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科研项目时刻伴随着巨大风险。对项目风险进行控制，首先要对构成风险的因素进行辨识。项目的风险因素辨识是对项目论证或研制过程中可能产生风险的因素所进行的归类和细化工作。军事技术创新风险不仅仅是个科技问题，还与经济、政治及战略等多方问题息息相关。实践表明，FCS项目在研发过程中受到来自环境政策变化、技术瓶颈、国防预算调整以及组织管理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是造成其高风险性的主要原因。

1.环境政策风险

环境政策风险是指由于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技术的波动（如战争、内乱、政策变化等），或由于自然界产生的灾害（如地震、洪水等）而可能给项目带来的风险，这类风险属于大环境下的自然风险，一旦发生后果是致命的，是几乎无法弥补的风险。FCS项目作为一个投入大、周期长的军事技术项目，受到不断变化的环境政策因素的影响。

（1）反恐战争的影响

美国所处的极不稳定的国家安全环境是决定FCS项目命运的重要因素。20世纪末，处于和平时期的陆军将FCS项目确定为其转型计划的核心，并计划将之后战事相对平静的数年时间都用于研制FCS。然而由于美军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泥潭，FCS的研制计划被倾向于反恐战场的装备需求和不断紧缩的资金投入彻底打乱了。

（2）政策变化的影响

政府决策不仅会影响未来部队的发展方向，而且对今后战争的结果也会产生重大影响。“9·11”事件发生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形势一片大好，更没想到恐怖袭击会威胁到美国本土。美国陆军也顺应新军事变革浪潮，着眼于打造未来信息化部队，用军事技术创新保持绝对军事优势和重塑强大陆军。当时以更加看重未来能力建设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为首的美军决策层这种“居安思危”和“敢于创新”的决策理念是值得赞赏的，至少是无可厚非的。其实，FCS早在立项之初就一直争议不断，时任国防部长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就是FCS项目的坚定支持者。而2006年接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盖茨并没有像拉姆斯菲尔德那样表现出对FCS的追捧和热情，而只是认为FCS“有必要继续在美国未来几十年面临的非正规战和全谱战争中证明其使用价值”，并对陆军“下一场战争将依赖那些为对付复杂军事威胁而设计的昂贵高端系统”表示担忧。

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现实经验改变了军政高层的决策。FCS的基本设想是“信息换安全”，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地雷、炸弹、火箭筒使轻型化作战车辆“不堪一击”，导致更加看重当前作战需求的国防部长盖茨为首的美军决策层对FCS利用信息优势弥补装甲薄弱的发展思路，对继续发展FCS的紧迫性及其潜在使用价值产生了质疑。

2.技术风险

技术风险是指军事科研项目在规定时间内、在一定的经费保障条件下达不到战术技术指标要求的可能性，或者说研制计划的某个部分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从而对整个系统效能产生有害影响的可能性及后果。FCS项目所需的技术成熟度普遍偏低，规模庞大的系统又高度复杂，直接增加了整个项目的风险系数。

（1）技术成熟度的影响

历史经验表明，军事科研项目中过多采用先进甚至不成熟的技术，很可能导致预算超支。20世纪70年代，美国陆军的MBT-70、XM-803主战坦克项目就是由于技术复杂、成本增长而被迫取消。而后通过简化技术和控制成本，“艾布拉姆斯”M1主战坦克项目有效降低了风险，获得巨大成功。

