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高等院校办学模式主要模仿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学校，比较重视通才教育。1949年，中国共产党开始接管原国民政府所属的高等院校，并考虑学习苏联的经验。不过，1950年私人团体和教会团体仍然控制着近40%的高等院校（费正清，1990）76。到1952年末，大多数外国教师和行政人员离开中国，私立学校被取消或改组。

1949—1951年，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高等学校进行了局部调整，并分化出或者说新建立一些工科院校、文理科为主的综合大学等。例如，1950年9月以原东北大学工学院为基础成立了东北工学院。截至1951年10月，全国高等工学院增加到42所，设有工程系科的大学有6所，工业专科学校17所。这些学校共有42种系和14种专科与专修科，学生共有1.2万多人（苏渭昌等，2000）93。当时工科院校中存在诸多问题，如：（1）地理分布不合理；（2）系科庞杂，人才培养不够专精；（3）学生数量不能适应工业建设的迫切需要。为改变这种局面，教育部、重工业部和燃料工业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进行了多次协商，并经政务院批准，最后拟订了改革方案。1951年，教育部制定了《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并于同年11月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研究调整问题。

1952年5月，教育部决定参考苏联的办学经验，发展综合大学和专门学院，重点是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力量。是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高等教育部（简称高教部）。9月24日，根据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在苏联专家的直接参与下，高教部参照苏联的教育体制或者说办学模式，以华北和华东两区为重点对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这一举措很快影响到华北和华东以外的省区。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召开各大行政区文教委员会主任会议，讨论教育界存在的缺乏计划性、与经济建设协调不够等问题及其解决措施。会议提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集中力量搞好高等和中等技术院校的调整和管理，为经济建设培养人才。1953年，全国高等院校的调整完成了3/4（曾昭抡，1953）。1955年，在修订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中央提出高等教育必须配合国民经济发展，学校分布应避免过于集中。于是，沿海地区的一些高校同类专业迁入内地，同时以某些内迁的专业为基础，新建或扩建部分学校，使内地高校的数量显著增加，办学质量得到提高。院系调整的主要做法是，除保留部分以文理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口分类组建工、农、医、师范等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合并或增设系和专业；大多数省份都有一所文理综合大学以及工、农、医、师范等专门学院，高等院校在地区布局上趋于均衡。通过这样的调整，原先的通才教育和国家较少干预的欧美模式基本上转变为专业教育和受国家计划影响的苏联模式（董光璧，1995）3，填补了一些学科领域的空白，改善了高校布局的地区和专业不平衡的状况（韩晋芳，2015）。

院系调整的一个重点目标是发展工科教育，以适应工业化建设的迫切需要。经过院、系和专业的分类合并，组建了文理综合大学、多学科工业大学，以及钢铁、矿业、地质、机械、航空、农学、医学、师范等专门学院，它们分别划归中央政府的产业部委或高等教育部管理^[63]。院系调整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调整专业设置，根据专业拟订系统的教学计划，将几种性质相近的专业组成系。1952年后，各高等院校的系和专业逐步增加，学科分得很细，由一级学科细分出许多二级学科。1957年以后，一些重点大学扩大无线电、流体力学和固体力学等专业范围，开办计算机、空气动力学、计算数学等专业，以适应发展尖端技术的需要，这与十二年远景规划的要求是合拍的。

到1957年，全国院系调整基本结束。在调整过程中，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的工学院被大幅度地改组。北京大学的工学院、燕京大学的工学院各系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改为多科性的工业高等学校，而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工学院和津沽大学的工学院并入天津大学。浙江大学改为多科性的工业高等大学，其文学院并入其他大学。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的工学院独立成南京工学院。按照类似的思路还调整成立了一些行业性比较强的单科性学院。例如，武汉大学的矿冶工程系、湖南大学的矿冶系、广西大学的矿冶系、南昌大学的采矿系等被调整出来，合并成中南矿冶学院；原交通大学、大同大学、东吴大学、震旦大学、江南大学和山东工学院化工系或专业被调出，合并成华东工学院，下设无机工业、有机工业和化工机械三个系；以清华大学石油系为基础组成北京石油学院，以清华大学农业机械专业为基础成立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以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和四川大学等8所院校的航空系为基础，组建成北京航空学院。1952年之后还陆续成立了一些新学院，做了进一步的布局调整。例如，1953年成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55年成立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1956年交通大学的主体由上海迁往西安。1960年，中央决定将全国重点高等院校增加到64所，其中综合大学13所、工科院校32所（中共中央，1996）。

