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据库中，《四明日报》的第一份标注为1910年5月24日的报纸，是阴历日期，“庚戊五月廿四日（礼拜四）”，也就是1910年6月10日，报头上方写着“第一号”，即创刊号。下方则是“今日二张，不取分文”，左侧刊登“告白刊例”，右侧是“外埠定价”。这样不取分文的免费持续了三天，从5月27日（阳历7月3日）开始收费，这一天报头下方写着“今日二张售大洋一分六厘”的字样。

数据库中的报纸以1910年的保存最为完整，从创刊到年底每月均有多份报纸，而1911年、1915年、1917年的报纸数量都很少，每年仅存1～2份，1918年和1919年各仅存四份，无1912年、1916年、1924年的报纸。

《四明日报》第二份，即数据库中1910年5月25日（阳历7月1日）的报纸，刊登了署名为象苍的文章《本报之担负系纯然积极的观念》，文章提及《四明日报》创办的缘由：“前此十余年间，甬之人士固尝知言论之足以促社会之进化，也因创为《甬报》，未几而傾踣不克振矣，更阅五六载而有《宁波新报》之设，又未几而澌灭……日异月新渐进开明之域，而我甬郡之言论界终黯然长夜莫肯孤往，首倡以恢廓我正大光明之钜观，故就历史上观察，则本报之设夫亦大可为寒心者矣。”

文章还说明，此时的宁波交通便利，商品丰富，政治、学务、商业、工艺制造等皆可让人仿效，“本报之设所以刻不容缓者此耳。且也惨淡经营几更寒暑，而本报之组织始克蕆（著者：完成）事可谓周且审矣。”^[2]由于报纸的创办者及股东不是绅士就是巨商，其自我宣传，增加社会影响力的目的从这篇文章中即可见。再加之当时社会办学之风兴盛，“四明六属统计学校之成立者不下四五百所，就中初等高小中学师范似各照章粗备矣。”^[3]社会对于通联各种信息和启迪民智的报纸拥有格外迫切的需求，《四明日报》可谓应时而生。(www.daowen.com)

1910年6月14日（阳历7月20日）出版的《四明日报》中有题为《报律私议》的论说，对于当时社会了解言论和出版自由不无帮助，同时也反映出办报者对于报刊功能的认知。“窃尝读各国宪法史矣，一则曰言论自由，再则曰出版自由，诚以言论出版为人民莫大之权利，苟无宪法为之保障，彼暴君污相势必百计摧残而后已。……夫言论出版自由孰有过于报纸者乎？拿破仑曰：吾视有力反对之报较四千枝毛瑟枪为尤烈。麻尔顿曰，昔之视报可为史乘，今之视报则为裁判所。”^[4]文章还分析指出，各国关于报章有两种制度，检阅制度和自由制度，报界萌芽时期各国都采用检阅许可方式，因为此时报纸于国家生存有很大的影响，不能听任自由。在文章中，作者引述拿破仑与弥尔顿（即作者文中所称的“麻尔顿”）的言论，虽然现在有人论证拿破仑此言是误传，但这样引经据典地论证，可以让社会充分认识到报刊的价值。报纸及后来的其他媒介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做着“为自己正名”的工作，证实自身存在的价值，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

服务于绅士及商人的报纸，无党派背景，自然也就不会显现出鲜明的立场，受时局变动的影响，《四明日报》整体上呈现出立场摇摆不定的特征。以广告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其他类型的言论姑且不论，仅与广告最直接相关的经济而言，《四明日报》有很多有价值的言论，仅以1910年报纸所登载言论为例加以分析。

1910年的《四明日报》有多篇论及经济的“论说”，如《论四明商务宜振兴实业》（1910年6月27日）、《宁波经济上之观察》（1910年7月14日）、《宁波经济上之观察（续）》（1910年7月15日）、《维持市面在于畅销土货说》（1910年10月22日）、《维持市面在于畅销土货说（续）》（1910年10月23日）等，以上言论中关于宁波经济，可见以下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