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盐井开发和人口增加间的互动推动了石羊古镇的形成与发展。

白盐井地区盐井开发程度的高低，除受盐井本身所含卤水多寡的影响外，围绕盐井的人类活动是决定盐井开发程度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早在汉唐时期，白盐井地区就有人类活动，“青蛉蛮，亦白蛮苗裔也，本青蛉县部落”^[32]。他们逐水草而居，以游牧经济为主，在放牧过程中发现白盐井的盐泉，这与后来“白羊羝土”而发现白盐井的传说不谋而合。起初由民众自由开发。随着白盐井的开发，国家开始重视这一地区，东晋时已经设置盐官管理，“蜻蛉县有盐官”^[33]。三国时期，蜀汉政权利用白盐井盐业资源“以益军储”^[34]。唐代，白盐井生产进入成熟期，即“白井肇于汉，盛于唐”^[35]。随着民间与政府对白盐井盐业资源的共同开发，白盐井地区在元明清时期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元代中期，白盐井在彝、汉、白、蒙等民族的共同开发下，盐产量达到230万斤左右。^[36]明代，在“洪武型”移民政策的引导下，大量汉人迁移至云南，白盐井地区也有外来移民加入，白盐井进入发展的高峰时期，至明末白盐井地区盐税已达到“一万五百二十二两九钱四分”^[37]，这从侧面反映了明代白盐井生产的盛况。清代，继明代移民浪潮，更多外来移民进入云南，据相关考证，白盐井地区人口在清初时规模达到四千多人，道光时已超过一万多人。^[38]

事实上，盐井开发与人口变化有着密切关系。随着盐井的规模化开发，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的加入，这些外来移民有的从事盐业生产，有的从事盐业运输，有的则从事保障盐井地区民众生活需要商品（如粮食、生活用品等）的商业活动，进而形成了以盐井为中心的商品市场和人口集聚地，“因盐而成”的市镇——石羊古镇形成。可以说，石羊古镇的形成，正是本地土著与外来人口围绕白井盐开展相关活动而出现的结果。正因为如此，白盐井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与石羊古镇的荣辱兴衰休戚与共，即盐井开发成为促进石羊古镇商业、文化教育等发展的基础，而石羊古镇的兴衰则又成为反映白盐井发展状况的“晴雨表”。

围绕盐井开发越来越多的人进入白盐井地区，致使该地区“黔蜀游民，寄籍日多，老菁深山，开辟殆遍。虽物产之饶胜于往日，而山空水涸，生齿日繁，其何以遂其生计，而安其生也？然则守土者筹尽措置，又自今以始矣。”^[39]可见，随着人口的剧增，人地矛盾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但白盐井地区“故地贫療，恒有乏食虞”^[40]，想要维持当地民众日常生存的口粮需求，交换成为唯一手段，“白井僻居一隅，人以煎盐为业，办课甲于滇省，所食米粮，全赖运盐商贩顺便携来，籴以糊口”^[41]。除粮食贸易外，在白盐井地区还形成了因煮盐所需的柴薪贸易，以及为满足当地民众日常生活所需的茶叶、棉花、砂糖、其他日用品等贸易，而白盐井地区所产的食盐成为刺激外商进入白盐井地区进行交换的巨大诱因。因此，在相互供需关系的影响下，白盐井地区的商业贸易蓬勃发展，而石羊古镇作为交换的集散地，也推动了市镇的发展。

2.盐业生产促进了石羊古镇全方位发展

首先，石羊古镇成为白盐井食盐产销的重要分散地，成为当地最具影响力的市镇。以石羊古镇为核心，白盐井所产之盐其销售范围最大时可以遍及云南省二十多个府州县^[42]，销量可以达到1200万斤左右（占全省食盐产量的34%左右），可以供应全省将近100万人的用盐（占全省总人口的33%左右），石羊古镇成为一个产能强、销售区域广、辐射范围大的食盐生产中心^[43]。食盐运销中心的地位使石羊古镇的市镇区位优势不断得到提升。

其次，以盐为中心的商业贸易得到发展，石羊古镇成为当地最具活力和吸引力的市镇。随着盐业生产的发展，在盐课提举司附近形成著名的“米街”，在井盐生产区形成著名的“柴市”，“司衙门首为米街，每清晨，宾川洱海各处脚人多买米于此，其姚安、大姚一路米、豆、荞、麦，俱归旧井上下店，每大升较米街减价十文，系平量……五井以柴街为拥挤”^[44]，由此出现“盖售盐买薪，不可一日间”^[45]的繁荣景象。除形成上述专业市场外，在市镇内部还形成了多类型、多品种货物贸易盛况，“凡外商之来井买盐者，恒多挟其地之所有到井销售贸易，以故百货麇集，多自外来，其入口大宗有布匹、烟酒、茶叶、沙塘（砂糖）、棉花、斗笠、铜铁等器皿；出口之货以盐为最盛，此外如牛羊皮、麻布、胡桃、蜂蜜、香油、茯茶等项，每年所产亦不逊于他属”^[46]。无疑以盐工为主体的巨大消费群体成为刺激石羊古镇集市贸易发展的重要诱因，“生聚日众，或各方流寓，或商贾寄籍，林林总总，实繁有徙”^[47]。可以说，正是盐业生产形成的人口聚集效应，成为集市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进而又推动了石羊古镇的繁荣。

石羊古镇(www.daowen.com)

