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商路”概念：中国商业史学会王茹芹会长在《中国商路·前言》中指出：“商路，是因商人的贸易往来活动而形成的线路。中国商路特指历史上依托人力、畜力和物力等传统运输手段长途贩运商品的商贸往来线路。”[2]并以商路贩运的主要商品划分为丝路、茶路、盐路、粮路四篇，研究了中国7条商路，其中第三章《茶马古道》和第六章《井盐商路》直接论述四川盆地的两条商路。书中没有论及学界已定性为商贸通道的“南丝绸之路”。蜀道和长江航道究竟是不是商路，一般认为两者主要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移民等功能，贸易只是其中一部分，不是主要功能。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任何线路上，社会和平与长治久安是长期性的，战争和骚乱毕竟是暂时性的。进出古代四川盆地的盐路、茶路和丝路虽然被命名为商路，也不单具有商贸功能，还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移民等功能。所以，从商业历史文化旅游品牌打造的角度出发，我们姑且将蜀道和长江航道也认定为商贸通道。

（2）关于“天府”概念：四川盆地四周山峦环视，“北有大巴山，米仓山，南有大娄山及云贵高原，东有巫山、湘鄂山区，西有青藏高原，西南则有龙门山，峨眉山，把四川盆地包围起来，从而为处于盆地中心的成都平原构筑起一道道天然屏障，而盆地内各水系贯穿而过，为古蜀文明的形成提供了较好的自然基础。”[3]四川盆地地理条件优越，被称为“天府之国”，而“天府”之名最早不是四川盆地独有。《山海经》记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这里的都广即成都地区，它此时即使物产富饶，但还没有获得“天府”美誉。《战国策·秦策一》苏秦曾对秦惠王说：“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此处的“天府”指秦岭以南的汉中平原。《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在论证定都关中时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论及的“天府之国”为秦岭以北的关中平原。“天府”还有“上天之地”“太阳之地”“王室档案库”种种说法[4]。自秦并巴蜀、李冰开凿都江堰后，四川盆地历经秦汉时期的快速发展，凭借其优越自然条件和较高经济水平，超越汉中平原和关中平原成为“天府之国”。《三国志·诸葛亮传》载诸葛亮《隆中对》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成都地区从此独占“天府”美名。现在“天府”指四川盆地及周边山区，包括历史上的巴蜀文化诞生地四川省和重庆市两个行政区。

（3）关于作为商业历史概念的“天府商路”：我们不使用作为行政区划范畴的“四川商路”，因为研究“天府商路”不能完全排除重庆市。同时也不使用有移民文化味道的“巴蜀商路”，因为“巴蜀”一直作为地理概念和文化认同保留下来，这一区域地理地貌、文化背景、民族特色都有着极大的共性。特别是从明清移民的真实范围划分，“巴蜀”的文化认同区更能代表当时的范围、规模和发展状况[5]。作为学术概念的“商路”，本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将商路沿线相关区域的贸易情况作为整体研究对象，的确不宜割裂开来研究。但要通过文化旅游融合打造一个省级旅游品牌，牵涉行政管理、投入主体和建立利益分配机制等重要问题，要充分考虑如何有效促进省内各市地州的商业历史文化学术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商业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还要考虑本省之外商路沿线的重庆、西藏、陕西、甘肃、湖北、云南、贵州等省市的参与积极性和管理同步性。因此，建立“天府商路”概念，主要是突出四川盆地物产丰富、商业发展水平较高的特点。(www.daowen.com)

确定“天府商路”这个概念，有利于提高四川省人民政府和商路沿线地方人民政府对相关文旅资源开发的关注度和支持力度，有利于清晰表现四川盆地商业历史与物产特征，有利于体现本区域内商品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同质化、一体化面貌，有利于打造“天府商路”商业历史文旅品牌的协同性和整体性。总之，“天府商路”概念内涵是指古代以成都平原为核心、进出四川盆地的所有商贸通道。它包含北向的蜀道四川段、西向的川藏茶马古道四川段、西南向的南丝绸之路四川段、东南向的长江航道川渝段以及南向的川盐古道川渝段等5条商路。故其外延包括重庆市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