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创“天府商路”概念，笔者十分注重这个新概念存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四川盆地地域广阔，仅盆地核心区域成都平原的面积就相当于湖南全省。进出四川盆地的通道有成百上千条，笔者仅选择其中影响最大的5条。蜀人有“尚五”习俗，“尚五观念既然如此深刻地贯穿在古蜀政治、经济、社会、精神文化各个子系统中，成为整合古蜀文化的一种重要凝聚力，那么它应当就是古蜀文化的精神，也就是古蜀文化前后一贯，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的观念，实质上就是古蜀文化在其共时性和历时性发展中的强大精神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尚五观念是古蜀文化的灵魂。”[6]笔者遵照巴蜀习俗，仅选择其中主要的5条商路整体打造成一个“天府商路”文旅品牌，目的是便于游客清晰识别游历对象并规划自己的旅游计划。诚然，这5条商路各有鲜明独立的特色，但作为四川一个省级文旅项目，本文重点研究它们之间存在的共同特征。

（1）天府商路的自然属性

① 天府商路地理环境面貌和自然风光丰富多样。翻开中国地图，四川盆地四面高山环绕，出入艰难，正处于地理坐标的十字路口和过渡地带。作为世界上少数宜居盆地之一，5条天府商路所经之地形象体现了天府之国“蜀道难”文化。“蜀道难”与“蜀道通”是辩证统一的，只要有蜀道或商道存在，说明四川盆地从来就没有与外界隔绝，只是进出方式比其他地方相比极其艰难而已。这也证明巴蜀商人比其他地方的商人面临更大的困难，攻坚克难的巴蜀商人精神尤其突出，难能可贵。“蜀道难”文化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极高，其旅游资源价值具有稀缺性和独特性，无人能敌。四川盆地及其周边拥有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河谷、草地、沙漠等地形地貌，形成种类极其繁杂而层次立体的美丽景观，天然资源丰富，为天府商路文旅品牌奠定了世界罕见的旅游物质基础，使天府商路平添神秘感，对国内外游客吸引力强大。

② 天府商路交通线路错综复杂。古代巴蜀人民因地制宜，四面出击，奋力开通5条极其复杂的商路，充分体现了巴蜀人的集体智慧。天府历代交通线路有时各行其道，有时交叉并用，兼具民间商路、官道、驿道、贡道等用途，对巴蜀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地位十分重要。历史长河风云变幻，除长江航道外，其余4条商路都经历了从初兴、中兴、鼎盛、没落到废止的多舛命运。如今，经全省众多科研机构、相关高校多年来深入研究，所有的商贸线路起讫、沿线城镇、商业街市等研究成果丰硕，商贸交通线路情况已基本明确，不少问题已有定论，为天府商路文旅资源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学术保障和智力支持。

③ 天府商路生产和运输技术灵动奇巧。天府5条商路区域，土著文化与移民文化的相互激荡碰撞产生了不少先进技术。包括古蜀时期的金沙木耜，三星堆火法炼铜、青铜分铸、焊接技术；秦汉时期的古蜀栈道技术、治水技术、蜀布蜀锦技术、漆器技术、木牛流马、盐井开凿和井盐汲卤及输送技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织锦技术、雕版印刷技术、益州麻纸及加工技术、邛窑釉下彩；五代宋元的纸币交子发行、遂宁糖霜、卓筒井凿井及汲盐技术；明清时期的盐井及输送技术、大橹船、歪脑壳船、泸定桥、清代川酒酿造技术、清代蜀锦木质织机等。表现巴蜀先祖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活力，无不成为古代天府商路在商品生产、商贸物流和商业交通文化等方面极其珍贵的旅游资源。[7]

