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文革”的重灾区之一。1966年，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被停止^[67]，高等教育基本陷于瘫痪状态。1972年，高校开始通过“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方式，招收工农兵学员，但学员的文化素质普遍比较差，教学质量不高。在1977年8月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武汉大学教师查全性在会上发言，批评工农兵学员招生办法，引起大家的共鸣。邓小平在发言时主张当年就改变招生办法，通过考试择优录取。会后，教育部决定恢复高考制度。1977年11—12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了冬季高考，录取了27.8万新生^[68]。这次高考基本上恢复了1966年之前的做法，关系到千家万户，成为历史性转折的一个标志。

作家徐迟在1978年1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生动地刻画了陈景润取得数论研究成就的故事，这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陈景润顿时成为献身科学并摘得科学“明珠”的励志标杆，为人们攀登科学高峰的热潮推波助澜。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科学教育迅速恢复和发展，大批优秀中学毕业生投考科学技术类专业。

苏联模式的缺点和中国的失当举措逐步被社会各界认识。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几乎不存在兼具文、理、工、农、医等真正的综合性大学，专业设置偏窄。所谓的“综合大学”不过是一些由文科和理科构成的学校。工科院校很难营造一个文理工交叉的教育氛围，学生所学主要限于具体的专业，缺少必要的文化熏陶。随着改革的展开，高等院校在坚持原有学科优势的同时，呈现出综合化趋势，工、农、医等类院校逐步加强理科、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建设，一些学校纷纷更名，如改称科技大学、理工大学等。1998年9月，浙江大学与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成综合性的新浙江大学。之后，高等院校合并成为一种风气，形成一批规模大、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大学。

建立研究生制度是一项重大改革，也是高等教育走向结构健全和高水平的标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多数高等院校在师资力量、实验条件和学术积累等方面还不够强，主要任务是培养本科大学生，科研能力不突出。在中国科学院首创研究生院之后，高等院校在80年代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研究生制度，形成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三级系统，显著提升了人才培养层次。国家出台了“211”“985”“双一流”等改革举措，从结构和质量上改变了高等院校的格局，促使部分高校产生越来越大的国际影响力。

国家不断扩大高等院校招生规模，为各行各业大批输送专业人才，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人力资源保证。1978—1998年，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从40万人增加到108万人，在校生规模从86万人增加到341万人。1999年，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在此后的十年里，高等教育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美国，跃升为世界第一。截至2000年2月，全国本科院校达到1 022所，高等专科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有432所。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2008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超过2 900万人，毛入学率上升到23.3%。目前，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从业人数超过8 200万人，位居世界第二位。

【注释】

[1]按照海茵茨希的考证，刘少奇率领的代表团于6月26日抵达莫斯科（海茵茨希，2001）307。

[2]不久，双方还秘密签订了《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这些协定使1949年7月30日签订的中苏两党层次上所谓苏联与中共东北政府之间的“商品交换协定”变成了公开的两国政府协定。1950年的协定与1949年的协定在主要内容上是一致的。

[3]赫鲁晓夫同意将斯大林时期苏联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权利归还中国，取消中苏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放弃苏联在中长铁路中的权利，不必等到中苏签订对日和约就撤出驻旅顺口的苏联军队，放弃在东北和新疆的两个势力范围。

[4]1954年9月15日，刘少奇强调：“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而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道路不走是不可能的。”（刘少奇，1993）

[5]起初，中共中央设立了6个行政大区（不包括西藏和内蒙古），大区下设主管本大区工业的部委。1954年撤销了大行政区，加强了中央的集中管理。东北就是其中的一个大区，那里率先用计划经济方法管理工业。

[6]通过计划和行政命令调节经济运行，逐渐降低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国家计委和国务院主管部委负责计划管理和综合平衡。国务院部委编制重要工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计划，上报国家计委批准后，向所属国营企业下达总产值、主要产品产量、新产品试制、重要技术经济定额、成本降低率和降低额、职工总数、工资总额等12项指令性指标，并且调配原材料等物资。企业的产品由国家统销，利润全部上缴，亏损由国家包干，职工端“铁饭碗”。196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尝试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批准成立12个托拉斯，即将部委的专业局改组成托拉斯形式的公司。但托拉斯体制在“文革”中被否定和批判。

[7]“总路线”的表述后来又有发展。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8]通过编制计划，中国政府领导人对计划经济的基本规则和实施办法有了初步的认识。1954年6月，陈云在向中央汇报“一五”计划编制情况时，提到四大比例和三大平衡。其中，四大比例是指农业与工业的比例、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的比例（陈云，1984）。