经过调整和发展，工科学生占全部大学生总数的比例从1946年的18.9%上升到1952年的35.4%，高踞各科学生人数之首（曾昭抡，1953）。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拟招收新生5万名，其中工学院（本科生、专修科以及专科学校）招收29 500名（苏渭昌等，2000）94。事实上，1952年全国高级中学毕业生只有36 000名，即使全部投考高等学校，还缺14 000名左右。故高等教育部决定，从在职干部或其他人员中抽调年龄较轻、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员补足此数。此后，工科学生占总学生数的比例继续上升。(www.daowen.com)

高等院校在改革中普遍建立了苏联式的教研室或教研组，推行苏联式的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以及与课程相对应的教学大纲。每个系之下设一些教研室。教研室把性质相近的课程的教师或研究人员组织起来，使他们在工作上互相配合，确保他们按照各专业的教学计划备课、授课，还负责研究和推广新的教学方法，领导研究工作和研究生培养工作（费正清，1990）209。教学计划规定每学年的教学时间和假期，要讲授的课程及其顺序，每周每天的学时数。教学大纲则明确规定教学的具体目标，学年和学期细目，教材和课时等。为了满足新模式下的教学需要，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材被大量翻译成中文。相应地，中学以上的外语教育从教授英语或其他外语改为教俄语，俄语成了第一外国语。

工科院校的培养目标如清华大学所规定的那样，要培养通晓基本理论，并能实际运用各种工业技术知识的工程师（中国汽车工业史编审委员会，1996）。要求学生到工作岗位后既能很快胜任实际工作，又具有发展潜力。工科教学计划规定学生必须参加教学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前实习，实习内容丰富。学校鼓励研究课题与学生毕业设计相结合，与工厂需要相结合^[64]。毕业生按照计划管理制度，由中央政府主管部门或省级主管部门负责分配到相应的行业去工作，能比较快地适应工作要求和环境。

中国还试图效仿苏联的研究生教育，于1955年试设高级学位制度。中国科学院和一些大学招收了一批研究生，培养目标类似于苏联培养副博士。当时，全国能带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大约只有2 000人，大部分集中在教育系统和产业部门（聂荣臻，1984）793。有些大学请苏联专家直接帮助指导研究生，特别是中国比较薄弱的应用科学和技术专业的研究生。另外，在发展高等技术教育的同时，中国政府借鉴苏联经验，开办了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等，形成不同层次的技术人才队伍，为工业化建设培养了初级和中级技术人员。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选择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遣留学生^[65]。1954—1956年，留苏学生达到空前规模，共派出5 853名。1960年之后，留苏学生锐减到数十人。据统计，1950—1958年向国外共派出留学生16 152人，学成归国的有9 074人（国家科委党组等，1996）。来自中国驻苏联使馆的数据表明，1951—1958年中国向苏联共派出7 493名学生，其中69%学工科，10.6%学理科，6.9%学农林，3.4%学医学（中国科学院干部局，1960），重点学习国家急需的、应用性强的专业，包括国防尖端专业。学生的层次和学习期限差别较大，分为大学生、研究生、进修教师、进修生、实习生和专科生等^[66]。他们学成回国之后，填补了国内科学技术领域的一些空白，承担起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科学研究等重要任务，在远景规划和苏联援建项目的实施及国家其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一五”时期的高速发展，专业人员数量增长较快。1955年底，高等院校毕业生增加到21万余人（薄一波，1991）500。据估计，1956年初全国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和其他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大约有10万人；在高等院校有4 200名教学人员，教授和副教授只占17.8%，讲师占24%，助教占58.2%；各级工程师只有31 000多人，而高等院校毕业的技术员有63 600人（周恩来，1994a）。到1960年，中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数量增加到190万左右，其中具有大学毕业以上程度的大约只有40万（聂荣臻，1984）793。

为了执行援建项目和克服人才短缺，苏联向中国派出专家和顾问，从事为期一般不超过两年的工作。截止到1959年10月，据官方估计，前十年苏联先后派经济和文教专家10 800多人来华工作，其中技术专家占了很大比例（周恩来，1959）。他们帮助中国完成冶金、机械、化工等工业援建项目，发展国防尖端、电子、自动化、计算机、航空等急需和薄弱的学科，建设实验室、教研室等机构，解决科技和管理问题，开设新课程，制订规划和计划。苏联专家的工作得到了中方的肯定。毛泽东曾在1958年7月底向赫鲁晓夫表示，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有90%多是正确的（费德林等，2001）。