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是仅次于四川的井盐产区，盐矿资源丰富，素有“盐宫”之美誉。远古时期，云南是一个凹形内陆湖，随着千百万年的地质运动变化，内陆湖的深层不断下倾，致使含有盐分的物质逐渐下沉积聚，最终形成埋藏于地表之下的岩盐层^[7]。根据现代的地质勘查资料证明：“滇中地区的矿床是典型的陆相沉积，滇西、滇西南（思茅、西双版纳地区的滇南稍偏东地带）‘三江’地区的矿床，陆相沉积物质来源有多种渠道，并受断裂带有关的深层卤水补给影响，即形成‘内陆盆地、深层卤水补给’盐类矿床”^[8]。云南盐层“除昆明安宁盐矿点属中侏罗系外，26个矿区（点）均属上白玺统——古新统”。^[9]其地质特点为“矿床属于陆上硫酸盐、氯化钠型，但不含有泥砾；岩体由石盐、钙芒硝、石膏及少量泥沙夹层相间，形成多层结构，呈平缓稳定的层状，构造简单；矿床厚度，储量巨大；品味高”。^[10]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地质条件，为安宁盐井在云南盐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安宁井位于今天的安宁市^[11]，是距离省城昆明最近的盐井，仅有30公里，而且也是云南历史上发现最早的盐井，谈到滇盐产盐的历史，首先就得从安宁井开始。元封二年（公元前109），武帝平滇，滇王常羌（庄跷之后）归附西汉王朝，改滇国为益州郡，在今安宁始置连然县。《汉书·地理志》：“益州郡……连然（今安宁），有盐官。”^[12]据此推算安宁盐井约有两千年的历史。西汉在全国产盐量较高的二十八郡县设置盐官，而安宁井便为其中之一，以此可推断此时的盐业生产已初具规模，产量大，盐井重要，由此实行“盐铁官营”。

三国时期，国家分裂割据，蜀汉占据西南地区，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利用管理两汉以来滇盐已开发的产区（连然、比苏、姑复和青蛉），以盐作为国用物资，“收取金银盐布，以益军储”^[13]。

晋代，随着盐井产量的日益增长，安宁井供应着多个区域的食盐需求。《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连然县（今安宁市），有盐泉，南中共仰之。”^[14]当时的南中四郡为益州郡（郡城在今云南昆明晋宁区东）、永昌郡（郡城在今云南保山市）、牂柯郡（郡城在今贵州福泉市）、越巂郡（郡城在今四川西昌市东南），以此足见安宁井盐的运销和供应范围之广，其盐井产量旺盛。

经历了汉晋时期的开发后，唐宋时期是安宁盐井的重要发展期。唐时，樊绰《蛮书》卷七：“安宁城中皆石盐井，深八十尺。城外又有四井，劝百姓自煎。……升麻、通海以来，诸爨蛮皆食安宁井盐。”由此可看出：第一，樊绰对安宁盐井的深度做了最早的记录，深“八十尺”，即二十多米，这说明此时的开采技术发生变化，改变了汉晋时期限于地表刮盐和粗放式挖坑集卤的采汲方式，“井盐生产方式具备了从井提卤煎制食盐的含义，井的形式应用于食盐生产方式才完成”^[15]；第二，“城外又有四井”，可知安宁盐井数量有五口，数量较多；第三，“劝百姓自煎”，可看出此时的安宁盐井已经改变了汉晋“盐铁官营”形式，实行民“自煎自食”，盐税也被取消；第四，“升麻、通海以来，诸爨蛮皆食安宁井盐”，足见安宁盐井的供应逐渐向滇南延伸，范围继续扩大。并且在《唐十道图》中，用安宁盐井位置来标注安宁市镇，以此可以看出安宁井在整个市镇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元代，设置云南行省，盐井的管理较之前进一步加强。《元史·英宗本纪》记载：“（至治）三年（1325）五月辛卯（朔），设大理路白盐城榷税官，秩正七品。中庆路榷税官，秩从七品。”^[16]中庆路相当于今天的昆明地区，辖安宁州（即汉连然县、唐安宁县）。榷税官主要职责为收缴食盐赋税，负责监管盐井生产，身兼生产与税务二职，由此可见安宁盐井又从“百姓自煎”恢复到了“盐务官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游历云南时记载“其地（安宁州）有盐井而取盐于其中，其地之人皆恃此盐为活，国王赖此盐收入甚巨”。^[17]安宁盐井的生产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当地人依靠盐业维持生计，形成了盐业生产的传统延续，而当地官员也从中获取了巨额的盐利。

明初，安宁井是云南最著名的大井，其产量和名声都远超黑井，上缴盐税在云南盐税总额中也占有重要比重。^[18]随着移民大量涌入云南，盐业需求不断增长，随之也带来了更加先进的盐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政策。明朝政府较之于元来说，对滇盐的管理进一步加强。明初时期，云南共设了4个盐课提举司，即安宁、黑井、白井、五井，下设12个盐课司。《明实录·太祖实录》记载：“……其安宁井，月课盐六万三千斤，宜设提举一人，同提举一人，副提举一人，吏目一人。”^[19]《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载：“安宁盐课提举司，在州治之西，洪武十六年建置，有吏目厅。所属盐课司在提举司之西。”^[20]明《滇史》卷十亦载：“十六年（洪武十六年），设云南各盐井提举司。安宁州盐课提举司，在州西古阿宁地。”^[21]明政府也沿袭了元代对滇盐设置专门的榷税官的管理办法，在安宁井设盐课提举司，对盐税进行征缴和收纳，并管理日常盐业的生产，并适时变化，调整管理的策略。《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丙申，户部奏定安宁盐井中盐法，凡募商人于云南、临安二府输米三石，乌撒、乌蒙二府输米二石八斗，沾益州、东川府输米三石五斗，曲靖府输米二石八斗，普安输米一石八斗者，皆给安宁盐二百斤”。^[22]由此可见，为解决卫所制下的军粮物资短缺问题，明朝对安宁盐井实行了“开中法”，用盐换取粮食供应军民府，而商人以此获得食盐，转而进行买卖获利。(www.daowen.com)

