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转变是一部内容极为丰富、风格极其独特的教科书。纵观上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确发生了科学和技术的革命以及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其质变程度不亚于欧洲的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等。中国的转变和发展影响深远，启示深刻。

一、中国发生“地域性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

中国古代有自己的科学传统和技术传统，比较而言，技术成就大于科学成就。从汉代起，墨家式微，读书人主要关注人文与社会，对探讨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兴趣明显不足。后来，科举制又将读书人的学术兴趣进一步引向非自然科学领域。在这种与境中，自然科学未能在中国得到充分发育，或者说，存在结构性缺陷。除了天文学等少数学科，其他自然科学知识未能发展成系统化的科学理论。另一方面，到14世纪初，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等技术基本满足了传统农业社会的需求。这样，在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框架中，技术发展缺乏创新的动力。

16—18世纪，传教士以科学助传教，与中国学者合作将欧洲古典科学技术及少部分与科学革命相关的知识传入明清两朝，朝廷有选择地推动了西学东渐。耶稣会士南怀仁在《欧洲天文学》中把他们在北京的历法改革称为一场“天文学革命”^[1]。当代科学史家席文（Nanthan Sivin，1931—）认为，17世纪中国发生了自己的“科学革命”（Sivin N，1982），即宇宙模型与制订历法的方法转为以托勒密、第谷等人的理论为基础，以几何学和三角学为重要的数学工具^[2]。然而，他们所称的“革命”的后果和形式均与欧洲的科学革命截然不同。传教士引入的异质科学和技术尚不足以从根本上激发中国知识体系的变革，不能将中国学术引向欧洲那种“科学革命”（张柏春，2000a）343—347。其实，那时的中国人对欧洲先后发生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几近一无所知。

到19世纪中叶，中国开始走向知识变革与局部工业化。清朝在自强运动中重点引进西方船炮技术，开启军事工业化。1895年之后，清朝迫于形势，将改革举措逐步扩大到经济的“新政”、制度的“变法”。1903—1904年的学制改革和1905年的废科举制，标志着中国的知识革命进入关键阶段，中国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接受由知识层面转向制度层面，为知识体系转型创造了制度条件。新学制和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的科学启蒙，在这样的氛围中出现了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学术社团。“中央研究院”等科研机构的创建使科学研究体制化，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事业。20世纪下半叶，政府号召“向科学进军”，将科学技术纳入国家规划并加以支持。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大力引进先进的科学和技术，且鼓励从跟踪为主逐步向创新过渡。从知识的选择性传播到20世纪前30年现代科学技术的建制化，中国的确发生了不同于西方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由于现代科学和技术的体系和制度取代了中国传统的体系和制度，我们可以将这场迟来的“地域性的”变革称作“取代式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因内容涉及人文社会科学，故它亦可称作“知识革命”。知识革命是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并不逊色于其他革命。

如果说古代中国是世界科学知识和技术的重要贡献者，那么，近现代中国则是世界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的受益者。中国不断引入世界先进科技，将技术转移与工业化建设融为一体，促进产业的转型和升级。由于技术创新能力尚不够强，技术转移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于技术创新。通过消化吸收先进技术，企业及相关的科研和教育等机构逐步提高创新能力。研究机构致力于跟踪科技前沿和创造新知识，特别是解决“有”和“无”的问题，以突破国外的封锁或支撑技术创新。教育机构首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同时也贡献新知识。

二、中国科技与世界科技前沿呈错位发展之势

中国发生了地域性的知识革命，但是，中国科技与世界科技前沿呈错位发展之势。16—17世纪欧洲发生第一次科学革命，这导致科学知识体系的整体转变。通过传教士搭建的欧亚知识交流桥梁，中国人有选择地接受欧洲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知识及火器、钟表等技术，并试图将外来知识会通到中国传统知识框架之中。中国人对近代科学的核心内容一无所知，无缘第一次科学革命。

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首先发生在欧洲，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1723年清朝决定禁绝天主教之后，中国人与欧洲人的知识交流不畅，不了解西半球发生的巨变。1793年乾隆帝拒绝英国使者提出的通商请求，这象征着农业社会对跨洋贸易的轻视及对新兴工业社会的陌生。结果是，中国未搭上工业革命与技术变革的新车。

大约从19世纪30年代起，电力、电器、内燃机、炼钢、石油、新交通工具、新材料等技术的集群突破促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与技术革命。同时，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势头依然强劲，并成为技术发明的知识源。欧洲列强扩张至中国。中国遂以农业社会应对工业社会的冲击，在“师夷之长技”及相关的争议中逐步知晓“坚船利炮”背后还有工业和科学，少数人甚至意识到变法维新的紧迫性。可以说，中国在19世纪后期粘上工业革命与技术革命的边儿，但对工业社会不过是雾里看花。

