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二年（1807），晋省全境推行食盐专卖制度。晋南各州府仍划归解盐引地，就“以商招商”之法招募运商，分认引地，以免官吏勒索之弊[31]。盐价仍以池产之丰歉、脚价之轻重而涨落。由山西巡抚兼管盐政，河东道兼任盐法道，宁武府同知改为河东监掣同知，复设三场大使、经历、库大使[32]。与此前相同，坐商负责雇工生产，将所产盐斤照时价卖与运商，运商领引行盐，按引纳课。

吉兰泰盐务从前未经商办，嘉庆十一年（1806）阿拉善王玛哈巴拉呈献吉兰泰池，吉盐尝试招商办运，于其引地晋北、晋中试行食盐专卖制。首先是盐政官员的设置，宁夏兵备道兼管盐法道；食盐产地吉兰泰池设盐大使一员，负责监督吉盐按量采捞；盐船水运的起点磴口设盐大使一员并设运判一员，运商水运的终点托克托河口设批验所大使一员，负责监督吉盐按规定运输。其次是引地和引目的设置，山西境内划归的吉盐引地为晋北、晋中各地。与晋南实行的食盐专卖制不同，吉盐并未令运商分认引地行销，引地的州县官也无督销盐引之责。考虑到吉盐商人此前每年销盐约为28 000～32 000石不等[33]，额定商办后每年销盐30 000石，销引87 500道。再次是运销程序的设置，官府招募甘肃商人马起龙（原替阿拉善王承办盐务之回商马君选之子）为坐商，负责雇工捞盐并将盐驮运至磴口存贮；另招募有口外经商经验的大兴商人马遵义与太谷商人任国屏等为运商，运商需将价本、脚费等银支付于坐商，并向宁夏盐法道缴纳盐引价63 500余两，再运盐至托克托河口；河口存盐则悉听民贩接买，运赴缺盐待济各处销卖[34]，民贩接买吉盐入口行销时需在杀虎口纳税，每240斤纳正耗、税银共4分5厘[35]。同解盐实行的食盐专卖制相比，吉盐运商不负责食盐的销售事宜，也不在引地内开设官盐店销售吉盐。

山西全境试行食盐专卖制的第一年，吉盐的运销就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实际办理过程中，运商马遵义并不熟悉口外办盐情形，原想“等待前运盐斤运抵河口销完，得价赍回接济后运”，但由于黄河冰冻等因，吉盐每年的运输时限为3月至8月，须得“将全年应运之盐赶紧办足，并将船只制造齐全，接续装运[36]”，吉盐办运对现金流要求较高。且坐商马起龙需索浮多，每石盐向运商收取价本、脚费4两，每只盐船需索180两，致使马遵义运盐2 300石后，即行停运，告退运商。马遵义等告退后，一时无人承充坐商，嘉庆十二年至十四年（1807—1809）坐运两商由马起龙兼任。嘉庆十五年（1810），马起龙告退坐运两商，“实已资本消乏，非惟不能代运，并难办理坐商[37]卷23：3”。此后，招募太谷武举郭纶音、监生武三元等兼办坐运两商，嘉庆十六年（1811）郭纶音病故，其余伙商纷纷告退。招募无人后，陕甘总督那彦成奏请行官运官销之法，“运则归甘，销则归晋[36]”，山西巡抚衡龄奏请行官运民销之法，工部右侍郎阮元奏请将吉兰泰盐池敕还阿拉善王，将吉盐余引改为活引，归潞商承办[38]卷5：56。嘉庆帝采纳了工部右侍郎阮元的意见，将吉兰泰盐池敕还阿拉善王，所设盐政官员一并裁撤，并严禁吉盐自磴口以下水运。磴口为吉盐水运的起点，严禁自磴口以下水运相当于断绝了吉盐水运的可能性，致使吉盐销量大减，不及昔年运销量的十分之一[10]248。此后，晋中、晋北销食当地所产土盐和周边鄂尔多斯、苏尼特、乌珠穆沁等蒙盐及邻近的长芦盐[39]卷5：43，嘉庆中期清廷在山西全境推行食盐专卖制失败，山西食盐运销又恢复到了因地制宜的状态。

这一制度变迁失败的根源在于吉盐的商专卖制是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其交易成本大于效率收益，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www.daowen.com)