[9]1956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4b）3411957年10月，毛泽东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是不对的。”（毛泽东，1977）

[10]毛泽东认为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捷径，“一大二公”（追求大规模化，实现更进一步的公有制）的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的雏形（薄一波，1993）734。

[11]有迹象表明，苏联曾考虑对中国的核基地实行先发制人的有限的核打击（海茵茨希，2001）681。

[12]1956年后，相继发生波匈事件、苏联搞“修正主义”、“反右”运动、“大跃进”和批判彭德怀、中苏交恶、越南战争等变故，这些对毛泽东判断形势和决策产生了影响。

[13]1966年8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一次全会正式批准在全国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4]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简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把中国式的现代化近期目标具体描绘成：到20世纪末争取国民经济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 000美元，实现小康水平。1987年，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中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战略构想，明确提出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对科技人员采取了团结和改造的政策。然而，实际工作中却存在“对知识分子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等问题”（薄一波，1991）501。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坦言，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认为反正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周恩来，1994a）。“反右”扩大化使大批知识分子受到迫害。1961年，中央批准了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负责起草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在《工业七十条》中强调要把技术人员看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能把钻研技术、钻研业务看作是“走白专道路”。1962年3月，周恩来、陈毅等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讲话，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号召尊重知识分子。不幸的是，这一光景没有维持多久。1966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断言，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权。这一断言给知识分子带来了一定的伤害。“文革”之后，国家恢复高考，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些政策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促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

[16]这篇文章很快被《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及绝大多数省级报纸转载，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好思想准备。

[17]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写道：“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18]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还与中央对世界战争的判断及对外政策相关。毛泽东曾认为应该为早打、大打和打核战争做准备，而邓小平却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在较长时间内可能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1980年5月18日，中国成功试飞东风—5洲际弹道导弹，这种最大射程可达12 000公里的“利器”亮相在1984年的国庆阅兵式上。1985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解放军三年内裁减员额100万。

[19]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画押立“生死状”，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实行包产到户。第二年小岗村就粮食大丰收，解决了温饱问题，摆脱了吃粮靠返销的局面。小岗村的这一冒险之举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20]1979年，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5年，他肯定地说：“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1992年初，他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进一步打消了人们对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疑虑。

[21]国家规定了各类基本建设单位的投资限额。如果一个单位的全部投资额大于限额，这个单位就是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如果小于限额，它就是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钢铁、汽车制造、拖拉机制造、船舶制造、机车车辆制造等工业的投资限额为1 000万元，有色金属、化工、水泥业的投资限额是600万元。

[22]大量农村劳动力参加钢铁冶炼、水利工程建设等，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增大了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同时，中国出口到苏联的粮食和其他产品的数量在1957—1959年显著增加。然而，农产品的产量并没有因为人民公社化而“跃进”到高水平，而是导致了大饥荒的发生。

[23]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石油和石油产品主要从苏联进口，国内生产石油的企业主要是40年代开发的甘肃玉门油田。50年代晚期在东北松辽流域发现了大庆油田，60年代石油产量迅速增加，再加上苏联援建的兰州炼油厂、大庆炼油厂等项目的建成投产，石油的精炼能力也大幅度提高。

[24]武汉钢铁基地、包头钢铁基地、兰州石油化工基地等都是苏联援助的。

[25]“一五”期间，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答应援建116个工厂，另为88个工厂提供部分设备（彭敏，1989）52—53。

[26]薄一波称，“从国防考虑，从安全考虑，是当时确定厂址的主要因素之一”（薄一波，1991）299。

[27]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库尔久科夫签名的1957年3月29日记录材料表明，苏联将援建中国211个企业和27个单独车间，并提供价值为96亿卢布的设备。1951—1956年，有26个企业建成投产，31个企业部分建成，另有17个单独车间和工厂也建成投产，苏联工程师、工长和工人等专家共5 092人在华工作（冈察连柯，2002）。

[28]举例来说，按照合同规定，苏联只须为第一汽车制造厂提供吉斯150型载货汽车的设计资料。但当中国想要仿造吉斯157型越野车时，苏联也提供了这种车的产品设计图纸。

[29]按照1955年的另一粗略的统计，苏联设计和援建“156项工程”所需设备的30%—50%是由国内制造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3a）453。薄一波在1958年2月宣布，“156项工程”建设所需设备中，由国内制造的部分将由1957年的42%左右，提高到1958年的60%左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5）119。

[30]一线为沿海地区，二线为中部地区，三线为后方。三线分为两部分，一是包括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以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二是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的全部或大部分，以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