明代，安宁盐井额数量增加，生产规模也进一步扩大。《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安宁盐井，其井有四：曰大井，在盐课司；曰考才井，在提举司；曰石井，在善政坊；曰大界井，即阿宁取土得之者。其泉皆卤，煮以为盐，今置司课之。”到了明嘉靖时期，又新开了一井，共五井。明崇祯时期，徐霞客的《滇游日记》亦载：

安宁城入其东门，……有巨井在门左，其上累木横架为梁，栏上置辘轳以汲，乃盐井也。其水咸苦，而浑浊殊甚。有监者，一日两汲而煎焉，安宁一州，每日夜煎盐千五百斤。城内盐井四，城外盐井二十四。每井大者煎六十斤，小者煮四十斤，皆以桶担汲而煎于家。^[23]

由此可知：第一，安宁井由原来的五井扩大到了二十八井的规模，城内分布着“旧四井”，城外是新开的二十四井，规模进一步扩大，数量也是迅猛增加；第二，其汲卤方式发生变化，运用了辘轳提升，而运卤则选用桶装担运，这些生产方式的改变，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外来技术的影响；第三，其“每日夜煎盐千五百斤”，若以一年来推算，不加闰月，大致岁煎盐五十五万斤，而《明会典》记载：“洪武间，安宁盐井盐课提举司岁办盐七十七万二千六百八十斤零，弘治间岁办无定数。”^[24]两者对比一下，数量差距将近二十多万斤，尽管崇祯时期增加了二十四井，但产量差距明显，这也能够印证天启三年（1623年）五月，“改安宁提举司为琅井提举司，驻琅井，安宁盐课附州征解”的史实。万历《云南通志·赋役志》记载了当时的盐课额：“安宁盐课提举司岁办课银元闰年四千一百两，万历六年云南盐课岁办定额无闰年三万五千五百四十七两，安宁井只占百分之十一强”^[25]。可知安宁盐井到明末时赋税占比已经逐步下降。不再是明初最著名的大井，其名声和产量逐渐被黑井、琅井等超越，地位在云南盐井中迅速下降。

清代，由于盐井生产技术没有革新，开采历时太久，安宁盐井因卤淡等原因迅速减产，其井口数量、产量规模都进一步缩减。《大清一统志·云南府·盐井》记载“在安宁州西，有大井、石井、河中井、大界井、新井，俱产盐”^[26]。与明代相比，少了秀才井，多了河中井和新井。《安宁州志》卷十对安宁井的记载较为详细：“大界井，在裕德门外；石井，在裕德门外；鹅井，在裕德门外。以上三井因卤水淡，长期封闭。洪源井，在洪源门内，宽四丈，深五丈余，东南北三面皆赤黯石结就，石底如釜，卤水从石壁隙涌出，其西用石甃嵌，以隔淡水。此井久经封闭，乾隆三年，知州何齐圣祥宪复开。新开盐井一口，名新河井（又名新井），在煮海门外，螳螂川中，卤水从石壁隙中涌出，以石罩管定，外用石甃筑高基，以隔四周川水。”^[27]由此看，虽然安宁盐井的数量仍然不算少，但真正持续产盐的并不多，而且废弛之井数量也与日俱增，此时的安宁井盐“销盐供本县以外，只补昆明、宜良两县之不敷，已无盐岸行销”^[28]。乾隆《云南通志》亦载“安宁州旧有洪源井、石井、鹅井、大界井、新河井五井，今惟新河井开煎，余四井无卤，久经封闭”，乾隆四年（1739年），“大界井、石井、鹅井三并，以卤淡久封闭，又洪源井亦久封闭”^[29]，说明乾隆四年（1739年），安宁五井中只有新河井在生产了。道光年间，安宁井的卤水开始大幅减少，资源枯竭，卤水短缺，产量下降，因而官员一再请求减少课额。《清实录·宣宗实录》记载：“道光八年（1828年）七月癸亥，谕内阁阮元等奏：盐井煎不足额，酌拟照案在于旺井代征抵补一折。云南安宁井额征课银二万八千四百四十六两零，曾于上年奏准酌减银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三两零。所减银两，即自道光七年为始，在各旺井抵补，作为代征，入册造报。该井仍应征银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三两零。现据该督等查明，该井卤水短绌，煎盐仍不能足额，恳再行酌减课银。”^[30]由此可知，安宁盐井的产量降低，影响力大不如前。

民国时期，政府采用场署的方式管理云南盐务，并在安宁井设分场署。由于安宁盐井卤水缩缺，产量日益减少，安宁分场署于1926年被撤销，改为招商包办的形式。在1937年，又改为官办，成立盐务管理局。1953年，由于安宁井产量锐减，一度萧条，最终被正式裁废，渐渐淡出了人们视野。^[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