（1）晋北、晋中虽然划分为吉盐引地，但其地界内还销售当地土盐与别部蒙盐。① 吉盐招商办运后，其引地内的晋中阳曲等30州县因随处皆可刮土熬盐，难以查禁，并不强派行销吉盐引目，仍令照旧完税，准食土盐，以顺民情，晋中只有14州县专食吉盐。② 吉盐引地内的口外归化城、清水河、萨拉齐、和林格尔、丰镇、宁远等厅与鄂尔多斯、苏尼特地方接壤，历来是鄂尔多斯盐、苏尼特盐的主要销售区，其地划归吉盐引地后，一些官员提议查禁这两处所产之盐，该蒙古以“今若查禁，穷苦蒙古等不能度日，有关生计[40]”为由反对查禁，清政府为抚驭外藩，准许绥远除托克托以外的各厅就近兼食鄂尔多斯、苏尼特之盐。③ 晋北、晋中沿边地带的大同、朔平、宁武、保德等府州属历来有民贩肩挑背负、零星售卖鄂尔多斯、苏尼特之盐，零星入口的鄂尔多斯盐每年约14万斤，苏尼特盐约1万斤[35]。吉盐商办后，清政府以鄂苏盐进口数本无多为由，准令民贩继续售卖，但规定“（每人肩挑背负之蒙盐）不得过40斤之数，如有驼运车载及水运多斤到地者，仍以私盐论罪[35]”。由此可见，虽然晋北、晋中全部划归吉盐引地，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出于难以查禁和抚驭别部蒙古的考虑，清政府准许吉盐的多个引地销食别处食盐，使得吉盐引地有名无实。（2）相对于土盐与鄂苏盐，吉盐的成本价值过重，使得其在晋中、晋北市场上难以同土盐、别部蒙盐竞争。① 从食盐运销成本中包含的税课来看，土盐税课随地丁奏销，并不体现在土盐盐价上；鄂尔多斯与苏尼特蒙盐进口时，每40斤征税1分5厘[41]；而吉盐需交纳每引7钱2分6厘的引课[34]，还需在入口时缴纳每240斤4分5厘的税课。可知，相比于土盐与鄂苏盐，吉盐的税课成本最重。② 从运输成本来看，土盐生产地距销售地最近，只需短距离的陆路运输即可；鄂苏盐距晋北各地数百里不等，主要依靠陆路运输；吉盐产地距晋北、晋中各地数千里不等，从盐池到磴口数百里的路段全部依靠驼运，从磴口到河口全部依赖水路运输，其后陆运或沿黄河水运至晋北、晋中各地，坐运两商还在磴口与河口设置盐栈，以便存贮、转运吉盐，因此吉盐的运输成本还包括中转地存贮起卸的费用。因此，土盐的运输成本最低，鄂苏盐的运输成本居中，吉盐的运输成本最高。此外吉盐运销环节复杂，坐商在捞费脚价、辛工饭食的基础上，酌加余利向运商收取；运商将买运成本稍加利润向民贩收取；民贩按其接买成本，加计运脚、人工饭食费用，酌加余利出售。运商的买运成本就高达每石9两2钱[42]，高额的成本使得吉盐在市场上的售价贵于土盐与鄂苏盐，贫民自然无力买食。

（3）商办章程试图改变吉盐原有的市场交易模式，使吉盐失去原有的灵活性优势。① 吉盐原为无课之盐，任向山西境内缺盐处行销，销额不定。如遇土盐歉产，解盐缉私松懈，吉盐自可畅销；如遇土盐旺产，解盐缉私严密，吉盐即为壅滞。商办后，吉盐每年的销售数量被固定，且晋南河东引地自复商后，稽查严密，吉盐再不能越界侵销。② 吉盐从前办理时，“向来会欠等票互可通融，布粟等物皆可准折，庶能交易[43]”，商办后责以现银，革除了以物易物和赊欠的交易方式，使得交易方式单一化，失去了原有的以物易物和赊欠交易的买方。以上种种，使得吉盐屡经误运、连年亏课，每年所销盐斤不及引目的半数。综上，在山西全境推行食盐专卖制以后，受引地内销食土盐与鄂苏盐、相对成本价值过重及原有灵活性优势丧失的影响，百姓不愿买食吉盐，民贩不愿接买吉盐，运商不愿承办，清政府只得停止在晋北、晋中推行商专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