20世纪初期，欧洲发生第二次科学革命。20世纪30—40年代起，欧美又发生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技术革命。1900年之后，中国废除科举制，终于从文化和制度层面接受近现代科学技术及工业社会，在社会动荡之中发展教育、科研和工业。1949年以来，中国构建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科技体系与教育体系，几步并作一步地谋发展，补300多年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之“课”，追踪科技前沿。尽管经历过挫折，但总算抓住20世纪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机遇，走上建设现代化强国之路。

中国与发达国家科技错位发展的原因很复杂，其中包括对近代科技革命与工业社会的无知。无知的重要缘由首先是传统农业社会不够开放。

三、文化差异影响着知识的传播与革命

文化差异对跨文化的知识传播或移植有着重要的影响。面对中国的稳固文化系统，耶稣会士们采取天主教传教士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未采用过的以科学助传教和“适应”的策略，促使欧洲的科学和技术被传入一种异质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这种传播与传教、殖民扩张等相伴，受到儒家政治和宗教的相容性及“中体西用”理念的制约，其中“中体西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中国中心主义”。儒家思想和“中体西用”理念从文化层面上代表着农业社会，体现着农业社会对异质文化和工业社会的选择性吸收或排斥。如此，西学的传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知识的选择、价值冲突、会通、重塑，而这个复杂的转变过程需要时间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中国经历了三个多世纪的时间。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国未在17—18世纪融入世界科学革命的主流归因于传教士有意隐瞒科学革命中形成的新知识。

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在明末和清朝前期基本上是与传教相关联的。鸦片战争后，科学技术只是部分地与宗教知识相伴，而主要与军事及经济结合，传播的途径拓宽了。经历了从明末历法改革到清末庚子事件，再到新文化运动等重大变故，中国人由文化自信、将西学中的科学技术视为工具和“中学”的补充，转向对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的批判以及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全盘接受，乃至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也越来越多的认同。如此，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的浪潮终于跨过文化屏障，涌入古老的中国，并促进这个国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即开始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直到“文革”时期，科学技术才一度受到意识形态的有力冲击，有些知识曾被贴上“资产主义”的标签。“文革”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为最受中国社会欢迎的知识和“第一生产力”。

实际上，一旦放弃儒学的主导地位，中国传统文化就充分显现出开放性及与外来文化的相容性，成为全球化和中国模式现代化中的重要组成因素。

四、中国现代化的路径和模式有一定的特殊性

开放是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前提。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外力冲击下，被迫启动的。换言之，如果没有外力的推动，中国在19世纪开始发生巨变的可能性很小。从1860年起，清朝决定“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1895年认可发展矿冶、机器制造等工业，再到1908年颁布立宪计划，用了近70年才从器物、工业、知识和制度上基本认可工业社会。民国之初，政治上以建立共和体制为目标，经济上鼓励发展实业，这意味着社会精英们欲以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之所以转向如此缓慢，应该与中国农业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庞大和源远流长有关，正所谓“船大掉头慢”。

中国的国土辽阔，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呈现出多样性。工业化和现代化因素是从清朝最初被迫开放的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起步，然后逐步向内地梯次展开，后来又因抗战、经济规划等因素而发生布局变化。直到20世纪后半叶，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依然不够平衡，全国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农业人口比例高于发达国家。在国家总体实力大增和城镇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如何提升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准，降低农业人口的比例，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这仍然是国家的一项艰巨任务。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有一些工业社会的共同特征，却不完全一致。像清朝那样拒绝现代化是没有出路的。如果脱离国情和文化传统，简单照搬某一模式，则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结果未必如愿。中国在不同程度上尝试过美国、西欧、苏联的发展模式和经验，但并没有真正的西化或苏化。其实，中国仍然在探索和实践基于国情的现代化模式。(www.daowen.com)

五、社会稳定和政府有效是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

在一个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执政政府。这一点对某个时期的某些国家似乎不是问题。但中国的经验表明，这是后发大国现代化必须解决的大问题。中国在这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科学、技术、工业和其他事业的健康发展，都需要一个基本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康乾盛世”之后，清朝自信满满地进入19世纪，直到英国人武力叩关，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百年未遇之强敌。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败，又到庚子事件，直到抗日战争，前后百余年里，中国深受内忧外患之害。当时的中央政府势弱，甚至不能有效执政和维护国家安全。由于社会动荡和战事频生，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将并不丰厚的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消耗在军事和对外赔款等事务上，无力有效整合资源并将之用于发展现代的工业、农业、教育、科学和技术，很多建设构想难以实践或只停留在纸上。国家主体上仍然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

抗战胜利后，中国赢得了较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环境。内战结束之后，虽然存在两岸对峙，进行了抗美援朝，但中国终于进入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成为20世纪第一个有效在大陆执政的中央政府，能有力整合各种资源，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规划有序地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和教育等各项事业。与民国时期类似，中华人民共和国优先巩固国防，国防建设遂成为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摆脱“文革”的十年内乱，建设事业回到发展正途，经济建设成为发展科学技术的主要动力（董光璧，1995）4。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进展。