1999年，美国政府问责局（GAO）曾发起了一项寻找科研项目成功秘诀的研究。通过对多家公司的调查后发现，广泛采用成熟技术的项目大多进展顺利，而大量采用不成熟技术的项目往往会拖延进度，经费也不断增加。研究表明，如果在工程研制阶段技术还不成熟，项目成本至少会增加10倍，如果到了生产阶段，成本可能会增加100倍。JDAM制导炸弹项目就是GAO所列举的成功案例之一。得益于成熟的尾翼控制技术和改进后的制导部件，JDAM制导导弹的采购单价只有原来预期的一半。而陆军“科曼奇”直升机项目则是失败的典型案例之一。受困于发动机、旋翼和航空电子设备等关键技术都不成熟的情况制约，项目进度被大幅度拖延，研制经费也增加了一倍，最终导致该项目的下马。为此，政府问责局提出“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s）装备采办原则，要求军事科研项目必须在新技术成熟度达标后才能进入系统研制阶段。美国国防部根据“最佳实践原则”，制订了一套较完备的针对技术成熟度的评价标准——技术准备级别（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s，TRL）。技术准备级别从低到高共有9级，最低的1级（TRL1）代表该项技术的研发刚刚起步；最高的9级（TRL9）代表该项技术已经过实战检验并可以广泛应用。为了降低军事科研项目的风险，“最佳实践”装备采办原则定，只有在所有关键技术全部达到TRL7（通过模拟战场环境的作战演示）的条件下，项目才能进入下一阶段（里程碑C）。然而，FCS项目的研发并未完全遵守“最佳实践原则”。为了使作战性能达到预期设想，FCS的技术指标被定得很高，导致在项目开始时有3／4的技术还不够成熟。

随着科技发展和战场需求变化，FCS的技术难度也越来越高。2009年3月12日，GAO在另一份评估报告中，警告FCS项目由于技术成熟度不达标，可能将无法获得国防部的信任和国会的支持。这篇报告公布了对FCS项目中全部44项关键技术的准备级别评估结果，令人惊讶的是，其中只有3项关键技术达到TRL7级，有37项关键技术达到TRL6级，还有4项关键技术只达到了TRL5级。而FCS项目想要通过晚些时候的项目保留审查，所有关键技术都至少要达到TRL6级。

纵观FCS项目，FCS经过几次重大调整，采取了减规模、缓进度、促输出、降指标等措施，“革命”色彩渐褪，“渐进”色彩变浓。实际上与最初的设想相比，最终获得的FCS系统在技术上会有所缩水。

（2）系统复杂性的影响

FCS项目规模庞大，系统高度复杂。整个FCS是由18种（后调整为14种）单独武器系统加网络加士兵构成的大系统，由多个有人操控和无人操控子系统组成，每种单独的武器系统又包括若干型号的武器。在FCS的18个分系统中，按控制方式区分，包括8种有人操控系统和10种无人操控系统；按系统类别区分，包括8种有人驾驶车辆、3种无人驾驶车辆、4种无人驾驶飞行器、2种无人值守弹药和1种无人值守地面传感器。根据美国陆军2003年1月颁布的《FCS作战使用要求文件》第二次修订版，一个目标部队行动单位将编制2 499人，装备新型车辆和飞行器近1 000辆（套）。其中，有人驾驶车辆包括：装甲运兵车78辆、120 mm或155-mm间瞄自行火炮18门、配备该型火炮的车载战斗系统54辆、120 mm迫击炮车24辆、侦查监视车27辆、指挥控制车79辆、医疗车31辆和抢修车10辆；无人驾驶车辆包括：武装机器人车40辆（突击型18辆、侦察型22辆）、通用／后勤机器人车60辆、小型无人驾驶车89辆；无人驾驶飞行器包括：排级无人机54架、连级无人机36架、营级无人机12架、旅级无人机8架。

FCS项目的合作厂商超过600家，涉及关键技术近60项，软件代码多达6-300万行；为与联合部队协同配合，需研制100多种网络接口；从研制、演示到生产，项目总体进度和各分系统进度需与其他配套武器装备的进度同步。FCS项目的成败不仅取决于单项技术的优劣，还需要所有技术的发展协调一致。这就像“木桶效应”，只要有一项技术的研发拖了后腿，就会影响整个项目的进度。例如，作战人员信息网（Warfighter Information Network，WIN）和联合战术无线电系统（Joint Tactical Radio System，JTRS）中的关键技术如果不能如期成熟，整个FCS网络的研发进度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考虑到FCS设计过于复杂，美国政府、国会和国防部都对其设计思路和研发计划争议不断，这直接导致了该项目规模的缩小和系统复杂性的简化。例如，无人机从4种减为2种；智能弹药系统（IMS）从项目中剥离，另外立项；非直瞄导弹发射系统由2种减为1种，采购数量上也被减半。(www.daowen.com)

