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报》复刊后,报纸广告同时开始了恢复发展。在当期的报纸中,除一二版中缝的戏曲信息、本报启事,三四版中缝的电影信息外,第三版下方刊登了一则宁波化工机械一厂的广告,虽然算不上生动,但图文并茂。在6月1日,《宁波报》的复刊词中并未单独提及广告,只是说明了“以经济建设的报道为主”,报纸中地方的经济类信息确实占据了一定的比例,也符合时代发展的重点与特征。
1980年6月8日,《宁波报》上刊登了《热烈欢迎各地工商企业在〈宁波报〉上刊登广告》的信息,“宁波区、市有三百余万人口。宁波市又是省辖市,地处东海之滨,位于余姚江、奉化江和甬江汇合处,水陆交通发达,是浙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宁波港又是浙江省第一个水陆联运港,全国著名的北仑港码头就在本市镇海县内,在海运上占有重要地位,是浙江省对外开放城市之一,担负着祖国‘四化’建设的重任,在政治、经济、文化、工农业生产等方面对全国各地影响很大。因此,我们热烈欢迎全省和全国各地工矿企业在本报刊登工、商广告和其他广告。如需刊登,手续简便,可寄产品照片或文字署名,即予代为设计安排。来稿请注明刊登面积和次数。我们对各种广告一定尽量满足刊户要求,对外埠单位在刊登的时间等方面,当给予优先照顾。”[1]这里主要介绍了宁波的特点和地位,强调这个城市的影响力,而未涉及对广告本身作用的评价,这于刚恢复的报纸和报纸广告而言,也是情理之中,有着扬长避短的特征。
《宁波报》在恢复后的两个多月刊登了一篇名为《话说广告》的文章,文章从党报刊登广告和社会主义企业刊登广告这两个疑问开始,对广告的本质、广告行业的兴起、广告的作用、广告需要注意的问题等进行了分析,开篇的问题,“为啥我们的党报也登那么多广告?”“我们社会主义企业为啥要登广告?”[2]正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对广告存在的不正确认知和疑虑,文章分析了广告的价值,还论述了广告须注意政治性、知识性和艺术性的特点。
虽然在恢复广告当年的半年之内,报纸刊登过证明广告效果良好的《广告一登,顾客盈门》,也刊登过《本报开辟〈供与求〉广告栏启事》,但至当年年末,广告数量并未有明显的增加。《广告一登,顾客盈门》是说奉化通用机械厂在《浙江日报》和《宁波报》刊登了工业缝纫电机的广告后,效果十分显著,“该厂在广告刊登后的四十多天内,先后接到上海、江苏、湖北和本省有关服装厂、丝织厂、绣品厂等单位来函30多件,要求采购工业缝纫机电机、机架等附件。有九个单位直接派人到该厂采购。已经提货成交的购销业务有三十二笔,成交金额达到十万多元。”[3]《本报开辟〈供与求〉广告栏启事》是《宁波报》在1980年12月中上期刊登的启事,启事是这样表述的:“各地工业、农业、物资、社队企业、农工商联合企业,以及国营商业和供销采购部门,需要推销和采购的计划外商品日益增多。为了沟通宁波地、市以及省内外产需之间的供求情况,扩大物质交流,避免中间人从中渔利,并减少采购人员‘满天飞’现象,本报决定开辟《供与求》广告栏。凡出售或求购某些商品、物资等,都可写成稿件,加盖公章,直接寄《宁波报》编辑部财贸组,信封上注明‘供与求专稿’。内容要求真实,把商品规格、质量、价格、交货地点及联系单位名称、地址、银行账号等项书写清楚。稿件刊出后,每行(11个字)收费供方1.5元,求方1元,费用请通过邮局汇款到本报总务室,多退少补。”[4]买卖信息的通联确有需求,但之后并未见这一广告栏付诸实施。直到1985年1月13日的邱隘镇特刊专版中才看到“供与求”专栏,并且仅此一次。
1981年报纸中出现的有关广告的文章,基本都是谈问题的,如刊登在1981年1月17日《宁波报》第二版的《广告必须讲信用》,一家企业刊登广告后,因多种原因取消了供应,但未及时更正信息,使得很多消费者扫兴而归,报纸和企业的信誉都遭到不应有的损害。刊登在1981年2月1日《宁波报》第四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广告的生命在于真实〉》,也是针对广告暴露出的比较明显的内容虚假的问题。(www.daowen.com)
同样刊登在1981年的两篇文章《广告应能指导消费》和《商品宣传有文章》虽然题目中未体现出针对问题的倾向,但内容依然是指出不足的。“但我们也不难看到,现在的不少广告内容千篇一律,不是介绍厂址、电话、产品规格、型号,就是几句笼统的‘美观大方,性能良好,实行三包’,真正实事求是介绍商品性能、特点、保养知识的为数不多,而公开其出厂价或批发价、零售价的更是稀见。值得指出的是,目前有些企业为了推销商品,还套用了那些优质产品的广告内容,有言过其实的现象。……广告的基本要求是真实性。为此,希望有关部门加强对广告的管理和对广告商品的质量检查。”[5]《商品宣传有文章》基于偏见与问题,提出了有建设性的建议,“关于商品宣传,存在两种偏见。一种人认为,只有滞销商品才要宣传推销;也有人在讲宣传时,喜欢讲些不着边际的空话,如质量可靠,价格公道,实行‘三包’等等。……如果我们在宣传时,能够将如何检验产品质量、耐用程度,它与同类商品的比较等,作一番具体、生动的说明,必能使不少人打消顾虑,解囊选购。……这次红光电工商店在展销凯歌牌电视机时,广告上用的也多是专用名词和技术数据,一般顾客没有一本科技词典恐怕不易看懂。那么,商店为什么不把介绍词翻译成顾客易懂的话呢?看来,要打开商品销路,还要切实在商品宣传上下番功夫,使不了解这种商品但又需要它的顾客,能放心愉快地买回使用。”[6]
1982年3月28日刊登在《宁波报》第三版的《闲话广告》,更是因为广告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就称其为“诱惑术”“竭尽吹捧、哄骗、引诱之能事”,这样以偏概全的评价并不可取。
1982年底刊登在《宁波报》上的《广告的功能》一文,才对广告有了较多正面的分析,“广告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桥梁。它在传递生产信息、沟通产销渠道、指导消费以及增进中外贸易交流等方面,都起着促进作用。……有人认为,‘我们的产品供不应求,还做什么广告?!’诚然,推销产品是广告的主要功能,但是,它还有介绍产品的性能,帮助用户了解使用要领以及开拓和占领新的市场等等功能,因此,名牌、优质和供不应求的商品也需注意广告宣传。例如云南的白药,东北的人参、鹿茸,宁波的水表等产品,不都是通过广告宣传达到远销的目的吗?广告,人称‘印刷出来的推销员’,此话不假。……总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广告既能沟通四面八方的产销信息,又可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动机和指导商品的使用,是一种独特而又必要的宣传形式,将会发生越来越大的作用。”[7]
受到经济发展和广告观念的制约,恢复后的广告显得非常“谨慎”,这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广告存在或可能出现的问题予以关注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也要看到,要促进广告的发展,正面的分析和引导,优秀典型案例的示范等,应具有更加积极的指导意义。这方面的工作,显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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