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被重新重视，既是当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我国乡村经济社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一定程度上导致传统治理方式失效，从而急需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治理体系的现实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定了目标导向，更为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既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振兴，又包括治理体系创新和生态文明进步，是一个全面振兴的综合概念”。由此可见，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建立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战略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中央1号文件把“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础，是对当下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大量增加的社会现实的制度回应。

国以农为本，国治以农治为先。故乡村振兴战略是书写民族复兴大计的首要篇章，完善乡村治理是实现国家善治的基石，法治乡村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阵地。因此，中共中央于2014年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党的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乡村法治建设是关键。(www.daowen.com)

乡村法治建设本质上是指在现代法治理念的指导下，利用本土资源，解决本土问题；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据宪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村规民约，多元主体平等协商、共同参与、协同处理乡村公共事务，并使乡村治理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动态过程。乡村治理法治化，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主要内核，也是全国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的精神实质。我国要建设怎样的法治乡村？2019年6月，司法部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召开的全国法治乡村建设工作会议上给出了答案，即“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乡村，是人人遵法守法，事事找法用法，干部带头依法办事的乡村；是有最高的安全感、最低的违法犯罪率，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的乡村；是法治可信赖、权利可保障、义务须履行、道德应遵守，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乡村”。会议还提出，“到2022年，经过3年奋斗，努力实现“两完善三提高”，即涉农法律制度更加完善、乡村公共法律服务更加完善，农村执法质量明显提高、干部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明显提高，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