3.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是指由于项目任务要求不明确，或受技术和进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可能给项目费用带来超支的可能性。在现实条件下，不适当地追求高性能指标，往往导致研制项目的费用大增。FCS是目前为止美国陆军最大的现代化项目，虽然美国陆军已经为FCS的研发投入了大量资金，但由于该项目总耗资太过巨大，费用问题仍是造成FCS项目高风险的主要因素。

（1）投资上限与效果的不确定性

FCS规模庞大，其研发经费以滚雪球方式增长。仅2003到2004一年，项目总预算就从914亿美元猛增到超过1 600亿美元，研究与研制费用几乎增长了51%，预计的采购费用也增长了32%，到2006年则已超过2 000亿美元。而政府问责局和国防部长办公室费用分析改进小组（Cost Analysis and Improvement Group，GAIG）2006年的评估结果则达到约2 030～2 340亿美元，双方对FCS项目的费用评估存在较大分歧。

困扰FCS项目的难题还包括投资效果的不确定性。FCS项目就像是一场赌博，如果成功的话，美国陆军将拥有一支高技术部队，可以迅速地部署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并进行快速攻击，使敌人来不及反应。但它也有可能不适合城市作战，或因为技术问题而导致成本太高，以至于负担不起。2003年，FCS项目进入系统研制与演示（SDD）阶段，美国陆军计划在2004—2009财年为其投入221.8亿元，占陆军转型计划总预算的38%。但实际上，FCS项目仅研制经费就超过250亿美元。

如果进入大规模生产和列装阶段，所需经费将可能超过2 000亿美元。如此巨额的资金投入在美国陆军的装备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使人们更关心FCS是否物有所值，作战效能是否能达到预期目的。陆军从一开始就承认FCS项目是一个高风险项目，虽然有人提出了风险较低的替代方案，但另一些人指出，在没有强劲对手而且陆军在陆战中拥有经得起考验的优势的情况下，美国有条件尝试这种高风险项目，如果成功，就可以大大增强未来国家安全。尽管这种论点有其道理，但批评者们指出，失败的代价会很高昂（虽不至于危机国家安全），而且还会迫使陆军在下一个10年中研制FCS的替代系统。

（2）研制经费不断缩水

FCS项目启动之初，正值美国陆军执行大力发展未来部队的投资战略，FCS理所当然地被列为最优先发展项目，在经费投入方面获得了巨大倾斜。在2002—2007财年的财政预算中，有96%的科学与技术研究经费被用于和未来部队直接相关的项目，有62%的装备研究、研制和采购经费被美国陆军投向未来部队，其中仅FCS项目就占用了37%。然而，由于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泥潭，政府多次向战场增兵，美国陆军现役部队为满足模块化改制和海外部署与作战的需要也在扩编。此外，武器装备损耗速度达到了和平时期的9倍，这些都导致美国陆军在资金上满足不了需求。迫于经济危机和缩减军费开支的压力，国防部指示各军种审查并裁减装备采购项目，FCS作为陆军的最大采购项目首当其冲。

4.组织管理风险

组织管理风险是指项目管理过程中因可能的管理失误带来的风险。军事科研项目的研发过程是高度复杂的管理过程，协作面广、涉及单位多、参与人员多，需要严格周密的科学管理才能保证研制工作顺利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不当则会造成费用增多、进度延长、性能下降。

