

（7）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www.daowen.com)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针对当时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归属不清晰、保护不严格、权责不明确等问题日益突出，侵蚀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基础，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的情形，发布了《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旨在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调动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性，建立产权关系更加明晰、农业经济与市场竞争更匹配以及社区公共服务更有利于农村长远发展的基层社会经济组织系统。一段时间以来，取得了一些成绩，现阶段要继续贯彻落实该意见，做好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摸清摸准集体家底；循序渐进扩大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范围，推广有效经验和做法；盘活农村集体资产，优化农村各类资源要素的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多途径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探索路径方法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明晰各类产权的归属；完善各项权能，激活农村各类生产要素的潜能，建立与市场经济要求匹配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营新机制。

（8）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解决好我国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自始至终都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是农业的首要任务。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各类生产要素的供给及价格变化显著，资源禀赋问题不断推高粮食生产成本，粮食的安全与自给问题日益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适时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为贯彻落实这一国家战略，需大力实施、全面推进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我国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实施藏粮于地的战略，坚守耕地保护红线，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大规模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加快划定和建设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粮食生产功能区，建立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重农抓粮以及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统筹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探索粮食进口的合理途径，依照互惠互利的原则发展可持续的、良性互动的国际农业贸易关系；实施藏粮于技的战略，坚持依靠科技进步、科技创新促进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鼓励粮食领域的重大技术创新和设备研发，做好与粮食生产相关的新机械、新技术、新品种的研发和推广工作，加强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与传统农业的融合，提高农业良种化、科技化、机械化、信息化水平，努力实现我国粮食科技事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世界的升华与蜕变。

（9）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思想是在对地区实践探索进行经验总结与理念提升的基础之上提出的，有着坚实的社会实践基础。自治不仅要求在建构乡村治理机制中要体现村民意志、保障村民权益，还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为村民参与治理搭建平台、拓宽渠道、丰富形式，努力激发村民的创造活力。法治要求培育村民法治理念、法治意识与法治精神，通过宣传、培训、教育等方法，村民提高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自觉，并逐步养成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行为习惯。德治要求将道德规范融入乡规民约，让村民了解什么是鼓励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营造崇德向善、诚实信用、遵守规则的乡村文化；培育和弘扬地方性优秀道德传统，鼓励以合乎时代特征的表达方式增强村民对其的归属感、认同感、责任感和荣誉感。同时，加强自治、法治、德治的融合，以法治保障自治、规范自治，以德治支撑自治、滋养自治，在法治中体现德治，在德治中促进法治；在自治中实现法治，践行德治；实现民意、法律和道德的相辅相成，自治、法治和德治的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最终促成乡村社会的善治。

3.1.2　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评述

（1）是对党在过去近四十多年里所形成的“三农”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改革开放至今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同的阶段党对农村发展的战略思想有着不同的侧重与表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的农民工作思想总纲，为当时国家处理与农民的关系确立了准则。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立足新世纪发展时机、统揽全局，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并进一步明确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二十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要求。2007年10月基于对“三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重要地位的判断，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提出了打造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工作方针。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要将解决好“三农”问题摆在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将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根本途径，进一步明确指出了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本方向与着力重点。2015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强调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要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并明确提出“繁荣农村，必须坚持不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等论断。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农村发展要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为目标，城乡关系要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为思路，明确了“加快推进农村现代化”的总任务。由上可见，从经济与政治上保障与尊重农民，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再到提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打造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再到城乡融合发展，党的十九大关于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继承与发展了党在过去近四十年里所形成的“三农”战略思想。

（2）是新时期对城乡关系的正确决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城乡关系经历了巨大变迁。以改革开放为界，可以把城乡关系的发展历程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为推进工业化，国家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围绕工业化建立的体制将城市和农村分割为两个部门；在计划经济体制的人民公社和统购统销制度下，国家通过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从农业部门获取了巨额资金，改革开放前二十多年，国家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从农业中提取了大约6000亿—8000亿元的经济剩余；且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逐渐加强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控制，建立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这些举措为我国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条件下，较早地达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强化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二元特性，使城市和农村在生产、生活、消费等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城乡发展失衡，城乡间产品不能等价交易，生产等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城乡之间没有正常的市场联系，工农业发展失调，工业化没有惠及农民，农民处于贫困状态。