六、体制机制对科技发展成效有重大影响

体制机制问题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对科学技术发展成效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早期工业化是在庞大的传统农业社会的基体上开始的，受到农业经济体制及相关因素的制约。船炮制造工业与技术被“嫁接”到清代农业社会，而与之相关的矿冶、机器制造、铁路等产业与技术同样受到农业社会的制度及文化的约束。清朝在20世纪初开始改革教育、经济和政治的体制，这才从制度上为工业化开路，为建设工业社会创造条件。

经济体制对工业化建设、科技发展，乃至现代化进程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国参照苏联经验，建立庞大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且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长处，大规模整合各种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且使高等教育和科技事业按计划服务于经济建设。在此过程中，形成“以任务带学科”的规划和发展科学技术的模式，实现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重大突破。虽然经历过“大跃进”和“文革”的挫折，但国家还是快速推进了工业化建设，奠定了现代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的基础。不过，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之后，计划经济体制显露出僵化、动力不足、效率不高、与市场脱节等缺点。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与社会各界逐步深化对计划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认识，愈加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改革国有企业并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直到1993年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改革，中国有效地激发出各界的创业创新活力，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市场机制使企业在有序竞争中进行转型与技术升级，积极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科技，并逐步谋求创新，阶段性地提升科技水平，不断推出新产品，满足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可以说，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善于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发挥引领作用，高等院校生产和传授知识，而企业则善于解决面向市场的、量大面广的技术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期，科学技术与经济“两张皮”问题，或者说，科技驱动经济发展的效率不高问题已经充分显现。于是，中共中央先后决定改革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体制，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在以引进和消化吸收国外技术支撑经济发展的同时，国家尝试产学研结合、科研机构转制等诸多改革举措，鼓励科技力量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培养创新能力强的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做更大的贡献，尤其是要谋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摆脱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打破国际技术壁垒。

七、对科学技术及其与现代化关系的认识转变

中国对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认识，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的探索。20世纪上半叶，中国提出“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等口号，那时传入的科学、技术和工业三者都不够强，且技术与工业的相关度较高。50年代，将科学和技术并称为“科学技术”或“科技”，强调了科学与技术的密切关联，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差异，使得二者之间的明显区别有所淡化。这容易造成科技政策上的偏差，一方面以治理技术的方法来对待自然科学，甚至将科学探索活动普遍工程化；另一方面以论文评价技术，而使技术研究片面理论化。工程有明确的目标，首先综合运用已经掌握的技术，再谋求部分创新，一般是可以进行周密规划和设计的。相较而言，科学活动的探索性和不确定性很强，是难以准确预测和规划的。科学的基础研究首先要求选对人才并给予稳定支持，让他们解放思想地做前沿探索。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代表着政府对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功能做出的政治论断，构成国家科学技术战略和政策的基础。从学理上看，技术表现为直接的生产力，与现代化直接相关；而科学可能是间接的生产力，与工业化的直接相关度不像技术那样高，或者说以间接相关为主（张柏春，2012）。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工业化为什么直接得益于技术的革命、转移和创新。自然科学研究着眼于发现本质和规律，解决认知的问题，不一定总要考虑实际应用，它是在知识层面贡献于国家的现代化。科学发现和创造为技术发明与创新提供知识源泉，可进一步孕育新产业。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条件是苛刻的。它不可能像当年欧洲国家那样大规模向海外移民，进行殖民扩张，无节制地开采资源与排放污染物。它要承受人口过多和资源短缺的巨大压力，保持经济不断增长与社会持续稳定，解决国内地区发展差距大等问题，还要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不同程度的技术封锁，使十几亿人口实现现代化。因此，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是中国的一个必然选项。

创新是科学技术发挥生产力功能的关键环节，是将新概念的构想或技术发明转变为生产力并进入市场的过程。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抓好“创新”这个环节是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条有效捷径（张柏春，2012），也是技术进步的常态。一些未曾发生科学革命或技术革命的国家“搭上”科技革命的“便车”，便可通过创新、繁荣科学文化等举措而成为后起的现代化国家。从“第一生产力”到“创新驱动发展”，这是对科学和技术的本质及其与经济社会关系的认识的深化。中国应首先着力于提升创新能力，并通过必要的体制改革和教育改革等来解放人的创造力，全面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在当下的中国，人们继续热议“新科技革命”或“新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发展机遇等话题。无论是在科技革命时期，还是在科技发展的常规期，后进国家都可能通过知识转移与创新，追赶发达国家，跻身科技强国之列。中国须珍惜国内和国际有利因素，脚踏实地地发展工业、科学、技术和教育等，切实提升创新能力，争取由“跟踪”向“并跑”和“领跑”过渡，跻身现代化强国的行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1]由高华士（Noel Golvers）译成英文（Golvers N，1993）54。拉丁文表述是“Practerca cum hanc astronomicam（ut ita dicam） revolutionem...”（Golvers N，1993）344。

[2]哈特（Roger Hart）认为，席文发现的中国科学革命是未完成的向着近代科学的转换，它象征着古代与近代的根本断裂（Hart R，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