（2）天府商路的经济属性

① 天府商路的商业特性。比利时史学家亨利·皮朗说：“价格主要取决于进口货物的稀缺程度，而稀缺程度又是随着距离而增长的”[8]，因此货物运输的路途越长，获利的希望就越大。商路的形成和发展正是主要源于长途贩运的高额利润。王茹芹会长指出，《中国商路》的研究，“以道路属性为载体，将商贸属性贯彻于道路载体上，记述相关线路的起止地、路段界限和沿线标志等物理特征，阐述商路的道路属性；又用商贸的视角，在道路载体上阐述商品贩运、贸易形式、沿线商人和沿线城市等商贸历史现象，使道路具有了商贸属性成为商路。”[9]同理，天府商路沿线常常面临道路艰险、气候复杂、路匪盗抢等天灾人祸，但意志坚强的四川商人凭借勇闯天下、敢冒风险的开拓精神，实际还是为诱人的商业利益所驱使。南丝绸之路上的蜀地特产“黄润细布”蜀布和丝绸成为纳贡之物，深受地处干旱少雨、饱受湿热之苦的南亚、东南亚和中亚人们的欢迎。蜀地出产的精美工艺品邛竹杖成为身毒（印度）、骠国（缅甸）、大夏（阿富汗）、古波斯（伊朗）等宗教盛行之地僧侣神权的象征[10]。长途贩运输入蜀地的琉璃珠和蚀花石珠等奢侈品常出现在贵族墓葬中，为普通人无法享用之物。川藏茶马古道上，“宋代四川产茶3000万斤，一半销往藏族聚居区，明代经由黎雅、碉门口岸交易的川茶3万引，占全川茶引的80%以上。清代经打箭炉出关的川茶每年达1400万斤以上”[11]。茶叶贸易量及茶税可观，使政府在茶马古道中看到攫取战马、榨取税收、羁縻边疆民族、维护民族团结等实用价值。

② 天府商路的商品文化、商业制度文化和老字号。天府商路因交易的主要商品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色，茶文化、酒文化、盐文化等伴随商路而广为传播。天府商路上贸易方式和商业制度文化也不相同。但绝大多数是四川盆地区域农副特产、矿产或手工艺品，输出商品文化的同时也输出较为先进的商品生产技术和商业管理制度。川藏茶马古道上通过“茶马互市”（官营垄断的“榷茶制”）、“边茶贸易”（官方特许经销的“引岸制”）、“茶土交易”（部分或全部民间商营）等，输出蜀地茶叶和其他土特产，连同汉区茶文化也输送到藏族聚居区，康定和雅安曾活跃众多茶商老字号；藏族聚居区的麝香、黄金、山货、皮张等商品也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从清代到民国，康定的48家锅庄集交易中介、住宿、翻译等功能于一体，在汉藏贸易中起重要作用，形成独特的藏商老字号文化。川盐古道核心地区自贡富荣盐场以井盐独特商品为交易载体，形成盐业契约制度，包括盐业契约主体出资、盐业股份分配、盐业合伙、盐业买卖、盐业租佃契约等习惯法规范。[12]天府商路上商贸制度大变革诞生系列老字号，如近代自贡富荣盐场“老四大家族”和“新四大家族”拥有的盐号。长江航道民族资本家卢作孚因为实行经理负责制和坚定不移的民族爱国担当，成为近现代航运行业翘楚。这些商业历史资源也是待开发利用的重要文旅资源。再比如，据《四川省商务厅等17部门关于促进老字号改革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川商流通〔2017〕50号）列举的四川中华老字号名单，其中众多老字号品牌历史悠久。“绵竹大曲、全兴大曲、杂粮酒（五粮液）、郎酒、泸州老窖、仿绍酒等酒类的创制代表，是外来移民酿造技术和四川本地酿造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清代也是四川酿造史上的高峰时期，奠定了此后四川酒业的基本格局。”[13]这些中华老字号的诞生大都与陕西、山西移民带来的酿酒技术有关，四川白酒之路涉及的地区也大都在长江流域天府商路的移民城市。

③ 天府商路上的商业城镇及商业老街。天府商路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几乎重要的商业中心城市和城镇都在商路上，或因商路设市，或因商路繁盛，与天府商路一起发展，起伏沉浮。川盐古道上，“代表性的有自流井、贡井、西沱古镇、丙安古镇、龚滩古镇、茅台镇、土城镇、黑井古镇及石羊古镇等”，涉及川、滇、黔、渝等省市。[14]四川井盐产地沿线的盐业城镇除了前面的自流井、贡井，还有仙市、邓关、赵化、牛佛、严道、清溪等古镇，均各具特色。川藏茶马古道沿线的雅安、荥经（严道）、汉源（富林）、天全、康定等城镇，商业老街历史遗迹众多，商业特色文化繁荣，已成为天府商路文化旅游沿线的闪亮明珠。

