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盐课折银始于成化年间。成化十年（1474），“巡抚右都御史刘敷疏请两淮水乡灶课折银，每引纳银三钱五分”。^[36]成化十八年，“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阮勤奏，陕西、榆林、固原、宁夏顷以边储不足，召商中两淮、两浙盐，……然存积盐每引折收银止一钱七分有奇，常股盐又减四之一，若依本处时价，则每引可加二之一”。^[37]成化十九年（1483），两浙盐课折银“每正盐一引，浙西场银七钱，浙东场银五钱”。^[38]弘治元年（1488），奏准两浙盐课“二十二万三千三百余引，内除水乡折银三万余两，实盐八万九千七百余引，将解京折价。浙西每引原定七钱，减为六钱，浙东原定五钱者，减为三钱五分。……又令两浙水乡盐户每一引纳银六钱，煎办灶丁、存积盐课俱纳本色，其常股每引折银三钱，候商到支给，将价照例于勤煎灶户余盐内插买补课”。^[39]弘治二年（1489）灶课折银之法广泛推广，两浙运司所属各场“三十里外者全准折银，每年十月里缴送运司解部。其折银则例，每一大引，浙西六钱，浙东四钱”。^[40]虽然不同地方均出现了盐课折银的记载，“然未尝著为令也”^[41]，弘治五年（1492），叶淇变革开中盐法制，纳银中盐成为定制，全国赋税收入的一般以白银征收，白银地位显现。

早在盐课折银之前，明朝在田赋、徭役、商业税收、国库开支方面都可见以银折纳的记载，于是有学者认为货币银在经济领域的地位已超越了实物，食盐产销领域亦受此驱动^[42]；白银成为官方法定货币，一切商品都以银计价，大交易用银，小买卖用碎银。^[43]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明朝虽然将白银作为货币形式进行使用，但至明朝亡国之前并未给予其官方法定货币的地位，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市场的扩展，形成了两广、南北直隶、江淮、山东、大运河沿线等处的行钱区和多种实物货币充斥的未行钱区，这归因于国家货币制度和祖例政策。^[44]明成祖时期确定了明朝国家认可的唯一制度性货币是宝钞，限制并打压铜钱，这种货币政策的持续导致通货紧缩，弘治时期，宝钞进一步贬值，“谓国初钞法，或征商税，或收户口，或赎罪折杖，与铜钱兼行。近来各处有司废格不用，一切征银。则钞之在官而散于民者，一贯不能值钱一文，在民而征于官者，一贯乃收银二分五厘，亏官损民为甚”^[45]。市场自行遵循劣币竞择的格雷欣法则，源于民间的稳定通货白银因需求进入市场，“良币驱逐劣币”，行钱区出现“银进钱退”的现象。^[46](www.daowen.com)

由此可见，叶淇盐法改革之所以以白银中盐，从内因上考察，是市场需求将白银推上了稳定通货的位置，是市场机制自我选择的结果，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那么，白银作为一种货币形式真的已经落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