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实际上已经给出了政府应该“管什么”的答案。一方面，政府职能必须由行政审批型向监督服务型转变，更进一步简政放权，给企业更大的自由度；另一方面，简政放权不等于无所作为，要真正做到管好“该管的”。对做强汽车产业而言，国家必须牢牢掌控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全局性地总体规划，牵头破解制约产业发展的横向难题（如能源、环保、交通等），并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来实现目标管理。除此之外的权限应尽可能下放，真正做到“总体掌控、局部灵活”。目前在简政放权方面有很多工作可做。

对于地方，国家应该给予其更大的灵活度。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我们的一个省往往就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的体量，强求一致只会弊大于利，灵活发展则将更有活力。以车用能源为例，各省大可结合区域优势进行差异化发展，乙醇、天然气等代用燃料各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国家应鼓励各地区根据自己的区域特点发展汽车产业，以及建立有地方特色的健康汽车社会。

对于国企，应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行体制改革。最先要改变的就是考核机制，要让国企关注做强而非简单做大，关注自主而非合资，关注提升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而非简单追求拼凑的规模。如果目标总是盯在眼前的产值和利润上，则短期效应将永远难以消除，国企将很难聚焦自主、专注研发。同时要赋予国企更大的自主度，允许他们按市场经济的需求兼顾眼前与长远利益自由搏击。唯有如此，掌握更多资源的国企才有可能真正发挥做强国家汽车产业主力军的作用。

对于技术路线，国家不宜越俎代庖替企业决策，只需制定目标、监控结果。至于具体选择什么技术路线来满足国家法规和标准，应由企业根据自身情况按市场需求自行决定。例如节能补贴，政府可以规定达到了怎样的标准就给相应的补贴，而不是简单地专门针对某种技术制定补贴政策。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要充分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www.daowen.com)

对于准入，我认为在现今的形势下，汽车准入制度的作用越来越有限了。准入制度的初衷原本在提高汽车产业门槛，避免资源浪费。可时至今日全国各类汽车生产企业多达1300余家，仅整车企业就有171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停产或接近停产，甚至不乏市场竞争的失败者靠“卖”资质给优胜者来“获利”的怪现象。如此准入制度岂不是在限制“优”者进入、保护“劣”者生存了吗？今年国家终于出台了退出机制，对首批48家企业亮了红灯。实际上，目前全世界的汽车厂商大都进入中国市场，市场竞争趋于饱和，再坚持准入已无太大意义，到了让市场来判断谁才是最适合做汽车的企业的时候了。新形势下取消准入，有利于汽车产业的市场化竞争，更有利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崛起和发展。按现有的准入制度，中国将很难产生像美国特斯拉这样的电动汽车“黑马”企业。

最后，我认为政府的职能转变不单单是更大力度的简政放权，还有另一个重要指向，就是真正把事关经济转型升级、民族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和总体规划抓起来。在这方面要重新评估、用心补课，原来没管起来的要认真管起来，管得不好的要努力管好。否则，该管的国家战略没有管，国家就会迷失方向；不该管的管多了，就会妨碍企业的正常运营和产业的健康发展。政府做好了定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才能真正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