[31]1912年，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90）从经济学意义上提出：“创新就是生产函数的变动”。此后，创新的概念又有不同的解说，衍生出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概念，一直泛化到各个层面的创新。《关于大力开展技术创新工作的意见》中对“技术创新”做了概念界定：技术创新是与新技术（含新产品、新工艺）的研究开发、生产及其商业化有关的技术经济活动。技术创新最鲜明的特点是：它是从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到首次商业化应用的系统工程；市场实现程度是检验技术创新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1997年4月，国家科委发出的《国家科委关于实施技术创新工程意见的通知》认为：技术创新是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概念，包含了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组织创新等内容。

[32]在1949年新旧政权更迭之际，除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数学研究所等少数研究所部分迁往台湾外，“中央研究院”的其余研究所均留在了大陆。(www.daowen.com)

[33]导弹研究院集中了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先从仿制苏联援助的导弹入手，逐步过渡到自行研究设计战略导弹和战术导弹。同期组建的原子能研究设计院主要研究核技术，研制原子弹。

[34]中国科学院在1952年10月的院长扩大会议上做出关于加强学习和介绍苏联先进科学的决议。在钱三强率团访苏回国一年多之后，中国科学院召开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经验交流座谈会，当时全院已有超过70%的人员能阅读俄文文献。

[35]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的关系始终是中国科学技术界面临的重要问题。周恩来曾明确指出：“如果我们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周恩来，1994a）

[36]关于57项任务的具体任务，详见《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1994）。

[37]1956年制订的远景规划是国防和经济社会需求导向型的，也是追赶型的。当时，中国的榜样和追赶目标首先是苏联和东欧，其次是美国和西欧。

[38]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期间，支持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进行“纠左”整顿。是年8月，胡耀邦向中央提交《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其中就包括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时说：“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这次整顿因“反击右倾翻案风”而中断，但为以后国家恢复科研秩序做了准备。在全国科学大会之后，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本质又有新思考。1988年9月5日，他在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话时说：“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5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其理论基础来源于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39]1977—1979年，邓小平多次会见李政道、杨振宁、陈省身、吴健雄等美籍华人科学家，请他们帮助引进和发展先进科技、培养科技人才。这些科学家中有不少是民国时期出国留学，后来留在国外工作并取得世界一流成就的。

[40]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做出了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他说：“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要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他的意见使中国迅速扩大派遣留学生的规模。

[41]例如，中国科学院与法国、俄罗斯、德国、美国等国家的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共建了联合实验室、联合研究所，包括德国马普学会伙伴研究所、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中俄空间天气联合研究中心等（中国科学院，2012）185—187。2013年以来，按照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思路，中国尝试与沿线国家共建联合实验室、技术转移中心等，共同提升创新能力。

[42]中国科学家参与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反质子与离子研究装置（FAIR）、国际空间站—阿尔法磁谱仪（AMS）、综合大洋钻探计划（IODP）、人类基因组计划、人类蛋白质组计划等。

[43]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出台了许多以吸引留学人员归国工作的人才计划，如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教育部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即“千人计划”）等。

[44]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国营企业的生产任务主要由产业部委下达，产品开发与部委所属的科研、设计等部门关系密切。随着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逐渐增强，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研工作与企业技术研发的脱节愈加明显，显现出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现象。

[45]2014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提出将已有的科技计划、专项和基金等整合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五类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

[46]1999年2月，科技部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联合下发《关于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等文件，要求煤炭局、冶金局、有色金属局、机械局、石化局、轻工局、纺织局、内贸局等10个国家局所属242个科研机构自主选择改革方式，包括转变成科技型企业、整体或部分进入企业和转为技术服务与中介机构等。经国家批准继续保留事业单位性质的少数科研机构，也要引进科技型企业运行机制。2000年7月，科技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建设部等11个部门（单位）所属134个科研机构转制方案的通知》，决定将134个科研院所与原来的主管部门脱钩，大部分进入企业或转成企业、中介服务机构。200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强调，确立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

[47]2005年12月30日，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给出了量化目标：到2020年，建成若干世界一流的科研院所和大学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研究开发机构，形成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5位。

[48]这意味着，中国发展的驱动力将主要来自科技创新，而不是资金、劳动力和资源等要素的数量投入。

[49]1957年，在聂荣臻与苏联政府代表就国防技术援助的谈判难以达成共识时，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向中国提供国防新技术资料和样品。之后，毛泽东答应去莫斯科出席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示对苏联共产党的支持。这样，1957年10月15日中苏代表在莫斯科秘密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