（3）天府商路的社会人文属性

① 天府商路的移民、宗祠及商业会馆。“巴蜀文化是巴蜀地区的本土居民和源源涌进的外来移民在数千年间的历史长河中共同创造、培育的优秀的地域文化。它既是一种盆地型文化、山水聚散型文化，更是一种包容性文化、开拓性文化和开放性文化。”(www.daowen.com)

[15]同样的分析来自袁庭栋《巴蜀文化志》：“外地文化的大量传入，巴蜀文化的汇纳百川，其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几千年来多次的、大量的移民入川，是巴蜀先民在族源和血统关系上的大融合。”[16]而四川移民文化的中心地带往往在天府商路沿线地区，大量商业城市经济繁荣，至今仍充满活力，使巴蜀文化具有极其强烈的标识度，这也使“天府商路”具有鲜明的社会人文基础。伴随移民文化而来的遍布巴蜀地区的商业会馆、祖庙宗祠，既是各地移民传承家族血脉的情感寄托，也是古代天府商人群体自我约束、自我调适的精神家园。从文旅品牌打造的角度看，会馆文化、宗庙文化是天府商路存在的可直观感知的鲜活的物质环境。这是天府商路的独特属性之一。

② 天府商路民族、民风、民俗。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志》等文献记载，古蜀五代蜀王，即蚕丛、柏灌来自西蜀，鱼凫、开明来自三峡之东，杜宇来自云南，作为蜀族代表经过不断的迁移融合，形成在川南川西居住多民族的主体。战国时期，在与活动于川东地区的原华夏族一支的宗姬之巴和南方濮人系统的廪君之巴、夏人之后丹山之巴等部族融合之后，再难分别巴蜀民族。秦灭巴蜀后，巴蜀人更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17]尽管天府之国是多民族集聚的地区，除了藏羌彝民族走廊和个别移民集中居住区域至今基本保持自身传统文化习俗外，天府商路大部分范围内的民风民俗包括婚丧嫁娶习俗、商业习俗、语言民俗等大同小异，具有强烈的地方性、向心性和同一性。尤其在长江水道河边的商贸城市更为明显[18]。

③ 天府商路商人精神信仰。四川盆地有众多会馆、宗庙，各县志记载常有“九宫八庙”。据赵逵统计，这些会馆宗庙主要分布在川西成都平原地区、川东重庆为中心的长江水系，川南以犍为、自贡、宜宾为中心区域，川北以阆中、达州为中心的地区，这些恰恰坐落在天府商路范围之内。[19]会馆多得风水之利，成为当地精神文化中心。其城镇核心位置往往供奉不同的乡神，商业崇拜盛行，“各宗一神”：“湖广会馆供奉大禹王；江西会馆供奉许真君；陕西会馆供奉关羽或刘备、关羽、张飞；广东会馆供奉南华老祖（禅宗六祖慧能）或庄子；福建会馆供奉妈祖（或称天后圣母）”，贵州会馆、山西会馆和浙江会馆供奉关羽，四川会馆川主庙供奉李冰父子。[20]巴蜀地区各家族宗庙供奉自己的先祖，有独特的商业禁忌和商业习惯，如饶有兴趣深挖下去，相信非常精彩。各地往往围绕会馆、寺庙和宗庙举办一些庙会，开展祭祀、商贸和文化活动，构成天府商路上丰富多彩的会节文化。比如自贡地区的王爷会、牛王会、品仙节、年节灯会，茶马古道沿线康定“四月八”转山会、都江堰的放水节，蜀道沿线广元的女儿节等，也是天府商路文旅品牌文化传承和开发的重要领域。