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逐步引入，城乡要素交流的范围和规模逐步扩大，城乡联系不断增强，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多项重大决策部署，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的变革，取得了多项成就，城乡关系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取消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逐步放开大多数农产品的经营，极大地释放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的潜力，人均农产品生产量和消费量快速上升达到世界中等以上水平；乡镇企业迅速崛起，改变了中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形式——由改革前的农村农业、城市工业二元结构转变为城市工业、农村工业、农村农业结合的多元新型经济结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障碍的消除，使得农民外出务工有效地促进了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农村工业化带动了农村小城镇的复苏与发展，后者又弱化了原有城乡隔离的二元格局，奠定了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基础；农村税费改革开启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征程；近年来，财政支出从主要面向城市逐步转向兼顾城乡，支持包括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公共服务等在内的各项农村社会事业发展。

虽然如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虽发生了一系列积极的变化，但不得不承认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农业基础地位尚不稳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社会公共事业差距的任务艰巨，土地收益在农与非农之间分配不合理，不平等的城乡劳动者就业制度依旧等。

城乡二元结构可能导致城市的“膨胀症”和农村的“凋敝症”，甚至导致所谓“马太效应”——城市越来越强、农村越来越弱。在当下的中国，村落空心化或过疏化、老年人空巢化、妇女儿童留守化、熟人社会陌生化、无主体熟人社会等等乡村问题普遍存在，大量乡村正面临凋敝，乡村凋敝可能带来恶性循环，农村人口持续净流出、大量土地废耕。同时城市又需要多功能农业的产品供给，需要广大乡村绿色空间的生态支撑；农业农村承载着我国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则是对当下的城乡关系做出的正确回应，旨在遏制乡村的凋敝，平衡城乡关系，实现城乡的共生共荣。

（3）是对国际经验与教训的学习与吸取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来看，随着城市化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普遍会出现乡村衰落现象，其主要是由人口的迁移引发的，城市化伴随着大量的农村人口离开农村、向城市集聚，农村人口大幅减少。从发达国家来看，无论是过去的一百年还是最近的三十年，在繁华兴起的大都市背后往往会伴随着乡村的衰落。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更是呈现出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乡村人口急剧减少、城市的贫民窟规模日趋扩大的现象。这似乎是全世界各国都难以避免的“现代化陷阱”，似乎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乡村衰落，乡村衰败是现代化的必然代价。

面对乡村衰落的困境，世界各国也都各自采取了应对措施。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最早制定了单一的农业政策，试图借其来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然而，效果并不佳，乡村衰落的局面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善。由此，这些国家和地区逐渐由实行单一的农业政策转为综合性的政策，综合考虑农业生产、乡村环境、农民福利等问题，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的农业农村发展政策，借其来扭转乡村衰败的局面。日本和韩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都为解决乡村衰落问题先后实施了复兴乡村计划，其中，韩国采取了农民自发推动、政府政策引导的自下而上的“新乡村运动”，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为其日后创造“东亚经济奇迹”打下了坚实基础。与上述国家与地区相反，拉美一些国家，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并没有实施乡村复兴，大量无法就业或不能充分就业的人口聚集在城市边缘形成贫民窟，带来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如墨西哥、阿根廷等，由于任由农村衰落，被城市化和现代化推入了“发展中国家陷阱”。

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发展的进程相似，经过过去多年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发展，当前中国的许多农村地区都呈现出衰败的景象，青壮年劳动力流出，农村大都是老人与孩子，村容、农田、水利、人文、生态环境等都不再欣欣向荣，农村的凋敝衰败与城市的繁华向荣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若不下大力气从根本上应对这一问题，则伴随着城市化现代化推进过程的乡村衰落并引发恶性后果的现象，很可能也会在中国重演。在总结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吸取失败教训，借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