[50]鉴于苏联撤走专家反而使中国人更加自立，毛泽东曾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51]这项特殊的工程在毛泽东的直接支持下立项，曾得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属于不多见的成功的“跃进”。1960年，在因资金困难而可能终止项目时幸得周恩来批款支持。

[52]制造技术进步的事例还有不少。例如，1966—1976年完成了3万吨模锻水压机等9套大型成套设备，制成了高精度精密机床、冷加工成套设备、年产700万吨的大型金属露天矿设备、年产150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成套设备、年产250万吨的炼油厂成套设备、年产合成氨6万吨和尿素11万吨的化肥设备、20—30万千瓦的水力和火力发电成套设备、2.5万吨级轮船，等等。

[53]科学院归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具体与科学院联系的是1951年底成立的中宣部科学处。有关科学院的一切重大决策，都事先通过中宣部传达给科学院党组，再通过科学院党组在全院贯彻执行。科学院的重大事项要交院务会议通过（张稼夫，2003）。1950年中宣部就向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了解如何管理科学工作，怎么在各学科中确立研究总方针，怎么团结科学家等（李真真，1993）。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建立参考了苏联的经验，但没有完全照搬，比如实行学部委员制，而不是院士制。

[54]1955—1965年，中国科学院共招收研究生1 518名，是全国研究生招生总人数的11.2%。

[55]1958年9月20日，聂荣臻副总理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这所新型大学的特点：“这种大学和研究机构结合在一起，选拔优秀高中毕业生，给以比较严格的科学基本知识和技术操作训练，在三四年级时，让学生到相关研究机构中参加实际工作，迅速掌握业务知识，加快培养进度，以便在一段时期内使祖国最急需的、薄弱的、新兴的科学部分迅速赶上先进国家水平。”

[56]当时的校名是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2000年底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1978年招收首届1 529名研究生，占当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总数的14.3%。学生上课主要在研究生院，研究工作主要在相应的研究所跟着导师做。

[57]中国科学院与德国马普学会、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俄罗斯科学院、意大利国家研究理事会等国立科研机构都采取建制化的研究所体制，其研究所有诸多共同特征，但又各具特色。

[58]关于苏联援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情况，参见张久春和张柏春的文章（Zhang J C et al，2007）。

[59]1927年丁道衡随中瑞科学考察团途经内蒙古草原时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矿，并把采集的铁矿石标本交给何作霖。何教授判断其中含有稀土元素，经严济慈帮助做光谱分析，1932年证实矿物中存在稀土元素。20世纪50年代，白云鄂博铁矿成为包头钢铁公司的原料基地。

[60]中国科学院拥有诸多大科学装置，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海光源、天眼等。

[61]1981年5月，谢希德、曹天钦等89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期间联名致函中央领导人，建议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设立面向全国的科学基金制。该建议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并迅速获批，1981年设立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张存浩等，1999）。1986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委员会升级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其任务为“有效地运用科学基金，指导、协调和资助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发现并培养人才，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

[62]1986年3月3日，针对美国“战略防御倡议”，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和杨嘉墀联名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3月5日，邓小平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为此，国务院先后召开7次会议，组织124位专家分成12个小组，对建议进行反复讨论和论证，形成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在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获得批准（汝鹏等，2010）。

[63]产业部委管理高等院校，使高等教育服务于行业发展。例如，重工业部在1949—1952年组建了东北工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和中南矿冶学院这3所高等冶金专业学院，在其他大学中也设置了一些冶金专业。1957年，全国各冶金研究机构的人员比1952年增长了413%（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1960）3。

[64]例如，清华大学1958届的毕业前实习就安排学生参加上海三轮汽车的设计和试制，或参加南京汽车厂1.5吨载货汽车的设计等。

[65]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并不想向苏联“一边倒”。1956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各部汇报时表示，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薄一波，1991）484不过，由于西方国家未解除对华经济技术的封锁，学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愿望不易实现。

[66]留苏研究生、大学生和进修生主要分布在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莫斯科石油学院、莫斯科钢铁学院、莫斯科地质学院、莫斯科航空学院、莫斯科矿业学院、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等几百所高等院校和实习单位。大部分的实习生主要分布在苏联科学院各研究所和许多工厂。为了实施“156项工程”和其他援建工业项目，苏联有关单位为中国培训了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包括厂长、总工程师、工程师、车间主任、工段段长和工人。

[67]1968年12月，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此后，每年都有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可以说这是一种逆城市化的现象。

[68]从高考恢复后录取的学生在大学学习的情况看，1977年之前比较普及的小学和中学教育是有成效的，学生们学到了不少基本知识。在“文革”中，学生学的知识较少，故未受到应试教育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