④ 天府商路的行帮文化。天府商路上，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的碰撞衍生出四川盆地特有的袍哥文化和码头文化，地方性的商业文化催生出各具经营风格的盐帮、船帮、马帮等行帮文化，特有的路网环境和运输形式又产生了船夫、背夫、轿夫、挑子客、巴山背二哥、山城棒棒军等群体，根据籍贯又划分出四川帮、山西帮、陕西帮等商帮，各自活跃于所处的历史舞台，成为天府商路区域呈现的别样的人文景观。

（4）天府商路的文化属性

① 天府商路的宗教文化。四川是道教发祥地之一，张陵所创的五斗米道诞生于东汉时期，“形成了以成都地区为核心，覆盖巴蜀东巴、北至汉中的传播区”。向外输出的通道主要是蜀道。[21]“巴蜀的佛教应是大致与从西域入中原的时间相仿或甚至更早，由早已开通的南方丝绸之路从印度由缅甸入云南再到巴蜀的。”[22]唐代藏语系佛教的传入依赖川藏茶马古道康定—雅安一线，马帮所到之处也是佛教传播之处，甚至部分茶马古道线路与香客上山转经线路重合。[23]晋代以后，汉语系佛教从中原、江南沿蜀道和长江航道入川。南北朝时期，凉州、敦煌乃至西域的僧人相继入蜀，从而使佛教在四川的影响逐渐扩大。唐末五代时，四川有穆斯林入川。元蒙时期，伊斯兰教随西征的蒙古军队入蜀。明代穆斯林从陕甘、湖广、江南移民而来，清代达到高峰。袁庭栋认为，基督教入蜀三百年，传教士正式入川传教则在1877年。17世纪中叶，天主教秘密传入，到20世纪中叶遍及全川。[24]天府商路沿线遍布各类规模宏大的宗教寺庙和大佛，香火鼎盛，风光秀丽，建筑精美，石刻壁画艺术华丽，蔚为壮观，为广大游客营造神秘的宗教文化氛围。

② 天府商路的名人文化。历史上往来于天府各条商路的巴蜀名人，除了商旅、官宦、平民，还有相当一部分文化人，他们无不亲身体验过天府商路的艰险。入巴蜀的李冰、文翁、张陵、诸葛亮、杜甫、玄奘等，出巴蜀杨慎、落下闳、司马相如、扬雄、常璩、李白、陈子昂、苏氏三父子等，以及近现代进出四川盆地的邓小平、陈毅、朱德、吴玉章、郭沫若、张大千、巴金、艾芜、李劼人等名人，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和巴蜀文化的众多高峰。天府商路沿线的名人故居及相关文化遗址应当成为人民缅怀追思巴蜀名人的文化圣地。

③ 天府商路的川菜美食文化。中国菜系因自然、社会、经济、民俗等不同因素，划分为“四大菜系”“八大菜系”，不论怎样划分，川菜始终占据一席之地，以至于遍布世界的中国人集聚地均能尝到川菜的味道。川菜十分讲究色、香、味、形，“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川菜历史源远流长，独特风味形成的过程就是兼收并蓄外来移民文化的过程。汉代扬雄《蜀都赋》列举的数十种食材多来自四面八方。菜系内部分别被称为“上河帮”“下河帮”和“小河帮”菜系的地方，正是天府商路三大核心区成都、重庆和自贡。川菜的产生，一是依靠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地方特产，二是依靠广泛吸收外来烹饪技术和餐饮文化，三是依靠烹饪从业者长期坚持不拘一格，推陈出新，做法讲究，精益求精。天府5条商路沿线著名地方菜品和名小吃数不胜数，至今仍然广受欢迎，成为开发天府商路文旅品牌的金字招牌。

④ 天府商路的非遗文化。从古到今，天府商路上异彩纷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鲜艳夺目。吸纳五方杂处的移民文化、融合五种声腔的川剧及其变脸、吐火、滚灯绝技，川南的傩舞、彝族的面具舞、巴渝舞、竹枝词、巴蜀山歌小调、川江号子、背夫歌谣、长江流域的汉代画像砖技术、陶俑制作技术、自贡“小三绝”龚扇、剪纸和扎染等，有的为后人提供物质享受，更多的则成为民间长盛不衰、绵绵不绝的精神食粮，被人们传承和发扬，在新时代创造出更多的非遗文创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