再次，盐业开发推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石羊古镇成为当地崇文重教的典范。由于白盐井地区“土瘠民贫，不事纺绩”^[48]，特殊的地理环境致使当地民众只能“多以卤代耕，其余若读书若贸易，莫不沐浴圣化，习礼让而安生业”^[49]，可见，盐工与盐商对文化教育的认知与重视，使因盐兴起的文教之风成为石羊古镇的另一个亮点。当地相继创建了“井学”“社学”“义学”等教育体系，并成立“书院”，修筑“孔庙”等。其中，“井学”主要为保障当地盐工子弟接受文化教育进而参加科举而设立；“社学”为官方大力倡导的启蒙教育，主要为保障贫寒子弟最基本的文化教育，采用官督民办的模式；“义学”主要为保障边疆少数民族基本文化素养而设置，以官方倡导、民间出资的方式进行；“书院”则由当地官民合资修建，以盐税作为书院经费来保障书院的正常运作。

随着石羊古镇儒学教育的发展，当地成为“文德所敖，度越前代，蜀升论秀，且举海寓而大同之，井之人士莫不涵濡圣化，争自濯磨，捷南宫膺乡荐者踵相接矣”^[50]的文化圣地。大批子弟因接受儒学教育通过参加科举走向仕途，呈现出“教泽覃敷，人文蔚起，较诸大邑，实不多让”^[51]的文化盛况。文化教育的发展，同时又推动了盐文化的发展，涌现了如刘邦瑞的《咏团盐》、郭存庄的《白盐井颂》、吴应枚的《咏锅盐》、罗其泽的《铁火扇》以及康熙六十四年（1707）绘制的《滇南盐法图》等许多反映石羊古镇盐业生产生活的诗词歌赋及展图，成为我们研究白盐井开发史及盐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石羊镇孔庙

最后，人口成分的复杂化，促成了石羊古镇习俗和信仰的多元化。一是南诏时因“盐”兴起的“圣母信仰”“卤龙王信仰”等土主宗教信仰，为当地民众为纪念发现盐泉的龙女而立庙纪念，并将后来的每年农历正月十三定为“开井节”或“龙王会”^[52]，石羊古镇名称也缘于此。二是随着汉、彝、白等各族人口大量涌入石羊古镇，佛教^[53]、道教^[54]在南昭时也传入该地，并与石羊古镇本地以“盐”为核心的原始信仰完美结合起来。三是元代随着蒙古人征云南伊斯兰教传入石羊，并建有清真寺；清末随外国传教士的到来天主教传入石羊古镇，并在石羊设立天主教总堂，在白盐井、大村、烂泥箐、铁锁等地设分教堂。^[55]《盐丰县志》亦记载，光绪三年（1877）天主教于“旧日白井，设有天主教堂一所”^[56]。无疑石羊古镇的风俗信仰呈现出“多元”“兼容”特点。而形成这种信仰多元发展的根本原因，就是白盐井开发过程中吸纳了大量外来移民，而且这些移民与当地土著能够融合相处，这为多元文化信仰格局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3.盐业资源分布及其开发影响着石羊古镇的市镇布局、基础建设

白盐井地区呈带状，香水河从中间穿过，周围大山环抱，盐业资源又沿河分布，这些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叠加起来，直接影响了石羊古镇的市镇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受盐井分布的影响，民居基本上都围绕各个盐井呈簇状而居。可以说，香水河连接起了各个盐场，从而又把各个民居点连接了起来，在盐业资源聚集效应下，石羊古镇形成以盐井生产区为坐标划分市镇管理的形态^[57]，形成“灶民环井而居，人烟稠密，街道狭浅”^[58]“带状”簇群式的城市布局。

就石羊古镇内的街道、桥梁、关隘等基础设施的修建与维护来看，仍然体现了政府保护盐井开发、运输及盐税征收的目的。古镇内的主街道“南北通衢，总为一市，诸货骈集”^[59]，“商贩返于市，向之忧绝粮者，永可鼓腹康衢矣……商、灶熙熙，黎庶便均辛托于春风化育中，转输食货，国裕民安”^[60]，成为石羊古镇商贸、运输的主干道。其余各个小道犹如“毛细血管”将主街道与各个居民区相连接。由于石羊古镇位于群山环抱之中，加上香水河穿镇而过，桥梁成为石羊古镇与外界沟通的重要保障，“白井峰峦攒簇，川谷浸汇，两岸民居鳞次，褰裳难越，则所以占利涉而便往来者，不重有赖于杠梁之成哉？”^[61]可见，石羊古镇的桥梁对内连接内部的主街道及各个辅助性小道，对外则连接更为广阔的外部市场。随着白盐井盐税对国家财政贡献的增强，政府相继在石羊古镇通往外界的通道上修筑关隘：明代，在该地建“关口栅栏十七处”^[62]；清代，白盐井提举司提举郭存庄通过“自南北以迄东西关，凌河搜菁，并山围涧建栅垣，增斥候，拖其要冲”^[63]，“设井兵五十名周其巡缉”^[64]。政府不断完善该地关隘和增加兵力的目的，就是要保证盐税的足额征收与运解。

因此，不难看出，石羊古镇无论从城市布局还是基础设施建设来看，都围绕白盐井而展开：城市居民点布局以盐井分布为中心展开，为促进食盐交换修建的主街道又因食盐交易而繁华，桥梁修建则为的是保障食盐的内通外联，而修筑关隘无疑是为了保证盐税征收。从这个角度来看，说白盐井与石羊古镇的发展休戚相关，是比较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