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盐古道由多条连接我国西南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交通线组成,道路途经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长江三峡流域广大区域和长江中游平原地区。道路沿线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多民族文化和奇美的自然风光等众多人文和自然旅游资源整合在一起,这将展现出以盐文化为代表的区域历史文化价值。川盐古道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穿越云贵高原、川东鄂西山区,道路历经的地理环境复杂,道路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极度不平衡且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多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相辉映。这种以道路系统为线,以盐这种物资为载体的特殊文化,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具有极其深刻的社会和文化意蕴,是一种极其珍贵的线路文化遗产。川盐古道与川、滇、黔、鄂、湘等省境内的各古代道路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古代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道路网络体系,它对于我国西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增加区域内各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地区社会稳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川盐古道在我国西南地区古代道路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是我国古代井盐生产和食盐贸易的核心区,自汉代以来,这里的井盐产量快速增长,大量的食盐不仅能满足区域内的生活所需,同时根据各地区对食盐的需求而出现川盐外输的格局,满足巴蜀地区以外的食盐需求。川盐的生产可追溯到上古时期,文献记载曰:“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有养生之饶焉。”[11]据任乃强先生的认识:李冰前,蜀人食盐仰给于巴。秦灭巴时,巴东盐泉为楚所据,张若等争之,久乃克有。当尚未得巴东盐泉时,李冰创为井盐之法,图盐自给。其最先开创之井盐在广都,故曰“穿广都井盐”。[12]自此以后四川盆地井盐生产快速兴起,汉代以后,四川盆地井盐产区不断扩大,成都平原的蜀郡、川南的江阳郡、川东的巴西郡等多有盐井,并设有盐铁官对食盐的销售进行专管。正如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程师学会四川考察团报告》中所指出的:“川省盐场,始于秦代……迄至唐宋而大盛,明末清初,败于张献忠之乱,几至全毁。有清中叶,始克渐次兴复,至清末而全盛……民国以来,则因历年变乱……致盐业反见后退之势。”[13]可见,川盐的生产与销售在历朝中时有兴衰,明清以前,川盐销售则多销往西南的滇、黔各地,川黔古盐道和川滇古盐道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明清以来,特别是近代两次“川盐济楚”实现了川盐输送到长江中游地区的鄂、湘等地,川鄂古盐道和川湘古盐道在川盐的运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伴随着川盐古道各段的开通,道路沿线的经济贸易日益兴盛,各地的社会文化也取得长足的发展。古道沿线是我国西南地区多民族聚集区,地理环境结构看,区域内有盆地、高山、峡谷、河谷等丰富的地形结构,川、滇、黔、鄂等多地的不同民族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川盐古道所达的地区即有巴蜀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等西南区域文化,又有荆楚文化、湖湘文化等华中地区的独特文化,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推动着沿线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也促进了各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民族间的和谐发展。正是川盐古道的存在,实现了中国古代西南和华中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交流、互动,各文化间即有相互结合又各具地方特色文化,形成多元文化的大走廊,这样的一种格局可以说能和我国古代西南的茶马古道、蜀道等媲美,不同道路之间的文化共同丰富了巴蜀文化的内涵,实现巴蜀文化的繁荣。(www.daowen.com)
川盐古道因历史悠久,道路的使用时间长,因此古道因盐业贸易而留下的文化遗存是极其丰富的。川盐古道的主干道、支干道、支道、小道等各道路线网经过了盆地、丘陵、山区、峡谷、江河等多种地形地貌,古道在开通过程中即有采取直接利用地理环境而形成的道路,也有利用石头、卵石等修筑的古路,这就形成了具有多种类型的道路。伴随古道的不断开发,道路沿线也因贸易和社会发展而形成了古驿站、古城镇,在这些交通节点处修筑的祠庙、衙署、货栈、碑刻等文物遗存及手工业技艺、民间风俗等非物质文化遗存,为川盐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增添色彩,丰富了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
因食盐而兴起的各条川盐古道不仅是盐运为代表的交通道路,同时也对道路沿线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种历史文化遗存成为历史上盐业贸易兴盛的反映。成都平原境内的邛崃、蒲江、双流等地在汉代以来就是川内井盐生产重地,川盐古道沿线与盐业相关的历史遗存众多,如蒲江县发现的牢盆、邛崃制盐所采用的火井等与盐业相关的器物和设施,川渝的自贡、宜宾、乐山、涪陵、忠县等地的古代盐场,川盐古道沿线的盐业会馆、传统民居、盐业运输码头等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遗存成为川盐贸易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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