（1）论证不充分

很多人都对FCS在当前和未来地缘战略环境中的适用性提出质疑。对于如此复杂的高风险项目，美国陆军在前期的需求论证工作未能全面勾画出对FCS的明确需求，以至于在项目已经进入系统研制阶段后还在不断修改对FCS的需求文件。同时，美国陆军对FCS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也不够充分，这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由于FCS所受期望太高，导致项目技术难度和系统复杂程度都随之增加。美国陆军在立项之初，明确注意到系统所需的关键技术中还有大部分尚未成熟。但可能是对技术难度估计不足，或是对军工企业的过度信任，也可能是对实现陆军复兴的迫切愿望，导致美国陆军铤而走险，坚持批准该项目通过概念与技术开发，进入系统研制与演示阶段。这也是导致后来项目极度拖延和经费超支的重要原因。

（2）监管不力

项目管理部门监管不力也是导致FCS风险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鉴于FCS项目体系庞大、高度复杂，美国陆军经过多方权衡，决定授权系统主要承包商（“系统集成牵头单位”，LSI）对项目进行具体执行，自己则负责监督和审核。而且美国陆军在项目中还采取了被称为“其他处理权”的新型签约方式，特点是形式灵活多样、对承包商限制条件少，优点是可以打破传统军工企业对大型军事科研项目的垄断，帮助一些资质较浅但创新能力强的军工企业获得机会。但LSI管理模式和“其他处理权”签约形式还是饱受争议。批评者指出，由于LSI基本垄断了子承包商选择和项目资金运转，等于变向架空了陆军的领导；LSI兼有传统承包商和陆军合作伙伴的双重身份，与陆军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陆军可能会失去对项目提出专业性鉴定意见的能力，从而失去了有效监督波音公司运作情况的能力。反对者还对“其他处理权”的实际作用产生了质疑，认为这种新型签约方式没有起到招揽非传统军工企业的宣传效果。

2006年，美国陆军根据国会要求，结合之前项目进程中发现的问题，决定对FCS项目的管理模式和签约形式进行相应调整。2009年，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卡特签订了一个关于FCS项目的正式采办决议备忘录。并开始与承包商商谈终止有人驾驶车辆合同的费用。谈判仅涉及有人驾驶车辆的终止工作，但陆军利用这个机会修改了与波音公司和SAIC公司的整个项目合同条款，终止它们作为系统集成牵头单位的职权，并将当前的整体合同改为数个独立的投资合同，用于研制并购买逐步列装部队的各种无人机和无人地面车辆。最终，波音和科学应用国际两家公司不再参与GCV项目，并获得3.5亿美元的违约赔偿，作为不再继续承担MGV项目主系统集成承包商的代价。FCS项目的不完善合同管理机制备受政府诟病。盖茨在2009年初提交的国防预算案中指出，FCS项目的签约方式缺乏竞争，陆军对研制经费的管理也很不规范。

（3）进度拖延

由于美国陆军对FCS研制任务的艰巨性估计不足，技术研发进展缓慢，导致美国几度调整延后FCS装备部队形成全面战斗力的时间表。虽然与FCS的要求相对照，美国陆军现有的弹药技术、装甲技术成熟度最高，但网络技术和动力技术的成熟度较低，不但离性能指标还存在很大距离，而且遇到了技术瓶颈。因此FCS项目的研发进度很大程度上受到关键技术成熟度的制约。据政府问责局（GAO）于2003年8月公布的一份报告称，由于技术进展缓慢等原因，美国陆军延长了FCS项目的研发时间。FCS将在原计划的基础上推迟两年进入里程碑C阶段；装备部队的时间节点也从2008年推迟到2011年；实现全部作战能力的时间节点也推迟到了2013年。

构成军事技术创新项目风险的环境风险、技术风险、费用风险以及管理风险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从系统的角度看，技术、费用是系统的内部因素，而环境政策和组织管理风险是外部因素。其中，技术风险是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它还往往是造成其他三类风险的主要原因。技术因素体现了项目研制的难度，可能使项目难以达到原定的战术技术指标，造成进度拖延或是费用增加。技术问题如果不能完全解决，则会导致费用飙升、进度拖延。因此，技术风险自身作为一种风险，同时也会成为环境、费用以及管理风险的重要来源。费用风险和管理风险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因为经费问题会导致进度缓慢，而进度拖延也同样会导致费用超支，两者互为因果关系，都是技术风险的外在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